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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烬余录（第1页）

一九西西年的上海，空袭警报成了这座城市的另一种心跳。它不像真正的脉搏那样温热、规律，而是像一只锈蚀的、失控的钟摆，不定时地、刺耳地切割着时间与空气。先是遥远而沉闷的嗡嗡声，像巨兽在云端磨牙，接着，凄厉的汽笛便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同时拉响，那声音尖锐得能刮擦人的耳膜与神经，将日常的一切——电车铃声、小贩叫卖、留声机里的歌曲——瞬间抹去，只留下空荡荡的、令人心悸的寂静，以及随之而来的、纷乱奔逃的脚步声。

张爱玲己经习惯了这节奏。她会迅速收起正在写的稿纸，连同钢笔、墨水一起塞进一个准备好的布包里，再抓上一件厚外套，随着公寓里的人流，匆匆下楼，汇入前往附近公共防空洞的灰色人潮中。防空洞里总是拥挤不堪，空气混浊，弥漫着人体汗味、尘土味、廉价香烟味，以及一种地下空间特有的、潮湿的霉味。昏黄的灯光在低矮的顶壁上投下摇晃的人影，如同皮影戏里鬼魅的群舞。婴儿的啼哭、老人的咳嗽、人们压低嗓音的交谈，混杂成一片嗡嗡的背景音。

就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避难空间里，张爱玲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隅。她背靠着冰冷潮湿的水泥墙壁，蜷腿坐在分发的小板凳上，将布包放在膝头，拧亮那支备用手电筒。一道微弱但集中的光柱，刺破了周围的昏暗，在她摊开的稿纸上圈出一小片明亮而孤独的舞台。铅笔尖在粗糙的纸上沙沙移动，写下的是《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开头：

“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

她写得很慢，很专注，仿佛外界的喧嚣与危险都被这束光和这片纸隔绝了。佟振保的欲望、算计、那点可怜的体面与无尽的悔恨，在这幽闭的地下世界里，反而显得格外清晰、格外真实。他周旋于“圣洁的妻”与“热烈的情妇”之间的那点精细的苦恼，在头顶可能落下的炸弹的映衬下，有一种荒诞而悲哀的喜剧感。

突然，一阵沉闷的、大地深处的震动传来，像是巨人在不远处狠狠跺脚。防空洞顶部的灰尘簌簌落下，灯光剧烈地摇晃，人群里响起压抑的惊叫和孩子的哭喊。张爱玲膝上的手也猛地一颤，笔尖在“玫瑰”的“瑰”字最后一划上狠狠拉出一道歪斜的、失控的痕迹，几乎戳破了纸背。

周围是更深的恐惧与骚动。然而，在那一瞬间的惊吓之后，她看着稿纸上那道丑陋的、战栗的笔迹，又抬头看看西周惊惶的面孔，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分不清是爆炸还是坍塌的闷响，嘴角却忽然无法抑制地向上弯起，一个极轻的、近乎无声的笑，从她喉咙里溢了出来。

这动荡，这随时可能降临的毁灭，这朝不保夕的恐惧，倒成了佟振保们那些精致爱情烦恼最绝妙、也最残酷的注脚。在生死边缘，那些关于“红”与“白”的区分，关于“得到”与“未得到”的怅惘，显得多么虚浮，又多么顽强——虚浮如尘埃，顽强如野草，总要在任何缝隙里探出头来。她笑着，笑着这巨大的荒谬，也笑着自己竟然在此情此景下，还在锲而不舍地剖析着这点荒谬。

几天后，一个阴沉的下午，苏青来了。她是张爱玲少数愿意来往、且能首来首去的朋友。苏青穿着半旧的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头发有些蓬松，脸上带着明显的倦容，手里提着个空米袋，一进门便说：“爱玲，借我两升米，月底稿费来了还你。”语气坦荡，没有丝毫窘迫，这是战时文人之间常见的、互济度日的常态。

张爱玲点点头，去厨房量米。苏青则在她的小房间里随意走动，目光很快被墙上挂着的、以及敞开衣橱里整齐叠放的旗袍所吸引。墨绿的丝绒，宝蓝的绸缎，鹅黄的软缎，桃红撒金的织锦……即使在物资匮乏的战时，张爱玲似乎总能通过稿费、版税，维持着这份对衣着的、近乎固执的讲究。这些旗袍不仅仅是衣服，更像是她构筑的一个个色彩与质感的堡垒。

苏青走近，指尖轻轻拂过一件樱桃红底子、绣着银色缠枝海棠的旗袍袖子，那料子在昏暗光线下依然流转着细腻的光泽。她收回手，转过身，看着正从厨房出来的张爱玲，叹了口气，那叹息里有关切，有不解，也有一种同为女人的、深刻的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