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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这里来空谈的人太多，即此一端也就不宜久居于此。我到中大后，拟静一静，暂时少与别人往来，或用点功，或玩玩。我现在身体是好的，能吃能睡，但今天我发见我的手指有点抖，这是吸烟太多了之故，近来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从此必须减少。我回忆在北京的时候，曾因节制吸烟而给人大碰钉子，想起来心里很不安，自觉脾气实在坏得可以。但不知怎的，我于这一事自制力会如此薄弱，总是戒不掉。但愿明年能够渐渐矫正，并且不至于再闹脾气的了。

我明年的事，自然是教一点书；但我觉得教书和创作，是不能并立的，近来郭沫若郁达夫之不大有文章发表，其故盖亦由于此。所以我此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游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皆没有好成绩。或者研究一两年，将文学史编好，此后教书无须豫备，则有余暇，再从事于创作之类也可以。但这也并非紧要问题。不过随便说说。

《阿Q正传》的英译本已经出版了，译得似乎并不坏，但也有几个小错处，你要否？如要，当寄上，因为商务印书馆有送给我的。

写到这里还不到五点钟，也没有什么别的事了，就此封入信封，赶今天寄出罢。

迅。十二月三日下午。

四十四

广平兄：

三日寄出一信，并刊物一束，系《语丝》等五本，想已到。今天得二日来信，可谓快矣。对于廿六日函中的一段话，我于廿九日即发一函，想当我接到此信时，那边必亦已到，现在我也无须再说了。其实我这半年来并不发生什么“奇异感想”，不过“我不太将人当作牺牲么”这一种思想——这是我向来常常想到的思想——却还有时起来，一起来，便沉闷下去，就是所谓“静下去”，而间或形于词色。但也就悟出并不尽然，故往往立即恢复，二日得中央政府迁移消息后，便连夜发一信（次日又发一信），说明我的意思与廿九日信中所说并无变更，实未有愿你“终生颠倒于其中而不自拔”之意，当初仅以为在社会上阅历几时，可以得较多之经验而已，并非我将永远静着，以至于冷眼旁观，将H。M。卖掉，而自以为在孤岛中度寂寞生活，咀嚼着寂寞，即足以**自赎也。

但廿六日信中的事，已成往事，也不必多说了。广大的钟点虽然较多，但我想总可以设法教一点担子较轻的功课，以求有休息的余暇。况且抄录材料等等，又可有帮我的人，所以钟点倒不成问题，每周二十时左右者，大抵是纸面文章，也未必实做的。

你们的学校，真是好象“湿手捏了干面粉”，粘缠极了。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在位者不讲信用，专责“匹夫”，使几个人挑着重担，未免太任意将人来做无谓的牺牲。我想事到如此，该以自己为主了，觉得耐不住，便即离开；倘因生计或别的关系，非暂时敷衍不可，便在敷衍它几日，“以德感”“以情系”这些老话，只好置之度外，只有几个人是做不好的。还傻什么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伏园须直往武昌去了，不再转广州，前信似已说过。昨有人来（据云系民党）从汕头来，说陈启修因为泄漏机密，已被党部捕治了。我和伏园正惊疑，拟电询，今日得你信，知二日曾经看见他，以日期算来，则此人是造谣言的，但何以要造如此谣言，殊不可解。

前一束刊物不知到否？记得先前也有一次，久不到，而终在学校的邮件中寻来。三日又寄一束，到否也是问题。此后寄书，殆非挂号不可。《桃色之云》再版已出了，拟寄上一册，但想写上几个字，并用新印，而印泥才向上海去带，大约须十日后才来，那时再寄罢。

迅。十二月六日之夜。

四十五

广平兄：

本月六日接到三日来信后，次日（七日）即发一信，想已到。我猜想昨今两日当有信来，但没有；明天是星期，没有信件到校的了。我想或者是你校事太忙没有发，或者是轮船误了期。

计算从今天到一月底，只有了五十天，我到这里已经三个月又一星期了。现在倒没有什么事。我每天能睡八九小时，然而仍然懒；有人说我胖了一点了，也不知确否？恐怕也未必。对于学生，我已经说明了学期末要离开。有几个因我在此而来的，大约也要走。至于有一部分，那简直无药可医，他们整天的读《古文观止》。

伏园就要动身，仍然十五左右；但也许仍从广州，取陆路往武昌去。

我想一两日内，当有信来，我的廿九日信的回信也应该就到了。那时再写罢。

迅。十二月十一日之夜。

四十六

广平兄：

今天早上寄了一封信。现在是虽在星期日，邮政代办所也开半天了。我今天也起得早，因为平民学校的成立大会要我演说，我去说了五分钟，又恭听校长辈之胡说至十一时。有一曾经留学西洋之教授曰：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再会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我感佩之极，溜出会场，再到代办所去一看，果然已有三封信在：两封是七日发的，一封是八日发的。

金星石虽然中国也有，但看印匣的样子，还是日本做的，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随便叫它曰玻璃”，则可谓胡涂，玻璃何至于这样脆？又岂可“随便”到这样？若夫“落地必碎”，则一切印石，大抵如斯，岂独玻璃为然。特买印泥，亦非多事，因为不如此，则不舒服也。

近来对于厦大一切，什么都不过问了，但他们还常要来找我演说，一演说，则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真是无聊。玉堂现在亦深知其不可为，有相当机会，什九是可以走的。我手已不抖，前信竟未说明。至于寄给《语丝》的那篇文章，因由未名社转寄，被社中截留了，登在《莽原》第廿三期上。其中倒没有什么未尽之处。当时动笔的原因，一是恨自己为生活起见，不能不暂戴假面；二是感到了有什么青年之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觉不能利用则了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悲愤之言。不过这种心情，现在早已过去了。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他们的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或“中立”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拚命要蔑视我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恶鬼似的站着“鲁迅”这两个字，恐怕就为此。

我离厦门后，有几个学生要随我转学，还有一个助教也想同我走，他说我对于金石的知识于他有帮助。我在这里常有客来谈空天，弄得自己的事无暇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将来拟在校中取得一间屋，算是住室，作为豫备功课及会客之用，另在外面觅一相当的地方，作为创作及休息之用，庶几不至于起居无节，饮食不时，再蹈在北京时之覆辙。但这可俟到粤后再说，无须“未雨绸缪”。总之：我的主意，是在想少陪无聊之客而已。倘在学校，谁都可以直冲而入，并无可谈，而东拉西扯，坐着不走，殊讨厌也。

现在我们的饭是可笑极了，外面仍无好的包饭处，所以还是从本校厨房买饭，每人每月三元半，伏园做菜，辅以罐头。而厨房屡次宣言：不买菜，他要连饭也不卖了。那么，我们为买饭计，必须月出十元，一并买他毫不能吃之菜。现在还敷衍着，伏园走后，我想索性一并买菜，以省麻烦，好在日子也已经有限了。工人则欠我二十元，其中二元，是他兄弟急病时借去的，我以为他穷，说这二元不要他还了，算是欠我十八元；他即于次日又借去二元，仍凑足二十元之数。厦门之于“外江佬”，好象也颇要愚弄似的。

以中国人一般的脾气而论，失败之后的著作，是没有人看的，他们见可役使则尽量地役使，可笑骂则尽量地笑骂，虽一向怎样常常往来，也即刻翻脸不识，看和我往来最久的少爷们的举动，便可推知。只要作品好，大概十年或数十年后，就又有人看了，不过这只是书坊老板得益，至于作者，则也许早被逼死，不再有什么相干。遇到这样的时候，为省事计，则改业也行，走外国也行；为赌气计，则无所不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但我还没有细想过，因为这还不是急切的问题，此刻不过发发空议论。

“能食能睡”，是的确的，现在还如此，每天可睡至八九小时，然而人还是懒，这大约是气候之故。我想厦门的气候，水土，似乎于居民都不宜，我所见的本地人，胖子很少，十之九都黄瘦，女性也很少有丰满活泼的，加以街道污秽，空地上就都是坟，所以人寿保险的价格，居厦门者比别处贵。我想国学院倒大可以缓办，不如作卫生运动，一面将水，土壤，都分析分析，讲一个改善之方。

此刻已经夜一时了，本来还可以投到所外的箱子里去，但既有命令，就待至明晨罢，真是可惧，“我着实为难”。

迅。十二月十二日。

四十七

广平兄：

昨（十三日）寄一信，今天则寄出期刊一束，怕失少，所以挂号，非因特别宝贵也。束中有《新女性》一本，大作在内又《语丝》两期，即登着我之发牢骚文，盖先为未名社截留，到底又被小峰夺过去了，所以仍在《语丝》上。

慨自寄了二十三日之信，几乎大不得了，伟大之钉子，迎面碰来，幸而上帝保佑，早有廿九日之信发出，声明前此一函，实属大逆不道，应即取消，于是始蒙褒为“傻子”，赐以“命令”，作善者降之百祥，幸何如之。现在对于校事，以悉不问，专编讲义，作一结束；授课只余五星期，此后便是考试了。但离校恐当在二月初，因为一月份薪水，是要等着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