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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祸而哀痛不已（第1页）

§为人祸而“哀痛不已”

皇上驾崩，挚友辞世，怎一个痛字了得？

自清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起，曾国藩命由湘来营效力的曾国荃进驻集贤关，拉开围困安庆的序幕。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围城两年的曾国荃终于向安庆大举发动进攻，一举克复安庆外围菱湖，“毁贼垒十八座……一律踏平，杀贼八千，徽州克复，祁门等处平安”[1]，锋芒直指安庆。

安庆为金陵的屏障和门户。安庆若失，则金陵必然有虞。

闻之安庆危机，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亲率十万之众驰援，直扑曾国荃背部，希望以此能解安庆之围。陈玉成指挥太平军向曾国荃部连续发起六昼夜的猛攻，均遭到曾国荃的拼死抵抗，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不得已偃旗息鼓。

八月初一早上五点多钟，曾国荃所部把地道挖到了安庆城北门下，填上炸药，轰倒了北门城垣，扑进城去，残杀太平军将士两万余人。情急之下，太平军慌不择路，纷纷跳到江内、湖内逃生，却遭到湘军水师的疯狂截杀，没有一个人幸免。至于那些老弱妇女等，也遭到“擒缚”。

此时，驻扎在湘军后濠之外的陈玉成，眼睁睁地看着安庆陷落而无计可施，只能“列队远望，其胆已破，渐渐退去”[2]。

自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安庆至今日夺回已逾九载，湘军数次企图夺回这座重镇却屡遭败绩，颜面无存，备受耻辱。而今天一朝克复，令曾国藩欣喜不已。

曾国藩是八月初一掌灯时分接到讯报的，不由仰望苍天，感慨万千。此时，但见天空中“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以为非常祥瑞”[3]。三个月前的预测，果然应验了，曾国藩喜曰：“国家中兴，庶有冀乎！”[4]

拿下了安庆，距离攻克金陵的日子不远了。曾国藩心里有底数了。

攻克重镇安庆，朝廷自然少不了奖掖。身为统帅的曾国藩在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外，被著赏加太子少保衔。立有破城首功的曾国荃，被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并赏穿黄马褂。一时间，哥俩儿集军功、恩宠、荣耀于一身，好不得意。

安庆之战后，湘军犹如天助一般，摧城拔寨，连战连捷，一举“肃清”江西。据《曾国藩年谱》记曰：“凡公部诸军所向皆捷。”尤其是那位被朝廷誉为“智勇兼施”的曾国荃更是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完全处于一种打疯了的状态，其锋头直指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陵。

就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取得一连串重大军事胜利、全军上下气焰嚣张之际，一个个的人祸从天而降，不期而至。

先是咸丰帝“龙驭上宾”，正在残喘之中的大清国一时塌了天。

咸丰帝是一个苦命人，从登上龙位那天起就饱经内忧外患，没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登基伊始，初登大宝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湖南新宁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湖南的事儿还没处理利索，太平天国运动又爆发了。自此，一共活了三十年、在位十二年的咸丰帝，就与太平军不离不弃地纠结在了一起。清咸丰二年（1852年），势如洪水的太平军杀出广西，一路凯歌高奏，连克湖南、湖北等州县，再克湖北武昌、江西九江、安徽安庆、江苏南京、扬州等地，并出师北伐，锋芒直指京师，眼看大清国的二百年的基业摇摇欲坠，大厦将倾。

为力保祖宗的基业不失，咸丰帝可谓殚精竭虑，寝食不安，无一刻不心急如焚，无一日不“宵旰东南”。

咸丰帝一方面派向荣、琦善等在南京城外孝陵卫和扬州分别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妄图围困金陵和扬州。另一方面，命悍将僧格林沁驻守中原，阻止太平军北进。与此同时，命令各地方汉族官绅团练乡勇，保护乡梓，抗拒太平军。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以团练大臣的身份粉墨登场，开始其军事生涯的。

然而，由于清军昏聩无能，上述筹划大都化为了泡影。在江南，清军苦心经营的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屡被太平军破灭，致使围困计划流产。在江北，太平军联合捻军作战，把僧格林沁死死缠在中原而无法脱身，最终战殁沙场。在清军即将全面溃败之际，只有半路出家的曾国藩还算一枝独秀，与太平军苦苦相搏，经年鏖战，总算没有让江南易主。国内烽烟遍地，而外国列强又乘虚而入。英、法侵略军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清咸丰八年攻占天津大沽炮台，威胁北京。清廷被迫与英、法、俄、美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又至上海，与英、法、美分别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之后，侵略军退兵。清咸丰九年，英、法侵略军再次挑起衅端，遭到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反击。次年，英、法联军再陷大沽炮台，迫近北京城，逼得咸丰帝不得不逃往热河避难。最后，以英、法、俄三国强盗分别逼迫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后才偃旗息鼓，住手罢兵。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驾崩。此时，距离曾国荃克复安庆仅仅相差十几天的光景。

对于曾国藩来说，咸丰帝始终是他心中一个无法言说的痛。正是这个无法言说的痛，让曾国藩踌躇百转，郁积于胸。要说圣眷，仅仅就是在清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帝放了曾国藩一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而曾国藩由于母丧，也没能完成那次江西乡试的主持工作。而曾国藩“自己亥之冬入都供职时有馀年，由翰林七迁至侍郎，眷遇甚隆”[5]这些荣幸，都是道光帝赏赐的，跟咸丰帝没有一毛钱关系。要说咸丰帝，除了只知道催命而不讲道理，办事抠搜而不爽利外，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曾国藩刻骨铭心的了。

曾国藩永远都不会忘记，正是这个咸丰帝，把堂堂二品大员曾侍郎放在一个官不官、绅不绅的团练大臣的位置上的，弄得他处处为难，尴尬至极。此外，咸丰帝还乐意瞎指挥，不仅在不明了前方局势的情况下，逼迫曾国藩出兵，有时还直接调动部队、规定部队行动方向。最让曾国藩烦心的就是咸丰帝的吝啬，只要求曾国藩去干这干那，就是不给予实权，使曾国藩常常处于要兵没兵、要饷没饷、要根据地没根据地的被动局面，逼得曾国藩三番五次寻找借口变相逼宫。而咸丰帝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除了用语言忽悠曾国藩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这让曾国藩伤透了心。直到咸丰帝临死的头一年，也就是湘军已掌握东南军事上的主动权后，才授予曾国藩以督抚实职。但不管怎么说，咸丰帝最终还是把曾国藩擢拔到了一品大员的行列，总算没有让曾国藩白忙活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