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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张居正主要的功绩在我的小说里写到了，史学上也有定评，就是从万历元年他接任首辅之后推行的“万历新政”。他整饬吏治，对干部的管理实行考成法；梳理财政，进行驿递制度改革，皇上与国家财政分灶吃饭；以及他的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系列改革，都是非常成功的。我认为“万历新政”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有一个拥护改革、实意办事的领导层。

大家知道，无论是做好一个公司、做好一个项目，还是管理好国家，都必须要有一个优秀的精英团队。用团队的力量、团队的智慧、团队的精神，实现既定的目标。但在组建团队，也就是选拔人才时，往往会遇到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即我们这个团队用人是以道德标准为主，还是以才能为主？细观张居正的用人，他有的地方重才能，有的地方重道德。明代第三位皇帝，永乐皇帝朱棣，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在明代十六位皇帝中，他是仅次于朱元璋的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当皇帝二十年，摸索出用人的经验。有一次他和内阁辅臣聊天谈到用人，对现任的六部大臣逐一评价，说了一句话：“某某是君子中的君子，某某是小人中的小人。”这两个人当时一个是吏部尚书、一个是户部尚书。大家听了一定很纳闷：“既然是小人中的小人，为什么还要用他？”朱棣是因人而用，因事而用。吏部尚书是君子中的君子，这种人不会结党营私，不会把自己的门生、亲戚、朋友全部安排到重要岗位上，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为国家、朝廷选拔人才，所以这个人必须是君子。可是户部是管钱的官，是财神爷。朱棣说他是小人中的小人，因为这种人为了把财税收起来，会采取非常不道德的手段。永乐皇帝的军费开支非常大，正常的财政收入根本应付不了，所以除了常规的赋税，每年还必须要有大量的额外收入来支撑军费。所以，朱棣必须找一个会给他搞钱的人。通过这个解释，大家就知道，朱棣用人不死啃教条，什么位子上用道德高尚的人，什么位子上安排不以操守为重的人，他心里有一本账。由此可见，他不但欣赏君子，而且欣赏小人。君子与小人的用人理论成了永乐皇帝的一句名言。

9．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张居正用人时，虽然不能像永乐皇帝这样放得开，但也打破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总结他用人的经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循吏，就是脑子一根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而不会有道德上的约束；清流则不同，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说得多，办成的事儿少。对这两种人的取舍，张居正明显偏向于循吏，他的态度很鲜明。

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在海瑞的运用上。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海瑞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书的事。即便在当世，海瑞就已经成了一个民间人物，清官形象的代言人。据说嘉靖皇帝看了他的万言书，非常震怒，吼道：“把这个人赶紧抓来，不要让他跑了。”太监回答说：“皇上，海瑞根本不会跑，他把棺材都备好了，他的家里人倒是跑光了。”嘉靖皇帝听说以后，又把海瑞的奏章拿来看了一遍，叹道：“哎呀！他真是个比干啊！但我不是昏君。”他没有处死海瑞，但也不放他，就关在大牢里不闻不问。嘉靖皇帝死了以后，是徐阶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鉴于海瑞的名声，徐阶决定予以重用。让海瑞到了江南，当了应天府的巡抚，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海瑞在那儿搞了两年，结果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大户人家都跑了，没有了税源。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轿也不坐，骑驴子上班。这样他班子里的其他领导很不满意，因为他是一把手，既然他骑驴子，那二把手还敢坐轿吗？因此都想办法调走。富人都很怕他，穷人和富人一起打官司，不管有没有理，肯定是富人输。海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但他对行政管理的确缺乏经验。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当时的首辅高拱也不留他，海瑞便回到海南的琼山老家赋闲。

10．终生弃用海瑞

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让每一个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写信推荐海瑞。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就这个问题还专门找了张居正，希望他起用海瑞，但张居正就是不用他。为什么呢？他觉得海瑞是一个很好的人，做人没有话说，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好人是道德的楷模，做人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在官场里要想做好人，应该比较容易，守住“慎独”二字就可以了。做好官却很难，要让朝廷和老百姓两头都放心，这是多么难呀。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器量；有操守，但缺乏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这一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张居正不用他，还有一层原因：海瑞清名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给他很高的职位，比他过去的职位还高，这才叫重用；如果比过去的职位低，那就证明张居正不尊重人才。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给他更高的职位，他依然坚持他的那一套搞法，岂不又要贻误一方？张居正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用海瑞，而且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里，从来没有起用海瑞。海瑞第三次复出，是在张居正死后的一年，被安排在应天府当一名纪检干部，结果仍是与同僚关系紧张，没有做出什么政绩来。

11．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

张居正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在用人问题上，他也是坚持“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万历前十年的朝廷大臣，几乎全部是张居正亲自选拔的，大部分是青史留名的人才。张居正说过一句话：“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可见他对当世人才充满信心。

官位乃朝廷公器，朋党政治的特点，就是将公器滥赏私人。张居正也任用私人。譬如说他用他的亲家王之诰担任刑部尚书。但这一任用并没有招致非议。因为王之诰政声卓卓，是个很有建树的官员。如果张居正用了某个同年、同乡或者朋友，那这个人一定是人才，而不是庸才。讲感情不讲能力的事，张居正绝不去做。他当上首辅之后，他的同年、同乡都欣喜若狂，认为这一下有了靠山，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纷纷前来攀缘。

张居正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安徽人，和另一位同年王世贞一起成为当时诗坛两大领袖。汪伯昆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在张居正当了首辅后，他给张居正写信，希望能到京城工作。张居正觉得这个同学有能力，资格也比较老，就同意了，把他调到北京当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明代的官吏体制，省里的巡抚与朝廷六部差两个级别，朝廷的六部尚书是二品；左侍郎、右侍郎可能是从二品，也可能是正三品，而巡抚只有三品，低两个档次。汪伯昆从巡抚到了兵部左侍郎的位置，从正三品提到从二品，提拔了。汪伯昆履任之后，张居正给他一个任务，巡视整个北方的军事设施，包括北京、蓟辽、陕西、山西这一带。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继光。戚继光是明代了不起的军事家，他一辈子都得到了张居正的青睐和照顾。隆庆四年，张居正在内阁分管兵部。其时蒙古俺答屡屡犯边，越过长城骚扰，导致京师不宁。张居正力荐将戚继光从东南抗倭前线调任蓟辽总兵，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军区司令。自从戚继光担任这个拱卫京师的重任后，再没有发生长城的战事。汪伯昆的巡边之旅，第一站就是蓟辽。可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不是听汇报，探讨军事问题，而是和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不满。汪伯昆回到北京，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长得不是地方，长在高速路上，路是走车的，不是花园。既然长错了地方，就得铲掉。你汪伯昆是优秀的诗人，就到诗歌协会去，国防部是搞军事的地方，不是你吟诗的地方。这样就把汪伯昆免了官。兔死狐悲，另一位诗坛领袖，时任礼部右侍郎的王世贞为汪伯昆鸣不平，加之他自己也想从老同年张居正那里捞点好处而未获，于是加入到反对张居正的行列。张居正死后，他还写了一本《万历首辅传》的书，对张居正大肆攻击。

但不管怎么样，张居正一概不搭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讲私情，是铁面宰相。

12．戚继光最大的保护伞

但铁面宰相也有富于人情的一面，比如对待戚继光。

戚继光从浙江调到蓟辽总兵的位子上，没多久就跑到内阁找张居正发牢骚，说蓟辽的兵没法带。其因是明代的兵役制，所有的兵都是世袭的，老子退下来儿子顶替，这叫本兵制。因为是世袭，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本兵大都吊儿郎当。平时也不训练，打仗时就溃不成军。张居正深知本兵制的弊端，于是鼓励戚继光训练一支新军。所以说张居正的改革是从隆庆四年的兵部开始，从戚继光开始。当时他支持戚继光，从极为艰难的朝廷财政中挤出军费来，让戚继光从浙江招募五千人，训练新军。相对于本兵，这支部队叫客兵，也叫“浙兵”。就这样，戚继光在张居正的支持下，组建并训练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能够胜任拱卫京师的任务，并给疲疲沓沓的本兵起到示范作用。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军政首脑的关系处理，当时的总兵是部队一把手，他上面还有一个总督。总督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领导总兵。过去只要总督和总兵产生矛盾，朝廷一定是撤换总兵，而不会换总督。张居正不一样，当戚继光这个总兵和总督产生矛盾以后，撤换的都是总督。而且每一个总督上任，张居正都会找他谈话，要他支持戚继光的工作。戚继光当了十三年的蓟辽总兵，蓟辽没有发生一次战争，蒙古也没有一次进犯，这既是戚继光的功劳，也是张居正知人善任的功劳。

张居正不提倡频繁地换干部，各地的封疆大吏、总兵，他提倡久任制。当然，久任并不等于不升官。你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有了政绩了，就给你升官。比如说，你还是一个四品的总兵，但给你挂一个兵部左侍郎的衔，不是变成二品的官员了吗？像辽东总兵李成梁，因为屡立战功，张居正就力主给他封侯，这都是张居正用人的智慧。张居正与戚继光的关系，是万历时期官场的一个健康标本。两人心心相印，但没有一点私情。戚继光有一个爱好，喜欢吃猪头肉，每次过春节的时候，张居正就在北京把猪头肉做好，派人送到蓟辽总兵行辕。戚继光收到猪头肉，就拿去和将士们一起分享。

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戚继光，张居正始终对他信任有加，长久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不管别人怎么向张居正推荐海瑞，他坚决不用。戚继光与海瑞，都是晚明时期名倾朝野的重要人物。张居正对他们的态度，可是截然不同。这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具体表现。

13．宰相的作用：坐而论道，协理阴阳

古人给宰相的作用定了八个字，叫“坐而论道，协理阴阳”。坐而论道，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制订方针政策；协理阴阳就是从宏观上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宰相如果过分地关注具体的事务，其总揽全局的能力就会削弱。说得直白一点，宰相要善于用人，而不是善于做事。让能人去做事，自己管理能人，这才是良性的互动。前面说到张居正的用人，主要是他怎样培植改革的精英团队，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但是，要想改革成功，仅仅有一个精英团队还不够。毕竟，张居正不是皇帝，他可以掌控自己组建的精英团队，但他同时必须更为慎重地处理与皇室的关系。明史学界有一种说法，“万历新政”的成功取决于三个人：一个是张居正，一个是皇帝生母李太后，还有一个是大太监冯保。这三个人被称为权力铁三角。

这三个人，李太后代表的是皇权。因为当时皇帝小，入主乾清宫时，李太后作为他的监护人同时住了进去，在那期间几乎皇上所有的旨意都要经过她点头。张居正代表的是相位，是朝廷文官系统的一把手。用公司的架构来比喻，李太后行使的是董事长的权力，张居正行使的就是总经理的权力。这两个人之间的桥梁就是司礼监掌印冯保。

和这样两个人搞好关系，达成共识，对张居正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先说冯保，他有“笑面虎”之称。表面上笑呵呵的，内心里却常藏杀气。他有仇必报，又很贪财。但冯保也有一个优点，对内廷的掌故非常熟悉，对整个公文的制度也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够约束部下，顾全大局。在他执掌东厂期间，除了想借王大臣案对高拱下毒手，几乎没有滥用职权、制造大冤案。

冯保的性格很复杂，如果张居正书生气十足，像海瑞那样疾恶如仇，则根本无法与冯保相处。一旦得罪了冯保，就会失掉和太后、皇帝联系的纽带。张居正知道这一层利害，因此对冯保多有迁就，甚至对他收受贿赂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点，曾引起很多人对他的诟病，但他不这样不行啊。单纯做好人，他可以不搭理冯保，与之划清界限，但要做一个好官，为朝廷和老百姓办点实事，他就不能这样了，必须委曲求全。张居正明白，和冯保这样的人打交道，不但要有理有节，还应该有通有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同流不合污”。

我在小说中写到一个故事，一个官员向冯保行贿，想谋得两淮盐运使这一肥缺。冯保便向张居正推荐这个人，张居正明知道那个人是贪官，也知道冯保收了他的贿赂，他仍一口答应。这令他的精英团队大不理解。有人质问他：“你不是要反腐败吗？为什么还要重用一个腐败分子？”张居正说了一句话：“如果我用了一个贪官，换回来的代价是能惩治更多的贪官，这个人你用不用？必要时，宫府之间就得做点交易。”宫就是宫廷，大内；府就是内阁，内阁在明代称之为政府。有人看我的书，指出“政府”这个词不该用，怎么用了这么现代的词？我说“政府”这个词恰恰不是现代的，是我们借用明代的。在整个明代，宫府之间矛盾都比较突出，导致国家和老百姓都吃了很多苦头，甚至产生动**。所谓高层的政治，既有皇权与相权之争，也有外相与内相之争。

14．笼络冯保，但不是一味迁就

张居正笼络冯保，并不是一味迁就，有时也采取牵制与约束的态度。大内的财政从来就是一本糊涂账。二十四监局个个都有敲诈勒索的渠道以及鲸吞公物的方便。太监作奸自盗，即使被人告发，外廷的司法机构也无权干涉，须得太监的自身机构内官监或东厂处置。但这些机构常常缺乏秉公执法之人，因此，太监们的特权往往大于外廷的官员。京城各大寺庙道观的大施主，一般都是宫里头的朱衣太监。所谓朱衣，就是监局一级掌印太监穿衣的品级。当时京城里的某人，如果炫耀说“我在宫里头有人”，即表明他是一个有能耐的人而令人羡慕。

供用库银子来源于哪儿？一个是皇上庄田的收入，第二是全国矿山开矿的收入。如果今天我们把所有的矿山收入划归皇室，那这个收入就大了。但在明代，开矿都是小打小闹，因此收入还不太多。国库太仓银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民间各种赋税。在冯保的配合下，张居正完成了皇室与外廷财政上的分灶吃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等于实际上限制了皇室的权利，改家天下为国天下。这么大的改革措施得以落实，相比之下，满足一下冯保的些小私欲，又算得什么？

15．迁就李太后，换回她对改革的支持

张居正的另一个难点就是和李太后关系的处理。李太后其实是一个无意从事政治的政治家，只不过是历史给她提供了某种机缘，她顺应历史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从大量的史料来看，她对张居正的支持是无私的。张居正根据她的特点，也作出了一些明智的决策。比如，在太后封号问题上，张居正搞了一点革新。大凡新皇上登基，死去老皇上的皇后、贵妃要重新封赠。为什么？因为新皇帝的正宫夫人必须承继皇后的称号，老皇上的皇后高一辈儿，就得叫皇太后。这个封赠有规矩，凡是老皇帝的皇后，一律封皇太后。如老皇上的妃嫔里有人生的儿子继承了皇位，也可以封皇太后，但和老皇后之间要有区别，即老皇后在“皇太后”之前再加两个字的封号，而皇帝的生母，晋封的皇太后就什么都不能加。比如这个人是个“政治家”，另一个人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虽然都是政治家，但有伟大不伟大之分。冯保为此事和张居正商量，皇上主要的监护人是他的生母李贵妃，最好不要让她和陈太后有任何差别。这件事情下到礼部讨论的时候，礼部的官员不干，说祖上的封赠制度没有这个先例。在张居正看来，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给你加“伟大”两个字不会多给你一万块钱，就是多一份名誉而已。张居正指示礼部尚书吕调阳，一定要办妥这件事，在他的直接干预下，陈皇后变成“仁圣皇太后”，李太后变成了“慈圣皇太后”。封赠颁布之日，李太后一看自己的身份和陈皇后齐平了，非常高兴，觉得张居正会办事儿，因此她对张居正的信任增强了。这是张居正给她办的第一件事情，她很满意。

第三件事情，李太后在五台山建了一座寺庙，落成典礼时的赞颂文章是张居正写的。去年我到五台山还看到了这个断碑，字迹已经模糊了。首辅写文章歌颂李太后的功德，她觉得脸上很光彩。像这样不伤筋动骨，不破坏国家财政，不给国家制度和朝廷带来任何影响的善事，张居正都做得非常快，而且非常到位。冯保在沧州选了一块吉地，准备作为自己百年后的寿藏之处。破土动工之日，张居正还率领百官向冯保祝贺，也给他写文章。今天很多人就会产生疑问，张居正这么大的官，还用得着去拍李太后与冯保的马屁？这马屁不拍还真不行，因为这两个人，一个代表皇帝，一个代表内廷，都是得罪不起的人物。张居正牺牲自己道德上的清高而选择与他们合作，甚至不停地赞赏他们，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而赢得他们对“万历新政”的强力支持，这是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现。一个知识分子最难的，莫过于要牺牲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张居正做到了，这里面除了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还要有一种“道”的把握。这种把握是佛家所讲的“戒、定、慧”三者之间的通融。后世对张居正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张居正与李太后、冯保之间的关系。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张居正要想做事，完成他富国强兵的理想，他除了与李太后、冯保合作，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16．帝师与大臣，两种角色常常冲突

如果用事功的观念而不是用道德的观念来衡量，则这三个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精诚合作，开创了万历初年的中兴之象。三人的公情与私谊，都相当深厚。张居正去世之后，冯保对他很怀念，而且还设法保护张居正留下的改革人才。因为张居正的死，也因为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残酷的清算，李太后万念俱灰，从此退出了政坛。由此可见，李太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她涉足政治只是出于母爱。她觉得张居正是在真心辅佐她的儿子，所以她对张居正十分倚赖。

这件事被李太后知道了，很生气。第二天把两个宫女找来，问明情况以后，就跑到了奉先殿，在丈夫隆庆皇帝灵前哭起来了。说儿子现在就这样浪**，哪当得了皇帝，妾身准备把他废掉，让他的弟弟潞王接替皇位。万历皇帝一听说吓坏了，赶紧跑到太后面前哭，跪在地上不起来，希望得到原谅。李太后说，这件事要看张居正怎么说。在太后的授意下，张居正替皇上写了一个检讨书，叫罪己诏，颁布出来，承认这件事做得荒唐，今后再也不发生了，这件事才算过关。李太后对儿子严格管教，张居正积极配合。朱翊钧因此渐渐地对张居正产生不满。朱翊钧十九岁时，成熟了，想自己管理国家。张居正也看出万历皇帝大了，多次上疏，希望“还政”，把国家的控制权还给皇上。朱翊钧有一次很委婉地在李太后面前提这个事儿，李太后却回答说：“你三十岁之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教诲。”太后对张居正如此信赖，使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由不满变成仇恨。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迅速对他进行清算。

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成功，得益于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独到的用人之道，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他的行政能力。虽然，他最终以个人的悲剧结束，但他的为官之道，仍值得今天的人思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