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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第1页）

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

一、鲁迅早期对儿童文学的倡导

儿童文学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之一，就是儿童文学从自身的实践中发展出了可以判断它自身的美学标准，或者说儿童文学有了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告知人们儿童文学的内涵、性质、功能、美学特征、体裁样式及其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关系等，它明确地宣告了“儿童文学不是成人文学的附庸，而是拥有主权和法则的一个独立大国”（高尔基语）。在早期的儿童文学倡导中，先驱者们从各自熟悉而有兴趣的领域，为儿童文学的出现拓荒耕耘。其中在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方面发生了深刻影响的、初步构建了“自觉期”儿童文学理论概貌的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这样四位新文化运动中的“巨人”。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樟寿，又名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1918）时用的笔名。鲁迅的儿童文学活动开始于1902年至1909年的日本留学期间。这一时期，他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1903）和《地底旅行》（1906），分别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和南京启新书局出版。鲁迅那时认为，像凡尔纳这样的科学小说“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但这两部作品既非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品，鲁迅译介时也没有给儿童阅读的意图。1906年，鲁迅对“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长篇童话——荷兰作家望·蔼覃的《小约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进行翻译的想法，将这部“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介绍给国人，他认为“只要不失赤子之心”的人，都会欢喜这本童话。这一时期，他还阅读了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时代铭记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获得了社会进化论的知识，坚信“将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年”，将救国兴邦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与此同时，他在河南留日学生办的杂志《河南》上接连发表了《人之历史》（1907）、《科学史教篇》（1908）、《文化偏执论》（1908）、《摩罗诗力说》（1908）与《破恶声论》（1908）五篇文言论文。在《人之历史》里，他宣传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接受了人类种族发生学说关于“个体发生实为种族发生之反复”的观点，成为他五四时期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所从事的社会批判的武器。在《科学史教篇》里，他推崇科学幻想，认为“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这正可以作他评价科学小说的注释。在《文化偏执论》里，他阐述在外国文化的接受问题上应该有“拿来主义”的辩证态度，主张“非物质”而“重个人”，指出要在天地间求生存，与各国竞胜负，“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将“个人”从“群体”中突出出来，重视人的“精神”建设，可为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先声。而《摩罗诗力说》则认为人类流传下来的文化史，那最有力、最能鼓舞人心的，当首推文艺。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求新声于异邦”，“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境界。《破恶声论》（未完稿）要破的是三种“恶声”：破迷信、破崇侵略、破尽义务（这一部分未完成）。表现了鲁迅“科学与救国”的思想。鲁迅这些最初开始文学活动时的文论，很好地表现了他的思想与主张，在这里也已经孕育着他对未来一代的期待，这期待后来变为“救救孩子”的呐喊，以及为了“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而对儿童文学的倡导与卫护。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它包括十位作家的十六篇短篇作品。其中有周作人译的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和王尔德童话《幸福王子》（即《快乐王子》）。但这也是鲁迅所喜爱并且译文还是经鲁迅校阅润饰过的。也就在这一年，鲁迅结束了历时8年的留学生活，回到故乡绍兴任教。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担任教育部佥事，同年5月5日随政府迁至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同时还参加了部属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先后任小说股股长及小说审核员。

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任科长期间，鲁迅对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十分关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利用自己编辑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进行儿童文艺的倡导；2．主持“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3．支持其弟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

《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创刊于1913年2月。在创刊号上，鲁迅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并于第四章《播布美术之方》中《研究事业》一节提出设立“国民美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建议将童话等具有儿童文学性质的体裁样式列入国家学术机构的研究项目，足见鲁迅对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通俗文学的重视。此后，他还在该刊译载了日本上野阳一所著的有关儿童教育、艺术教育与儿童心理的三篇专论：《艺术玩赏之教育》（刊第1卷第7册，1913年8月）、《社会教育与趣味》（刊第1卷第9册、第10册，1913年10、11月）和《儿童之好奇心》（刊第1卷第10册，1913年11月），由此可见鲁迅当年对于儿童以及儿童文学的理解与关切。

1914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旨在展示在蔡元培提倡下各省小学校所设置的图画、手工课的成果，以使儿童绘画教育进一步兴盛，从《鲁迅日记》1913年至1914年间的有关记载看，鲁迅实际上主持筹备了这届展览会，不仅展出期间亲躬其事，而且会后还与陈衡恪会同评选展品送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展览会。

1913年。3月31日，午后同夏司长及戴螺舲往全浙会馆，视其戏台及附近房屋可否作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场。11月6日，午后同稻孙布置儿童艺术品。

1914年。4月21日，午后一时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开会。4月26日，上午仍至教育部理儿童艺术展览会事，下午五时始归寓。5月3日，午后仍赴展览会理事至晚。5月17日，上午仍至展览会治事，下午六时归寓。5月20日，下午四时半儿童艺术展览会闭会，会员合摄一影。5月23日，上午开儿童艺术审查会。

更重要的是鲁迅还主持编辑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专刊（署“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辑”，1915年3月出版），不仅保存了有关该展览会的图片、文牍、章程、报告等详尽资料，并且封面设计和题字以及《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都出自鲁迅之手。在这篇不及千言的《旨趣书》里，言简意赅地反映了鲁迅的教育思想及其对儿童文学艺术教育规律的探讨和心得。鲁迅认为“儿童与国家之关系”是“十余年后，皆为成人，一国盛衰，有系于此”，因而要振兴国家，必须研究儿童。“研究儿童，为术不一，或察其体质，或观其精神。今儿童艺术展览会者，则审察精神之一端”，以“儿童所心营手造”，观其“知识之发达，好尚之所在，外物之关系，及士风之不同”，其目的“一在研究儿童，为改良教育之根柢；二在改良教育，即研究儿童之成绩”，最终以养成儿童“应有之德与智与美三者”。鲁迅相信，“平常儿童所制之物”，其“所以有研究之价值”，还在于儿童在“心营手造”之中，可以使“观察渐密，见解渐确，知识渐进，美感渐高”，其影响不仅使儿童“他日之有所成就”，而且足以“增益中国之文明，而与列邦齐轨”，实“有裨于中国之将来”。这表明鲁迅在思考“儿童艺术”问题时，就是将“儿童与国家之关系”联系起来考虑的，而在具体研究儿童时，又体现出可贵的“儿童本位”思想，坚持依据儿童之“心营手造”来“研究儿童”，“体察儿童之精神”。在此两者，又无疑为中国的儿童研究和儿童文学建设开拓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实主义道路。

在《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里，还附录了鲁迅译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和周作人译的《儿童之绘画》。《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是鲁迅从日本高岛平三郎所著的《儿童学纲要》（日本儿童学会编辑，1912年出版）中节译的，篇幅有两万字左右。《鲁迅日记》1914年11月27日记有：“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讫。”《儿童之绘画》是周作人从美国张伯伦所著的《儿童：人的进化的研究》中选译的。这两篇译文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对外国儿童学所作的译介，也足见周氏兄弟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方面的共同兴趣及其相互支持。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其弟周作人也已从日本归国，在故乡绍兴任教，业余从事儿歌童谣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与鼓励，鲁迅将他从友人处听到的地方儿歌，抄寄给周作人，用小字标明该儿歌的流传地域，还作了若干注释与考订，如其中有一首安徽儿歌：

车水车水。车在杨家嘴。

杨奶奶。好白腿。

你走你的路。

我车我的水。

你管我白腿不白腿。（安徽省。据云下等社会小儿唱之，然不似儿歌也。）

由此可见鲁迅对流布于民间的儿歌童谣的珍视与关切，以及对其弟研究工作的支持与鼓励。鲁迅还将周作人写好后没有地方发表的童话论文《童话研究》与《童话略论》分别发表在第1卷第7期（1913年8月）和第1卷第8期（1913年9月）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从在日本留学期间共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到回国后相互间的默契与支持，不仅可见其“兄弟怡怡”的情态，还可以想见长兄鲁迅对其弟周作人的影响。其实有很多资料也说明，那时周作人是将其兄鲁迅当做榜样来追随的。

鲁迅上述的儿童文学活动，在辛亥革命仍没有解决中国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未兴起这样一个特定的“低谷”时期，自然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却为五四时期鲁迅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呐喊作了必要准备。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的末尾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不是他在创作时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期以来对儿童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将希望寄予儿童而得出的历史呐喊。从《狂人日记》之后，像火山喷发一样相继不断发表的小说、杂文、演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1918）里，鲁迅尖锐地批判了以幼者为牺牲的长者本位道德、批判了那种认为“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的旧思想，指出父母对于子女不仅是生养关系，还要负起“教他的责任”，“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进而提出了“父范学堂”这一“教育者须先受教育”的新思想，向“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里，更明确提出要废除父母对于子女具有绝对权利的旧思想，强调从亲权，特别是从父权下把子女解放出来，“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用“无我的爱”，将儿童解放为一个独立的“人”。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运用进化论的眼光，把父与子看做生命的“过付的经手人”，只有时间前后的差别，双方都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在这个意义上，他将父亲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丝毫没有特权的单纯的存在，明确了父亲对于“维持、保存、发展（进化）生命”的责任和义务。他认为“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而且为了维持人类生命与发展，父母必须承担牺牲自己养育子女，负起解放他们的责任。长大成人的子女也得承担与父母同样的义务和责任。这样，鲁迅明确地把父子都看做“生命的桥梁的一级”，看做生命“过付的经手人”，同是担负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任务的主体，由此，把人类的组成划分为长、幼两大部分，长与幼之间没有贵贱之分，只有时间先后，两者都是平等的。不仅如此，因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这就把“儿童”这一群体从人类中凸现出来，提倡一种与传统儿童观完全反背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新儿童观。也正因为鲁迅将父与子都看做人类进化过程“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又视“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这又将家庭关系发展到人类关系的高度，将家庭改造、养育儿童与人类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使得鲁迅的儿童观在主张儿童本位的同时，不至于脱离中国的实际而照搬西欧的现代儿童观，而是一直注视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发展成长的儿童，注视生活在中国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儿童，“所以看二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这就是中国的“儿童”的发现。他比其弟周作人在重视“儿童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却又忽视“儿童的现实世界”的一面更辩证全面，也更适合中国国情，这也是导致此后两人在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不同发展方向的原因所在。

从“幼者本位”的新儿童观出发，鲁迅在批判中国人将儿童“误解”“为缩小的成人”的同时，指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这“一切设施”中自然也包括儿童文学在内；但在当时，这还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1919年，许寿裳曾托鲁迅为其子侄辈寻觅儿童读物，鲁迅当时复信说：“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之所为，毫无是处。”鲁迅对此表现出深切的忧虑，这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分明地表现了出来。在《祝福》《药》《明天》里，他描写了在贫困、无知、旧道德观念下死去的孩子；《风波》中描写了儿童仍然在旧习与旧观念的束缚下得不到“人”的权利的生活情况。但鲁迅并没有绝望于现实，而是相信“他们（孩子——引者注）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他在《故乡》《社戏》等文学作品中又塑造了闰土、阿发、双喜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儿童形象：热情、朴实、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睿智、精干、乐观、向上，这些英伟的宁馨儿，有着健全的精神面貌和纯洁无瑕的心灵，这正是鲁迅所期盼的“‘人’的萌芽”。为着这“‘人’的萌芽”的健康成长，鲁迅对新生的儿童文学提出了也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鲁迅方向”。

二、鲁迅儿童观的新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后，鲁迅曾一度产生了“散兵游勇”“布不成阵”的“孤寂”之感。他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这“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自然地包括他的弟弟周作人。虽然他们之间的决裂因家庭矛盾而起，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不再是兄弟加战友了，在儿童文学的意见上，也各执牛耳，以致相互背离至对立。“新的战友在哪里呢？”鲁迅百思不得其解。《题〈彷徨〉》一诗，正十分准确地描绘了他当时的心境：“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然而，鲁迅没有消极下去，他引屈原《离骚》中的诗句于《彷徨》的扉页上以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浩如烟海的“求索”文字中，他始终关心着儿童文学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为中国儿童文学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四时期，鲁迅以生物进化论来解说人类社会中儿童与成人、儿童与人类前途的关系；又以儿童学来解说儿童的世界，这两方面的整合，使他提倡一种“幼者本位”或“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其核心内容：一是“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提倡“幼者本位”的社会道德观。二是“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这里的“幼者”、“孩子”，都是泛指人类的幼小者，因为在进化论者的眼中，人类可以被划分为“幼者”（儿童、青年）与“长者”这样两个群体。也因为如此，鲁迅将子女看成“即我非我的人”，“也便是人类中的人”。这使鲁迅的儿童观有着从进化论得来的乐观与自信。然而，在经历了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之后，鲁迅对“幼者”这个群体的看法发生了改变。1925年夏，鲁迅已经感到：“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不再都是“更可宝贵”的一群了。1927年，鲁迅又声称：“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不顾惜。”五年之后，鲁迅又回顾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鲁迅在同冯雪峰的谈话中也曾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世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过去军阀杀青年，我悲愤过，这回我来不及悲愤，早已吓昏了。我的进化论完全破产！”

进化论的破产，鲁迅一下子感到过去曾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是多么的天真与不切实际。“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自此，鲁迅儿童观的内容有了新发展，引进了阶级论的内容，也将儿童依据他们的出生划归为不同的阶级与阶层，而鲁迅寄予希望的，认为能代表人类未来的是工农大众的孩子。1926年底，鲁迅在对厦门平民学校学生的讲话上，明确表示：“因为你们是平民学校，是穷苦人子弟的学校，所以你们开成立大会我就不能不来，而且不能不说几句话。……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所以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贫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贫民的子女一样有智慧的。你们能够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有前途。没有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鲁迅对儿童群体这一阶级论的眼光，是与他“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人民大众“就是中国的脊梁”以及坚信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将来”相一致的。因而，鲁迅的儿童观已由初期“对于一切幼者的爱”转向对于劳动者子女的爱了。明白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因为鲁迅后来对儿童文学所发表的意见都是站在劳动者子女的立场上，旨在让儿童文学更好地为劳苦大众的子女服务。或者说，在进化论的思路“轰毁”以后，鲁迅从阶级论的观点出发，要求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首先应该是劳苦大众的孩子们；儿童文学的一切设施也必须建立在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兴趣爱好、阅读习惯及其时代对他们的要求之上。套用他初期“以儿童为本位”的说法，他后期的儿童文学论是“以劳动大众的儿童为本位”的。这无疑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及其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阶级论的引入，纠正了鲁迅“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并非将进化思想完全排除在外。在阶级论的视野里，鲁迅比运用进化论更为明确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兴盛及其人类进步的希望之所在；在克服了进化论的盲目乐观之后，更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因而，他从进化论与儿童学得来的关于儿童问题的一些基本思想，不仅仍然适用，而且实践中鲁迅也是始终坚持的。如把儿童看做未来、看做发展、看做希望，儿童教育必须坚持“理解、指导和解放”三原则，将儿童培养成一个独立的人、完全的人；“相信孩子一定会比老子强，相信人类一定要进步”……这些都是鲁迅始终如一的思想。

三、鲁迅对建设儿童文学的意见

鲁迅以他进步的儿童观为基础，结合他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从自身的儿童文学实践中，对建设儿童文学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见解，为我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一）“‘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鲁迅一方面坚持“人类在进步，对世界也应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是“最清楚的现实主义者”，他密切注视着儿童文学的进展，同种种扼杀儿童与儿童文学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五四时期，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这对“似向未尝想到小儿”的旧中国无疑是个强烈的震动。儿童文学兴起以后，儿童的精神食粮有了大改观。“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来，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帮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些乐趣。”这帮“别有用心的人们”“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他们“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连书面是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鲁迅对这位将军的“别有用心”给予辛辣的嘲讽，他说：“对于童话，近来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为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孩了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倘还想，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生不读一篇童话，也还是毫无出息的。”他既捍卫了童话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又澄清了有些人对童话的糊涂认识。

至于教科书，早在1924年，鲁迅就注意到：“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国民党文化出版机构竟原封不动地翻印了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版的《看图识字》。鲁迅尖锐地指出，该书不仅内容陈腐，“其奄奄无生气”，没有时代色彩，而且粗编滥造，色彩“恶浊”，图画“死板”，“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鲁迅斥责道：这些“蠢材”“在变本加厉地愚弄孩子”。

在教科书之外的儿童读物，鲁迅也深表不满。认为“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虽“随时留心，而竟无所得”，慨叹青少年“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所出版的童话，实在应该加一番整顿”。“经济的凋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学术文艺书籍，不是教科书，便是儿童书，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但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故事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然而却又有一些“抽忍向更弱者”的“怯者”和“孱头”，利用孩子的“比较纯厚，容易诓骗”的特点，大行其骗术。“现在有许多文章里，不是常在很亲热地叫着‘小朋友，小朋友’吗？这是因为要请他做未来的主人公，把一切担子都搁在他肩上了”，别有用心地教孩子“上阵杀敌”，教孩子“做文官武将”，对孩子讲“武训精神”，甚至以《小学生应有的认识》为题，“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人应加倍治罪”。对于这些昏话，鲁迅非常愤怒地斥责道：“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些“蠢材”正在变本加厉地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吗？我想：是并不然的。”可惜，“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呢？却还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鲁迅就这样，从他五四前夜首次发出“救救孩子”的惊天呐喊起，直到他去世前22天在病**再次发出“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的呼声止，始终站在第一线为孩子们开辟未来。他曾借两队蚂蚁打仗一事发挥说：“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鲁迅就是这样的“人的战士”，为着孩子们“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二）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