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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尽管心苦也要尽力去做好事（第1页）

§40。尽管心苦，也要尽力去做好事

我的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午，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田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避让？”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

关于这第一条的“用意何在”，吴永说，他当时听了，“殊不甚明白”，但他仔细推敲，一般地讲，天下大事在局外议论呐喊，益处不大，必须亲身加入，挺身负责，才有成就事业的希望。吴永肯定老翁“躬自入局”，算是对这个故事的深意的一种理解。近有人说，这个故事说明了心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这也是一种理解。其实，曾国藩说的“挺”，是刚强坚韧之谓，儿子与京货担子站着、挺着。他们强则强矣，韧则韧矣，可是谁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惟有老翁婉言相求，又欲亲自脱鞋下水，却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对京货担子的“恕”，和自己委身下人的“忍”，使他顺利地达到了目的。曾国藩把这种忍让的“柔道”包括在他的《挺经》中，不仅说明处事必须刚柔互用互济，而且进一步说明，外表的柔，有时正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形式的表现。从这一故事看，曾国藩的“挺经”确是“守身用世”的宝诀，可惜其他十七条已不见传。

不难看出曾国藩崇尚“自强者每胜一筹”的道理。正如他所说：

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斗智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失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任何时候，强者生存，为达尔文所说：“适者生存。”

可见曾国藩的求强之道，是一种生存之法。

§§§40。尽管心苦，也要尽力去做好事

心力憔悴的曾国藩第二次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后，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条自宽自勉，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

《孙子兵法》反复强调尽心尽力才会取胜的道理，这也是成大事的几种保证。

王□运作《湘军志》，读曾国藩文集及日记，常夜不能寐，说“曾侯心实太苦”。曾国藩在攻克天京前艰苦卓绝，即使晚年以病弱残躯，仍为支撑将倾的晚清大厦殚心竭力。他再任两江总督即如此。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十月十五日离开京城，经河间一路南下。矛盾复杂的心绪实在难以按捺，“思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者，为之局促不安，名负重疚；老年位高，岂堪常有咎悔之事”！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十三日抱病抵达金陵两江督署，次日接印视事。他虽然脱离了是非之地，但仍在政治的漩涡中苦苦挣扎，难得片刻的安宁。江宁本来是他经营多年的老窠，但此次很不光彩地回来，不时受到舆论的抨击，讥讽之词时而在他的耳边响起。同时，他在官场中也愈来越不得意，时常受人白眼，这就使他的心情更加郁郁不乐。他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

心力憔悴的曾国藩第二次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后，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条自宽自勉，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正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同年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稍好一些，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

就是在身体状况很差的情况下，曾国藩仍力图有所作为。尤其是希望把久经战乱的江南重建起来。李鸿章在比较曾国藩在直隶与江南的治政时说：曾国藩办理政事，住在江南的日子多，在直隶时少。只就难易而言，管理直隶实在比管理江南困难。曾国藩的弟子吴汝纶也说：“过去曾国藩受命治国，南到江南，北到京城附近。曾国藩在江南，歼灭乱寇，捣毁巢穴，再造天下，还原归本，百姓更生，功劳很大。而且前面没有因袭的，自己为之，好比拿把锋利的刀去割软的东西。至于京城附近则不一样，京官很多，事情从上而来，规章设置很久，官吏懒惰，积习难改，曾国藩又执政时间短，收敛智勇，投合原有的做法，凡是经画的，都是地方官吏熟悉的，没有标新立异。只有精心积累，洞察秋毫，事情过去了精神原则仍在，终于能扭转视听，一下子大变，去旧习，开维新之风。

人都有缺欠，连圣贤也难免犯错误。同时，世间只有人是最善变的，人心是最难测的。曾国藩说，天底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没有一成不变的小人。

被李鸿章、吴汝纶称颂不已的治政，从曾国藩在总督任上所作的《劝诫州县四条》和《劝诫委员四条》上更可见一斑。

如《劝诫州县四条》说：

第一，治理署内要端正根本。宅门以内分为上房、官亲、幕友和家丁。头道门以内分为书办，差役。这六个组成部分都是署内的人。当官的要想治理好这六部分人，必须先治理好自身。凡是涉及银钱财务账目的，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没有不能对人说明的地方，这样身边的人就不敢随便取用，因此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种人都可以治理好了。凡是文书、案牍，没有一项不是亲自检查的，那么承办的人就不敢舞弊，这样书办、差役二种人都可以治理好了。

第二，执法严明清理诉讼。管子、荀子、文中子的著作，都认为严格执行刑法是正确的，反对宽赦。子产治理郑国，诸葛亮治理蜀汉，王猛治理前秦，都采用严明刑法使社会平安。作为州、县官，如果尽心于民众事务，是非不能不分辨清楚，对案件的审理不能不迅速结案。既然要求迅速结案，就得从严惩治恶人，给好人伸张正气。这不是肆虐，除去萎草才是爱护禾苗，除去恶霸才能安定良民。假如一个案件送到署里，不能做出很快的审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表面上看似宽厚仁和，实际上是糊涂，是懒惰，是纵容奸恶危害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