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六章 繁荣强盛的隋唐五代1（第1页）

第六章繁荣强盛的隋唐五代（1）

杨坚建隋

499年，拓跋宏死于南征的途中，北魏开始逐步走向衰落。魏宣武帝、孝明帝、孝庄帝等人先后执政，又恢复了鲜卑族的特权。534午，北魏的孝武帝因不满当时实权人物高欢的胁迫，出走长安，投奔宇文泰家族，高欢则另立元善见为帝，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此后，高欢之子高洋与宇文觉先后废东、西魏建立了北齐、北周。

北齐建立者高洋就是齐文宜帝。由于北齐是在东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帝在位期间，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北齐的国力一度领先北周。但继位的孝昭帝、武成帝都是暴君，大肆杀戮北魏皇室与汉族官员，使得北齐失去了鲜卑族与汉族广大人民的支持，终被北周消灭。

北周建立之初，实力明显弱于北齐，但由于周武帝宇文邕的治理，北周逐渐强盛起来。大部奴隶被赦免为平民，武帝白己生活朴素、勤政爱民，颇受各族人民爱戴。577年，周武帝率军灭北齐，统一北方。578年，周武帝病逝，北周的军政大权逐步落入了外戚杨坚的手中。杨坚于581年建立隋朝，589年统一全国，结束了中国近一百年长期分裂的局面。

皇亲国戚杨坚是关陇集团上层强有力的军事统帅，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年仅8岁的周静帝宇文阐即位后，杨坚便以“辅政”为由，总揽军政大权，都督内外军事。589年，隋军出师江南，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精心治理，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社会安定，户口迅速增长，垦田速增，积蔷充盈，文化发展，甲兵强锐，成为威动殊俗的强盛国家。隋文帝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后人一般将隋文帝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首先确立三省六部制：中央设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为长官，行使宰相职能，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这样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负责审查内史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部，每部设尚书为长官。尚书令下有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度支、都官、工部三部事。尚书令与左、右仆射及六部尚书合称“八座”。又设秘书和内侍二省，负责图书修撰及宫内供奉等事。另设御史、都水二台，负责监察和水利。

583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隋初，对一般农民，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于豪强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继续实行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受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5口给田l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也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文帝时期最大的经济管理方式改革是设立官仓和义仓。设置官仓的目的，是在增加关东漕运的效率，也就是把原来关东各州对京师个别直接的输粮办法，改为集中和分段运输的办法。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功人员。在黄河沿岸设置米仓，先把关东各州的粮食集中，然后利用黄河及广通渠运到京师，时间及人力物力，都节省了不少。义仓又称社仓，设置于乡间，其储粮由人民捐纳，以备饥荒时赈济灾民。如遇某地收成不好发生饥馑之时，便以某地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饥民。义仓的设立对人民的生活担到了保障作用。

隋朝二世而亡

为谋得太子之位，狡诈的晋王杨广生活朴素，对大臣恭敬有加。杨广的伪装再加上杨素的旁敲侧击，使杨坚终于废太子杨勇而改立杨广。公元604午，文帝病危，召太子杨广入居大宝殿。杨广怕文帝有新的考虑，便给杨素写信，谋划继位。但是杨素的回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手中，文帝大怒。同时，文帝还发现杨广在宫中要奸污他的宠妾宣华夫人，这才下决心废掉杨广。于是文帝令人召回废太子杨勇，准备让他继承皇位。杨素得知消息后，立即报告杨广，杨广马上伪造圣旨，一切布置妥当后，杨广派张衡进宫杀死父亲文帝。二十一日，杨广即皇帝位，为隋炀帝。同时派杨约入长安，谎称文帝遗诏，将杨勇杀死。

隋炀帝继位后，大兴土工，穷奢极欲。在隋炀帝第三次到江都以后，更加荒**，令大臣王世充为他挑选江淮美女，送到宫中。隋炀帝得了l00多个美女，终日醉洒狂饮。当时人民纷纷起义，天下大乱，炀帝也感到害怕，常对皇后萧氏谈论人们要推翻他的传闻，还曾拿着镜子照，对萧后说：“这么好的脑袋，也不知道会被谁砍下来。”此时，隋炀帝无心北还，想定都丹阳（今江苏南京）。可随从士兵大多是关中人，离家多日，思乡心切，纷纷逃跑。公元618年，虎贲郎将司马德戡、赵行枢等10余名近臣，知道炀帝大势已去，怕受牵连，于是密谋结党西逃。炀帝宠臣宇文智及听说后献计说：“你们叛逃是在自取灭亡，倒不如乘机夺取江山。”于是众人共推宇文智及的哥哥宇文化及为主，与马文举、令狐行达等引兵入官，勒死炀帝。隋朝自此灭亡。

隋朝经济的发展、繁荣

1。人口的增长和垦田面积的扩大

隋朝建国时，由于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以及士族豪强地主大量隐占人口，政府掌握的户口只有450万左右。经过开皇初年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实施，以及政府对户口清查和管理工作的加强，使大批逃户、隐户又成为国家的编户。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长江以北隋政府统治区的在籍户口已增至600多万户。灭陈后，又得江南50万户，总户数达到700万户左右。

至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又增加到890万户，4600万口。17年间增加了29％，平均年增长率为14‰。户口的迅速增加，除了隋政府继续括户，括出许多逃亡人口，以及从地方豪强隐占下夺得许多荫庇人口外，主要是人口的自然增殖。这是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日趋繁荣的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是很突出的。

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分不开。反过来，人口增加，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促使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使垦田面积不断扩大。据《通典·田制》载：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垦田面积为1900余万顷，到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已增至5500余万顷。20年间增加了3600多万顷，增长率为190％左右。显然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不够准确，但当时耕地垦田面积的激增，当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从中也反映出农业生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隋朝府库中才积储了数量庞大的粟帛。

2。手工业的发达

随着农业的发展，隋朝的手工业十分发达。一些手工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

但与前代一样，隋朝的手工业生产仍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官府设置专门机构，统管工匠，制造产品。隋朝主管官府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具体管理生产官府所需各项产品的机关是太府寺；负责长安、洛阳皇宫及官廨土木工程的是将作寺（后改称将作监）。隋文帝时，太府寺统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署，掌握着许多重要手工业部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从太府寺分置少府监，由少府监统左尚、右尚、内尚、司尚、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后又废铠甲、弓弩二署，并司织、司染为织染署。在一些地方州县和矿产地区，也设有管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机构。

3。造船业与制瓷技术

隋朝造船业空前发展，造船技术很高。隋文帝为了准备攻陈，命杨素在江南永安督造战船，规模之大，技术水平之高，均为历史所未见。如所造“五牙”战船，船身高达一百多尺，起楼五层，左右前后设置拍竿六支，用来拍击敌船，可容战士800人。隋炀帝游江都（今江苏扬州）时所乘的“龙舟”，高45尺，长200尺，船上起楼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房间，皆以金玉装饰。造这样规模巨大的船，技术要求很高，与当时的世界水平相比，隋朝的造船技术也是头等的。

隋朝的制瓷业技艺也很精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随葬品中，已有瓷器，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和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姬威墓中，都发现了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白瓷瓷器。在李静训墓中还发现了碧色玻璃瓶，从而证明隋朝已能制造玻璃了。

此外，雕刻、制茶、制盐、漆器、冶炼铸造等手工业也都有所发展。

4。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兴盛

隋朝城市的发展，突出体现在西京大兴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这两座举世闻名的伟大都城的营建上。

隋文帝建国后，认为建于西汉初年，后被北周沿用的长安城过于狭小，使命宇文恺另建大兴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六月开始动工，次年初即告完成。大兴城建在旧长安城东南约7公里处的渭水南岸，总面积84平方公里，约为今西安旧城（明、清时建）的7。5倍。

大兴城布局严整对称、规划整齐，同时它明显改变了自西周以来的“面朝背市”的旧的城市营建格局，较多地考虑到居民在交通、用水及商品交易活动的需要，是魏晋时代邺城、洛阳都城的进一步发展。大兴城是古代世界中罕见的巨大都城。日本古代京城的营建，受大兴城影响颇大。

隋时，西京长安（大兴城）和东京洛阳，是最大的商业都市。均设有巨大的商品交易场所——市。隋政府对市的管理制定有严密的法令，建立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长安、洛阳5个市的管理机构叫市署，长官称市令。署下设肆长数十人。在市内从事工商业的人均须向市署登记，取得“市籍”。隋时，长安的东、西两市，分别称都会、利人。洛阳东、南、北三市分别名丰都、大同、通远。这些市一般占地两坊。通远市周围达6里，丰都市周围有8里。两京市场规模巨大，商业繁荣。

在国内商业发展的同时，隋朝的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隋朝对边境少数民族和国外的商业，主要分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两条商路。为了发展和西域、中亚诸国的西北陆路上的贸易，隋炀帝曾派裴矩驻张掖（今甘肃张掖），主持对西域少数民族和外国贸易。裴矩根据“富商大贾，周游经涉”的情况，著作《西域图记》三卷，详尽记述了西域44国的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丰富内容，并绘有地图。隋朝的海上贸易以南海（今广东广州）、扬州等地为集散地。隋朝中叶以后，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到隋亡，南海的赤土（马来半岛）、真腊（高棉）和波利（婆罗洲）等国，都和中国有使节往来和贸易活动。从国外运来的犀象、玳瑁、珠玑等，多从广州集散。国内外出者，亦多从此出发，将中国传统的商品，如丝绸、铁器等贩运出境。

隋初，通往日本的海上交通未开，中日联系取道朝鲜。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曾两次遣使来中国。隋炀帝时也曾遣使赴日本。此后，两国相互交往不断，增强了中日之间的友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和大业六年，隋炀帝曾两次派人航海到流求（今台湾），其目的虽然是扩大统治范围，显示国家强大。但客观上却开通了流求与内地进行经济交流的道路。流求与大陆之间素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到隋朝末年，官逼民反，人民纷纷起义，生产受到影响，商业也随之走向衰落。

唐朝的建立与统一

建立唐朝的李渊也是关陇贵族，隋末任太原留守。在农民起义烽火燃遍全国，隋朝灭亡已成定局之时，李渊才决定起兵反隋。次子李世民在晋阳结交豪杰。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在晋阳起兵，捕杀隋炀帝派来监视他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

晋阳起兵后，李渊决定进军关中，夺取长安。瓦岗军和河北军在中原地区牵制了大批隋军，关中防卫力量薄弱。于是，李渊便打着安定隋室的旗号，率军3万向关中进发，沿途赈赡穷乏，废隋苛政，争取人心；对各地豪杰结交拉拢，获得了河东与关中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很快攻占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掌握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