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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十岁结了婚。之前做了数年的职业编剧。我住在兰州,依靠父亲的资助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我勤奋写作,但寂寂无名,所写的数个剧本都无人问津,只在剧本杂志上发表为止。有一天,一个电视台的编导注意到我,他正在给兰州某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拍纪录片。他请我写其中的解说词。他说解说词需要文艺和漂亮。于是我去采访了科研团队。这样和李雯认识。李雯是科研团队中的成员。她穿着整齐的职业装,和我说话只限于采访范围之内。有一次她突然说,你们文人好奇怪。我问她此话怎讲。她说,你们拍的片子是讲我们团队的,可总觉得和我们的生活不太像:看着挺美的,却像是说了一大堆的谎话。我问怎么就像谎话了。她说,也说不清,总之就是这种感觉。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半年后,她约我见面。她送给我一份礼物。一套正版的德彪西音乐CD。她说,生日快乐。我记得从未向她提起过我的生日,也从未提及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是德彪西。她看着我,脸上突然呈现出红晕。她说,我们恋爱吧。
我看着她,以为我听错了。
她顿了顿,似乎已经从短暂的慌乱中清醒过来。她清晰、有力地说。我们恋爱吧。
我说,好。
我有过几段不成功的恋爱经历,正处于感情空白期。我勤奋写作,经常感到寂寞。我不了解李雯,正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要和我恋爱。但我愿意尝试。我们定期见面、吃饭、在河边散步、偶尔亲吻、抚摸。每一次见面时她会明确地说,我们有多长时间。一个小时,或者一小时二十分钟,或者两个小时。一小时表示只吃饭,一小时二十分钟表示还可以在河边散步,两小时则表示可以亲吻和抚摸。但也只限于抚摸。她有澎湃的胸,被她用束胸结实地包裹起来。有几次她几乎不能忍受自己的呻吟和渴望。她用了全身的力气挣扎、拒绝。她说,不行,我不能这样。她的神色显得很自责。她从未与人谈过恋爱,她认为恋爱时需要学会控制,不应当发生两性关系。为了增加自己的控制能力,她在包里装了一只闹钟,每一次,她会事先设好铃声。铃声如期响起来,响亮而急促。她于是奋勇地从我的手掌中挣脱。她说,时间到了。
实际上我不介意她这样。那时候我的心思全部放在剧本写作上。有没有闹铃并不重要。
一年后李雯去北京读博士。正好有一家影视公司约改剧本,于是我也到了北京。我住的地方离她很远,每到周末我会转乘地铁和公交,去和她约会。我在她的宿舍楼下等她。在她上课或者做实验的地方。有时候需要等很久。她读书,参与很多项目。我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趁着空闲想一想剧本的修改问题,偶尔会和一些女生聊天。大学里总会有这样的女生:空虚、不喜欢上课读书、主动搭讪让她们觉得奇怪的人,然后向对方讲述自己青春年代的遭遇。她们甚至不在乎你是不是在听。那些故事大同小异,到我听得厌倦之后,我就开始读书。在等待李雯的半年时间里,我完整地读完了《奥赛罗》和《古希腊悲剧集》。她也很高兴有一个男人每周在校园里等她。她有一次提起她的那些同学,她说她们都羡慕她有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男友。她还说她们赞美我的容貌。请你不要有骄傲的情绪,李雯说,容貌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再说,她们只是出于礼貌才这样讲。她说话时的神情很严肃,就仿佛在实验室里做课题。我也从未见过她的那些博士同学和导师们,她认为在本质上我和他们没有交集。但是作为对我的忠诚的回报,她会事先购买大剧院音乐会的门票。《天鹅湖》《卡门》、莫扎特、贝多芬等等,她买的票是最贵的。她陪我去看。她坐在我身边,会一直保持一种安静的状态;在暗淡的光亮中,她显得神秘、高贵,黑亮的眼睛更多的时候不是在注视舞台,而是在观察我的反应。她为我痴迷于夜晚的声音和舞台而感到惊讶。但是她也承认,她是喜欢我这个模样的。
我们在她的宿舍缠绵。她的舍友每到周末去和她的男友约会,在另一所大学。所以宿舍是她一个人,但是她不同意我过夜。每次闹钟一响,她就要求我回去。我已经习惯这样了。有一个晚上,她居然有了一次短暂的**。她发出难以克制的呻吟,身体也在快乐地颤抖,她的指甲因此划破了我的后背。她紧紧地抱着我,过了很久。闹钟响起来,她似乎没有听见。那天晚上,我也希望能够留下来。但是她突然把手臂从我的身体上抽离。她坐起来,像是突然从梦中惊醒。她说,不行,我不可以这样。她的神色里充满了自责和难过。她让我立刻回去。那时候已经很晚了,我在大学门口等了很久也等不到出租车,于是我顺着马路一直往南走。一路上遇到骂骂咧咧的醉汉、浓妆的妓女、要我出示证件的便衣警察。我从北四环一直走到南二环,再从南二环一直走到东四环。回到住地的时候,正好看到第一趟早班车在街道上驶过。这没什么,我心里说,走一走路,正好可以想一想我在修改的剧本;一个人走在北京的夜晚,还可以看到奇异的风景,会有奇异的感觉,这些在白昼都不曾有过。
有一天我和制片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要我增加剧本中一个人物的戏份。但是我认为毫无必要。他说,你丫竟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说,我就这么跟你说话。他说,你丫要么老老实实按我说的改,要么就滚回兰州去,想写剧本的人多着呢。我就没和他说话,从那里离开了。要不是一旁有人劝解,我就会拿起他桌上的巨型烟灰缸砸烂他的脑袋。那天我情绪很糟糕,和李雯见面后一直没有说话。李雯带我去一家新开的俄罗斯餐厅。餐厅里有俄罗斯歌手在演唱。李雯看上去很愉快。有一个歌手站在她面前演唱,送给她一朵玫瑰。她好像一直到快吃完饭,才注意到我的沉默。
她问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很少问我的剧本写到什么地步,只知道我在写剧本。我写不写剧本,或者写出什么样的剧本,和我们的爱情生活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我也不介意她这么想。但是那一天我有倾诉的欲望。这欲望特别强烈。无论如何,她是那一段时期里唯一和我有亲密关系的人。我倾诉的欲望来自我的脆弱和孤独。我甚至常常感觉到无处逃避的寂寞。
我告诉她我和制片人吵架的事。我说他就是一个艺术上的白痴,一个为了票房而不惜增加狗血剧情的商人。我说我已经厌倦于这种不停地修改剧本的生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何时可以让他满意。你每天面对他的一张跋扈的嘴脸,会觉得受到了侮辱。
哦。她说。她是第一次听我说起我的生活。但是她没有表现得很惊奇。她也没有对专横的制片人发表评论。她看着我身边的什么地方,似乎在考虑说些什么话。
他给你多少钱?她说。
五万,我说,等到剧本修改好,再给我十万。
哦,她点头,他还欠你十万,对吗?
可以这么理解。
本来就是这样的呀,她说,只是你不愿意承认罢了。
这不光是钱的事。
我理解就是钱的事。她说,这样吧,你不要去给他写剧本了,你来给我们课题组帮忙好吧,我这里最近缺人手,我付费给你,收入应该和你写剧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