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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命运说 不（第1页）

§你对命运说：“不！”

一个忠告：你对命运说“是”，一切就变得不那么苦。——《绿宝石的眼睛》

我在一天时间里，从日本到印度，又经西欧、东欧，再横越太平洋到美国，把个拥挤的地球，急匆匆走了一圈。

我没有乘坐航天飞机或运载火箭那种现代交通工具的机会。我只是用我的眼睛，从一排排变成了中国方块字的小说译稿上，兴致勃勃地走过去，像小时候跳格子，或是像坐火车时望着车厢连接处下疾驰而过的铁轨枕木。我发现世界上凡有火车的地方，车厢车头可以千奇百怪，但那作为铁路基础的枕木，其坚固的程度几乎无一相异。我环绕它，巡视它，无论在地球哪个遥远的角落，我都听见那个固执的声音对命运所作的回答。

那是一个由女人自己塑造的地球，这颗太阳系中惟一有生命居住的行星。我不认识天涯海角那些肤色、眼睛、头发各异的女作家，我只看见一颗颗女人的心。那是浸透了苦难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果实，也许它酸涩，也许它泛淡，但我知道它们每一颗都饱含爱的浆汁。

女人从来用自己的心写作，一个男人说过。那也许是最自然的、最自由的写作动机与境界。心，是一湾温柔的湖、一泓清澈的潭、一片澎湃的海。当你远征去、凯旋归，当你踌躇满志，当你筋疲力尽，你都会不顾一切地投向它的怀抱，洗涤你落满伤痕、尘土的身体和灵魂。女人的心灵是一块奇妙的再生之地——生命、希望、力量和爱情。

她自己或许变成了一页页稿纸、一本本杂志，用那些被男人垄断了几千年的文学，在蓝汪汪的大洋里，拼出自己的陆地，拼出一个自己的五大洲。应该说没有女人是不会有“人间”的。那么没有女作家呢？很多个世纪以前，谁是第一块从海底升起的礁石？（班昭昭？蔡琰？）那个跛足的文学巨人瘸着一条腿走了许多年，终于走不动了。他说被历史锁在他脚脖上的女人，用千年的泪水锈蚀了它的铁鞋，露出苍白而健全的脚趾。她们说她们原来就是那另一只脚。

从此那一只脚落下的地方，就有了自己的脚印。她们不再按照男人的意志来解释、理解这个世界。她们本来就是为了创造而降生的。那些个易感的心灵，束缚得太久，归还得太迟了。她们生来是为了创造——创造真实的人类和人类的真实。她们要证明自己。

于是便有了我“坐地日行八万里”，遥瞰的一块新大陆——面前这6篇不同国籍的女人所写的作品。

其实也许算不了什么新大陆，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写作技巧，或是语言、构思、人物，都没有我们期待的新玩艺儿，甚至也没有沾一点儿时髦的诸如新小说派、结构主义、魔幻现实的边边。它们是规规矩矩的良家女子，从生活的现实到现实的生活。平凡、琐碎得我几乎都失掉了兴趣。

在这个男人暂时被束之高阁的世界里，女作家们似乎永远在重复一个古老而陈旧的弱女子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生存、婚姻、晚年。爱情、事业、独立、平等。

不幸的女人和女人的不幸——难道这就是女性文学、女性作家们永恒的主题？

那个跛足巨人走得多么沉重、多么迟缓、多么犹豫啊。

会写字的女人。用字母、字块辛辛苦苦垒起的大陆，又被永不平息的大潮所吞噬。

我记得自己说过，我愿意首先作为一个作家。然后才是女作家。

信子两手捧着茶盅，透过窗子眺望那过午的大洋彼岸。

那年在庐山参加笔会。一日，听说有人找，以为会和什么老朋友重逢。门口却站着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30出头，神色恍惚。她抓住我的手，眼便湿了。坐下，无话。好一会儿，才知她专程从南昌追来，为了要同我谈些心里的话。心里的话多半不是什么快乐，周围的人，怕是没一个愿听，才专门要找作家。她有两个孩子，南昌有一个不准她看书交友的丈夫。自己在外地的工厂，回一次家，便要挨一次打。本来早可以“离”了，只是因为她多病，偏不能服用任何抗菌素，病倒了，无可救药。万一有三长两短，孩子留给谁去？想也不忍。广州有个十几年前的男友，主动来寻她，她偷偷去了广州，以为心里那十几年的债，可找着了主人，可是从广州回来，爱却不见了踪影。究竟离是不离？调是不调？爱是不爱？千头万绪，走投无路……我留她住了，要帮她出主意，却只是一个劲儿地问：“你跟你丈夫，到底过不过得下去？”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含糊其辞：“那孩子呢……”一同下山到了南昌，以后又通了一阵信，她最终还是自己同自己纠缠不清。我便几乎要对她发火，既然过得下去就不要抱怨，要抱怨就快下决心。她再没有回信。我有一阵很内疚。那时我才明白，做了母亲的女人为着孩子是这样犹疑不决的，我实在不是一个完整又标准的女人。

客居美国的日本女作家米谷富美子的《远方来客》，就是这样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一片女人的内心世界，细致得几乎不厌其烦。作者越是不厌其烦地描写主妇那种细碎、沉闷、辛苦的日常生活，平静记叙主妇对于自己同弱智的儿子、暴躁的丈夫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大洋彼岸的日本家乡的怀想，越是可见主妇无可解脱的困境。这种沉闷与琐碎没有惹恼克己宽容的女主人公，却终于惹恼了读者，使读者对这个本为自立而出走，远涉重洋同一个美国人结婚的女子，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家庭产生隐隐的同情。女主人公信子患精神障碍症的儿子从教养所回家度假，从此成为她家庭的“客人”，而信子又将成为这位“客人”、成为这个家、这块国土永远的“远方来客”。在信子与儿子、信子与丈夫、丈夫与儿子之间，处处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精神障碍，真是一个严肃而冷酷的嘲弄。在那个永远无法摆脱的矛盾中，信子作为母亲，或许是胜了；作为人，或许是输了；作为客，或许是麻木了。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仍会坚韧地活下去，为着她永远的义务和希望。

日本海，太平洋；日本面孔，美国身材的儿子；现代美国生活方式，日本的感情、心理；美国人的节奏，日本人的心态——交错穿插，一幅颇为新奇的画面。在渐渐品出小说中跨海越洋的地域差、文化差、时差、物差的微妙时，我开始感到小说在构思上有独特的尝试。

猫明白它不会再找一个家了，便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想起小时候上学去，总要在小巷子里路过一个小杂货铺，它专卖切好的甘蔗、老菱、荸荠什么的。一个瞎老太婆睁大着那双白茫茫的眼睛，一只手收钱，一只手摸摸索索地抓那些东西递给买主。常常有淘气的孩子把一个铜板或是圆铁片当硬币塞给她，一只手抢过东西就跑了。她不能去追，便使劲眨着白眼儿，把铜板朝着笑声处扔过去，骂一会儿，也就作罢。空下来，便拆一堆小山似的棉纱头……

我在江南水乡陆家湾插队的时候，外婆总是三天两头从镇上叫一只运货的小船，穿过两岸桑林密密的小港，到我住的村子里来给我送吃的。她有一只其大无比的绿搪瓷杯，里头装满了笋烧肉、煎鱼或是千层包子。后来我执意离开那地方去了黑龙江，她真的伤了心，有好几年时间不理我。我回家探亲，专门到舅舅住的灵隐上天竺去看她。她似乎忘了以前的事，还给我吃笋烧肉和鱼丸子。我每次走，她送我到楼梯口，我说声再见，她便低低地自语道：“明年回来，不知见不见得到了……”一年又一年，她送我，便重复那句话。终于有一年秋天，我收到家里一封厚厚的信，打开了，里头是一块黑纱。我在哈尔滨整整戴了一个月。等我再回杭州，楼梯口再没有她的声音了。又一年清明，我和妈妈专程到乡下去给她上坟，其实我知道，她并不是我的亲外婆，妈妈是她从育婴堂里抱来的……

赫蒂死了，死在那所空****的破房子里，两周以后才被发现。那只叫蒂贝的猫失去了保护人，最终也是与老妇相同的命运。赫蒂为了蒂贝而拒绝去养老院，在养老院里她本来可以活得久些（也许更短）。一个繁华的伦敦，对于赫蒂来说，是一个梦里的虚无。她惟一所有的，是那只捡来的猫。人类、家庭、子女早已背弃了她。这个世界上疼爱她、懂得她的，只有一只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