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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家族的江河（第1页）

我的名字是一条河。

父亲为我取名“穆伦”，在蒙古语里，那是“大江河”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深意，我用了大半生才真正懂得——它不只是一个称谓，而是一种预言，一种命运的流向。江河的宿命在于流淌，在于不舍昼夜地奔向某个无法预知的远方，而我的生命，似乎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同样的轨迹。

一九西三年，十月十五日，我降生于战火中的重庆。那不是一个适合婴儿诞生的年代，整片土地都在日军的轰炸下震颤。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混杂着防空警报尖锐的嘶鸣，像两个不同生命的宣言，同时撕裂了山城的浓雾。

“你那时真小，红红的，皱皱的，”母亲晚年时眯着眼睛回忆，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外头炸弹落得轰隆隆的，防空洞里又湿又冷，可我抱着你，心里却异常平静。我想，这小生命既然选在这个时候来，一定有她要走的路。”

那时的我当然不懂这些。最初的记忆，是片段的气味与声音：是防空洞里潮湿的泥土味混合着人群的汗味，是母亲怀中温暖而微甜的乳香，是远处闷雷般的爆炸声，还有人们压低的、带着各地口音的絮语。这些破碎的感官印象，构成了我对世界最初的认知——不安定，却又在不安定中有着奇异的亲密。

父亲很少在家。他是军人，隶属于察哈尔盟的蒙古部队，后来随着国民政府在战火中南迁。我记忆中父亲的模样总是模糊的，因为他总是匆匆归来，又匆匆离去。但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马革、硝烟，还有一丝草原上风的气息，即使经过了千里跋涉，那气息依然固执地附着在他的军大衣上。每次父亲回家，我都会扑到他怀里，深深吸气，仿佛那味道是我与某个遥远故乡唯一的联系。

“我们察哈尔的草原啊，”父亲偶尔会抱着我，用他生硬的汉语夹杂着蒙语词汇呢喃，“春天一到，草绿得能滴出油来，一首绿到天边。马群跑起来，像地上的云在飘。”

“那为什么我们不回去呢？”我仰头问。

父亲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最后，他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背：“会回去的，总有一天。”

那时的我并不明白“草原”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重庆，我只见过山坡、石阶和永远灰蒙蒙的天空。草原，在父母的描述中，逐渐成为一个神话般的存在——一个平坦、辽阔、可以尽情奔跑而不会撞到任何墙壁的地方。它在我的想象中，有时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地毯，有时是一张可以随意涂抹的画布，任由我用稚嫩的思维添上羊群、帐篷和彩虹。

一九西五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我才两岁。整个山城沸腾了，鞭炮声、欢呼声昼夜不息。人们涌上街头，相拥而泣。父亲难得地在家，他把我和弟弟举到肩上，挤在欢庆的人群中。我记得那天父亲笑得很开怀，眼角的皱纹像阳光下的水面波纹。

“要回家了，”他反复说着，“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以为“家”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小屋，但父母口中的“家”，显然在更北的地方。胜利的喜悦很快被另一种动荡取代——国共内战爆发，回家的路再次变得遥不可及。

一九西六年，我们离开了重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迁徙，也是我“游牧”生涯的开端。家当被精简成几只箱笼，母亲抱着弟弟，父亲牵着我，登上了一艘沿江东下的船。长江的浩大让幼小的我震撼不己——原来世界上真有这样看不到对岸的水。船行数日，两岸风景从陡峭的山崖逐渐变为平缓的丘陵，最后，我们抵达了南京。

南京的日子短暂而相对平静。父亲在国防部任职，我们住进了一个有小院子的房子。院子里有一棵槐树，春天会开满串串白花，香气甜得腻人。母亲在墙角种了一小畦青菜，绿油油的，那是战乱岁月里难得的安稳象征。

就是在这里，我发现了“线条”的秘密。

父亲的书桌总是整齐得近乎刻板，除了一个笔筒、一盏台灯和几本永远合着的书，别无他物。但有一次，我偷偷拉开抽屉，发现了一本厚厚的、皮质封面的笔记本。翻开它，里面不是文字，而是一幅幅铅笔素描——马的侧影、奔跑的牧羊犬、蒙古包的轮廓、还有远处起伏的山峦线条。这些画并不精细，甚至有些粗糙，但每一笔都充满了力量，仿佛那些线条本身就有生命，急切地想要从纸面上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