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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融资难的根本出路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企业融资难已成痼疾，虽然很难治愈，但也并非绝症。除了前面所说的政府要把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当做分内职责、承担部分融资成本之外，以下五管齐放有望收到实效：

贷款风险控制

但凡融资都会强调风险可控，互联网+融资也不例外。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资金安全和可控？在我国，面对互联网金融和融资的蓬勃发展，有关部门的监管并没有及时跟上，所以走过一段弯路。

虽然中央银行在2014年3月就发布了《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可是直到2015年7月31日才正式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试图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账户管理、客户权益保护等作出详细规定。不用说，其初衷正在于防范金融风险。该办法出台后，民间普遍认为这会牺牲良好的用户体验、在网络支付上造成巨大不便，甚至有人担心会不会“一管就死”。

中间为什么会间隔这么长时间呢？说到底，这就与2015年六七月间的股市暴跌有关。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股市疯涨，其一大因素在于配资；而直到股市暴跌、清理场外配资时，政府才领略到杠杆和HOMS[1]系统等互联网金融技术的厉害，尤其是境内外资金联动发力的厉害。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社会普遍认为这是对互联网金融的重大打击。为了应对巨大的舆论压力，中央银行不得不在8月1日凌晨就出面进行澄清。而在其背后，我国确实还不敢有信心地宣布金融风险基本可控了，而只说资金可以进行正确配置、推动实体经济优胜劣汰。

显而易见，这样的改革会让银行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根据该办法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通过计算机、移动终端等电子设备，从事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等网络支付业务时，个人客户每天累计限额不得超过5000元，全年累计不得超过20万元，超出部分应当通过银行账户进行办理。

那么，这5000元、20万元限额又是怎么来的呢？中央银行解释说，这一数据是对国内典型代表性支付机构2014年网络支付大数据运算分析得到的结果，能够满足绝大部分人的要求。而既然只能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那么必定还有一小部分人不在其中，并且这些人主要是那些全年支付额超过上述限定的高端客户；他们要想不影响业务也行，那就只能通过银行转账，所以接下来银行卡的重要性将会上升，而这正是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无论是借记卡还是贷记卡，都可以确保风险可控；可是，互联网+融资等第三方网上支付系统就很难说了。

举个例子来说。在支付宝模式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闭环交易体系，不受中央银行控制，甚至可以说是“第二中央银行”。当卖家把钱通过支付宝付给买家时，看起来是已经实现了资金转移，可是对于支付宝来说，则是从自己的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支付宝在银行账户中的数额并没有发生变动。这样做，虽然能提高结算效率，可是这种闭环交易脱离了银行的控制，容易形成灰色地带。在这里，有没有风险或风险大小完全要靠它自律。

以上还只是仅仅举了一个资金清算的例子；不用说，互联网金融此外还有更大的非消费性支付链接，如小贷功能、理财功能等。这些地方都可能会成为庞大的资金配置中心，从而有数额庞大的资金沉淀下来，并且在事实上具有某种垄断地位。[2]

由此可见，中央银行推出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金融风险可控、反洗钱、堵塞税收漏洞，还能重拳打击那些风险控制得不好的闭环交易体系，给互联网金融以更多管控。这项工作做好了，当会有助于解决企业融资难。

抵押和担保

许多融资难的表象在于找不到抵押或担保，而这在银行或金融机构眼里，就会担心缺乏偿还能力。这一点很好理解，却又是融资难的症结。

融资，说穿了就是借钱。借进来的人叫借款人，借出去的人叫贷款人。贷款人为什么要把钱借给借款人哪？主要就是基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即使彼此之间是熟人、亲朋好友，也是如此。如果借款人根本就没有偿还能力，贷款人是不会把钱借给对方的；如果彼此关系实在好，可能会“送”（赞助），这时候为了顾及对方的面子，也会托称是“借”（例如“就算借给你好了”），但这显然不是我们这里说的融资概念。所以能看到，银行放贷款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这样，矛盾就来了：

借款人需要借钱，可是银行怕他还不起，所以不肯借给他，这就必然会造成贷款难。民间借贷也是如此，穷人是很难借到钱的；富人包括亲朋好友即使有钱，宁可存在银行里拿利息，也不肯借给他，而是会以各种理由加以搪塞。

贷款人也许话不会说得过于难听，说，现在我把钱借给你，你将来还不起怎么办？更多地会拐个弯想方设法要对方拿东西来做抵押，这就是抵押和担保贷款的由来。贷款人心里在想：到时候我谅你也还不出，这样，这些抵押物就只好由我来处理了。

相反，有钱的人不需要借钱，银行却整天围着它们转，对他们大方得很。很多企业的项目就是在银行这种“纵容”下开工的，结果投资打了水漂，同时也给银行造成坏账。但因为银行原本贷款给这些企业的时候，这些企业很景气，所以即使造成坏账信贷员也都没有责任；相反，如果企业一开始缺乏偿还能力（大多数借款人都属于这种情况），银行再借钱给它们造成了损失，相关领导和经办人就怎么也说不清了。

所以，如果有政府或保险公司为借款人出面担保，这一矛盾就解决了。

健全的监管体系

融资难的存在，与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监管体系有关。换句话说，如果监管体系到位，借贷双方彼此对未来有良好预期，融资行为就容易发生；相反，如果彼此都对未来感到有太多的不确定，则会抑制融资行为。

从互联网+融资2013年刚刚开始兴起之时看，当时正是我国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阶段，各项监管体系并不到位，这就大大增强了对银行存款的虹吸效应。相反，在监管体系健全的美国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一方面是，美国互联网+融资的市场要素定价已经实现市场化；另一方面是，美国金融市场对各类金融业务的监管更为健全和完善，原本就大体上涵盖了各种互联网+融资模式。换句话说，美国不是没有互联网+融资，而是在这一块并不存在明显的监管空白。

对照我国，当互联网+融资蓬勃兴起时，一方面，因为其出现相对突兀，相关法律监管一时没跟上；另一方面，因为我国采取的是金融分业监管，跨地区、跨部门、跨体系的互联网+融资与传统融资渠道属于“两张皮”，所以套利空间被大大放大。

这又是怎么造成的呢？这就要从根源征信体系欠缺来说了。在国外，征信体系高度发达，所以金融系统可以对几乎所有企业和个人做到“一视同仁”。可是在我国，征信体系的不发达，使得金融机构很难找到小微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更由于信用数据的排他性，拥有小微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的只能是一些大银行。别人对你的信用状况不了解，当然就不会轻易借钱给你；如果你真的要借，那好，“拿抵押来”，这就必然又推高了融资成本，并且降低了成功率。

所以能看到，直到现在我国的互联网+融资行业依然混乱，“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监管机构。”当然可以说，这是所有创新行业开始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可谓“前进中的乱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规范措施必然会逐步跟上来，这样的乱象会逐步减少直至消失。例如，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10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就在这一顶层设计出台仅仅4天后，第一个细分行业的监管细则《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也在同月出台；更可相信的是，接下来银行业、证券监督管理行业的监管步伐也会紧紧跟上。而这就标志着我国互联网+融资行业发展将会进入一个监管明确的新阶段。

而实际上，这种发展趋势并不只是外部的要求。在此之前，一些行业龙头早就把自己各自拿手的兵刃立于堂前，希望能在这种有朝一日来临的规范化之前抢得先机，并成为今后行业整合中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