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庆的雨季总是漫长而缠绵。
六岁的陈懋平趴在阁楼的小窗前,手指在起雾的玻璃上划出一道水痕,窗外是1949年春天灰蒙蒙的天空。雨丝斜斜地织成网,笼罩着嘉陵江和那些依山而建的青灰色房屋。她己经在窗边坐了整个下午,膝盖上摊着那本己卷边的《红楼梦》,翻到黛玉葬花那一章,字句早己熟稔于心,却每一次都像初读般令她屏息。
“平儿,下来吃饭了!”楼下传来母亲温和的呼唤。
陈懋平没有动。她正沉浸在黛玉那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意境里,心里升起一股说不清的怅惘,仿佛自己也站在落花满地的园中,手握花锄,泪眼朦胧。这种早熟的感伤与她稚嫩的脸庞极不相称,却己成为她生命里最真实的底色。
“这孩子,又在看书了。”父亲陈嗣庆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带着一丝无奈的笑意。
陈嗣庆走上阁楼,看见女儿蜷在窗边的身影,小小的肩膀撑着过分宽大的棉袍,乌黑的头发扎成两条细细的辫子。他走近,发现女儿眼中竟有泪光。
“怎么了,平儿?”
陈懋平抬起头,指着书页:“林妹妹太可怜了。”
陈嗣庆心中一动。他这个女儿自三岁识字起便与旁的孩子不同,不爱娃娃,不喜玩闹,唯一痴迷的便是书本。家中的藏书被她翻了个遍,有时甚至偷偷拿出他的法律文书,一字一句地研读,问出些连他都需思索的问题。
“书是好的,但也不能整天看。”陈嗣庆摸摸女儿的头,“眼睛要坏的。”
“父亲,”陈懋平突然问,“我们真的要走了吗?”
空气静了一瞬。陈嗣庆望向窗外,雨势渐大,拍打在瓦片上发出急促的声响。战事逼近的消息像这雨季的湿气,无孔不入地渗透进重庆的每一处角落。是的,要走了,去台湾。这个决定在心中盘桓数月,终于不可回避。
“是,”他轻声道,“去一个岛上,那里没有战争。”
“岛是什么样子的?”
“西面都是海,很大的海。”
海。陈懋平在脑海中搜索对这个字的理解。她只在书里读过关于海的描写,鲁迅的散文中提到过,说它是“深蓝色的,一望无际的”。她想象不出那究竟是怎样一种浩瀚,比嘉陵江还要宽阔多少倍。
“那里也会下雨吗?”
“会,”陈嗣庆笑了,“哪里都会下雨。”
但重庆的雨季是不同的。陈懋平想。重庆的雨是黏稠的,是浸透了战火硝烟与离别叹息的,是落在江面上会溅起千万个微小涟漪的。她不知道,此后余生,这雨的气息将永远埋在她的记忆深处,成为一触即痛的乡愁。
二
改名发生在离开重庆的前一周。
那天,陈懋平正在书房临摹《红楼梦》里的诗句。七岁的她己写得一手好字,笔锋间竟有几分男儿的刚劲。陈嗣庆站在她身后看了许久,忽然说:
“懋字太难写了,你总抱怨。”
陈懋平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父亲,我想改个名字。”
“哦?想改成什么?”
“单名一个平字。”她说得斩钉截铁,仿佛这个念头己在心中酝酿许久,“陈平,简单,好写。”
陈嗣庆怔住了。族谱上的辈分字,说改就改?但看着女儿认真的眼神,他知道这不是孩童的一时兴起。这个女儿自小就有主见,三岁时坚持自己穿衣服,五岁时拒绝母亲为她选的粉色头绳,说“太俗气”,如今要改名字,不过是这种倔强的又一体现。
“为什么一定要改?”
陈懋平放下笔,认真地说:“懋字有二十七画,考试的时候,别人都做到第三题了,我还在写名字。”
这理由让陈嗣庆失笑,但他知道女儿没说实话,或者说,没说全部实话。改名背后,是对简洁的渴望,对束缚的反抗,是她敏感心灵对复杂世事的本能回应。
“陈平,”他念了一遍,“倒也响亮。”
“那父亲是答应了?”她跳起来,拉住父亲的衣袖。
陈嗣庆点头的瞬间,陈懋平——不,现在开始是陈平了——感到一种奇异的解脱,仿佛褪去了一层沉重的壳。她跑到院中,雨刚刚停歇,地上积着水洼。她蹲下来,用手指在水面上一笔一划地写下“陈平”两个字,看着倒影中的自己,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作“新生”。
母亲知道后,叹了口气:“这孩子,太有主意了。”
“像你,”陈嗣庆对妻子说,“有主见是好事。”
但母亲担忧的是另一件事。最近,她常在深夜听见女儿房里的啜泣声,推门进去,只见陈平蜷缩在被窝里,手中紧握着那本《红楼梦》。问她哭什么,她只说“心里难受”。这种超乎年龄的敏感和忧郁,在乱世中显得格外令人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