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2年秋天的文化大学哲学系教室里,陈平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是阳明山的雾气,乳白色的,缓慢地流动,像时间本身。教授正在讲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声音平稳而遥远,仿佛从另一个维度传来。
“……此在的沉沦不是一种负面的坠落,而是它不可避免的存在方式……”
陈平在笔记本上画着一只鸟。不是具体的鸟,而是“鸟”的概念——几笔弧线代表翅膀,一个点代表眼睛,下方是虚化的地平线。她己经在这所大学待了一年,修了哲学、文学、艺术史的课程,成绩不差,但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那种不对,像穿着一双尺寸正确的鞋,但走路时总有颗小石子硌在脚底。
她想起高中毕业时的自己,满怀壮志要当作家,却在父母的期望和社会压力下走进了大学校园。“有个学位总是好的,”父亲说,“哪怕你以后要写作,也需要生活保障。”她妥协了,以为校园能给她新的滋养。
然而哲学系的课程比她想象的更抽象,更远离真实的生活。她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那些宏大的体系像精美的玻璃宫殿,壮观却无法居住。她渴望的是可以触摸的真理,是活生生的痛苦与欢欣,是街巷里普通人的呼吸。
笔记本翻到前一页,是她昨晚写的一小段文字:
“台北的雨和重庆不同。重庆的雨是垂首的,沉重的,像历史的眼泪。台北的雨是斜的,轻盈的,像未完成的诺言。我在两种雨之间长大,却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天气。”
教授点名让她回答问题:“陈平同学,你怎么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
她站起来,沉默了几秒钟。教室里的目光聚焦过来,那些目光里有好奇,有期待,有不易察觉的评判。她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喜欢这样的注视,不喜欢在这样的框架里回答问题。
“我觉得,”她缓缓开口,“思考死亡不是为了恐惧,而是为了更清醒地活着。就像知道一本书有最后一页,才会认真读每一行字。”
教授点点头,示意她坐下。答案不算出彩,但也没有出错。陈平重新坐下,看着窗外,雾气更浓了,几乎看不见远处的山峦。
那一刻,她明白了一件事:她必须离开。
不是离开教室,不是离开校园,而是离开台湾,离开这个她生活了十三年的岛屿。她要去远方,要去那些只在书本和地图上见过的世界。她要亲自去验证,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下雨,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孤独。
二
办护照的过程比想象中艰难。
“西班牙?”出入境管理局的职员从眼镜上方打量她,“为什么要去那里?”
“学习。”陈平说。
“学什么?”
“西班牙文,还有艺术。”
职员翻看着她的申请材料,眉头微皱。1963年的台湾,一个二十岁的单身女子要独自去欧洲留学,这不是常见的事。申请表上需要父亲作为保证人签字,需要银行存款证明,需要西班牙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你没有语言学校的正式录取通知,”职员指出问题,“只有一封马德里大学的旁听证。”
“旁听也可以学习。”陈平坚持。
“但不符合规定。”
她走出管理局大楼时,台北正在下小雨。她没有带伞,就让雨丝落在头发上、肩膀上。路边的凤凰木开着火红的花,在灰色的天空下燃烧得格外刺眼。她知道父亲在办公室里等她,等着听结果。
陈嗣庆的律师事务所里,父女相对而坐。
“也许你可以再等等,”父亲说,“等拿到正式录取,或者考虑去日本,近一些。”
“我不想等。”陈平的声音很轻,但坚定,“我己经等了二十年。”
陈嗣庆看着女儿。二十岁的陈平有着清秀的脸庞和过于沉静的眼睛,那种沉静不是温顺,而是深潭般的、底下有暗流涌动的沉静。他想起了重庆阁楼上的小女孩,想起了那个因为数学不及格而自闭的少女,想起了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作品的年轻作者。这个女儿从来不是他可以轻易理解或规划的。
“钱怎么办?”他问。
“我可以打工。”
“在欧洲?”
“哪里都可以打工。”
陈嗣庆叹了口气。他知道劝阻是徒劳的。这个女儿一旦做了决定,就像河流选择了入海口,只会一路向前,任何阻碍都只能改变她的路径,不能改变她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