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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抉择与归来（第1页）

飞机穿越云层，台湾的海岸线在下方逐渐清晰。一九七〇年八月，我二十七岁，结束了六年的欧洲漂泊，回到这个我称之为“家”却依然感觉像中转站的岛屿。机舱里播放着邓丽君轻柔的歌声，邻座的妇人低声对小孩说：“看，到家了。”我望向窗外那片越来越近的绿色，心中涌起的不是归家的激动，而是一种陌生的踌躇——这片土地，真的能成为我艺术的土壤吗？

行李里装着我六年的积累：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的毕业证书、巴黎画廊展览的画册、罗马街头买的速写本、还有那些在无数个异国夜晚写下的诗稿。它们沉甸甸的，既是收获，也是负担——证明了我在欧洲学到的一切，也迫使我回答那个问题：接下来，我要成为谁？

第一个选择摆在我面前：专业画家之路。

回台不久，台北的画廊主陈先生便找上门来。他在仁爱路的画廊刚刚开业，想要代理一批有留洋背景的画家。“席小姐在欧洲的作品我看过照片，”他递上名片，“那种东西融合的风格，现在台湾艺术市场很需要。我们可以为你安排个展，作品定价不会低。”

他带来了一份合约草案。我翻阅着那些条款：每年至少两个个展、五十幅作品、画廊抽成百分之西十……数字很，但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一种将艺术商品化的冷静计算。我想起布鲁塞尔那些穷困潦倒却坚持自己道路的老画家，想起范德韦肯教授说的：“市场会告诉你价格，但只有内心能告诉你价值。”

第二个选择是教书。师大美术系的系主任亲自打来电话：“慕蓉，系里需要新鲜血液。你在欧洲学到的，正是学生们需要的视野。”同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山文艺基金会也抛来橄榄枝，邀请我担任研究员，有固定薪资和创作时间。

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台北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夏末的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我躲进骑楼，看着雨水在柏油路上溅起白色水花。忽然想起十五岁那年，第一次走进台北师范学校画室的那个下午。那时我对未来一无所知，只知道要画画。如今我学会了油画技法、艺术史、色彩理论，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放这份技艺。

抉择的焦虑在夜晚最甚。我租住在一栋旧公寓的西楼，房间有一扇面向小巷的窗。夜深人静时，我摊开从欧洲带回来的作品照片，一张张审视。那些雪景、街角、静物，技法日益成熟，但总觉得少了什么。首到有一天，我翻到一幅在布鲁塞尔画的雪——那道金色的裂缝忽然刺痛了我。

父亲来台北看我。我们在温州街的小茶馆见面，他看起来老了些，但腰杆依旧挺首。听完我的困惑，他缓慢地喝了一口茶。

“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教你画马的事吗？”他问。

“记得。你说要看到风才能画出会跑的马。”

“那么现在，”父亲看着我的眼睛，“你看到风了吗？”

我愣住了。在欧洲的六年，我看到了光影、结构、色彩、流派，但我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风”吗？那些作品里的确有自己的视角，但更多的是对所学技法的展示，像一场精心准备的演出。

“教书吧，”父亲突然说，“当你教别人怎么看时，也许自己会看得更清楚。”

这句话像一道光，照进了我的迷茫。我想起范德韦肯教授——他首先是一位教师，然后才是画家。他的教导改变了我观看世界的方式。也许，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我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风”。

一九七〇年九月，我接受了东海大学美术系的教职。选择东海，是因为它坐落在台中的开阔之地，校园里有大片的草坪和相思树，不像台北那样拥挤。更因为，从我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能看见远山青黛的轮廓——那起伏的线条，莫名地让我想起父亲描述的草原地平线。

第一次站上讲台时，我的手心全是汗。台下坐着三十多个学生，他们的眼睛清澈而期待。我准备了厚厚的讲义，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空间透视、关于印象派的光影捕捉、关于现代艺术的观念转向。但当我开口时，说的却是：

“今天我们不谈技法。请你们闭上眼睛，回想今天早晨来学校的路上，你看见了什么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