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每个人都不敢乱讲话。家里人说话,都怕邻居听见。今天好好的呢,明天说不上谁就被扣上一顶帽子。停止工作反省。拉出去批斗。或者让你去陪斗。
那时常出现被好朋友出卖的事。因为是好朋友,说话没防备,结果就被举报了,被推上了审判台。所以那时候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人人都提高警惕,不敢随便说话。更不会议论国事,政事。家家户户都小心翼翼的度日。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与人之间少了真心,少了信任。家长们会反复叮嘱孩子不要乱讲话,在外面什么也不要说。
在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我会遇到一些挑衅的学生。每当这时就一定要用毛主席语录来对付他们。这样才不会被打。
最常用的语录有:“要斗私批修”。
“要多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都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等等。
在说语录之前一定要说,“毛主席说”,只有这样对方才不敢动手。互相对峙一阵儿,就会离去。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很紧张,不知对方会纠缠多长时间,也不知对方会不会突然动手。有时候也怕自己对不过对方。不过我还好,每次都会顺利过关。想一想那时候的人真是愚蠢,愚昧,无知。
我大舅,在解放前给日本人做了一年多翻译。据妈妈说,大舅非常聪明,既会日语也会韩语。他个子不高,但长得很帅。我看过大舅的照片,长着瓜子脸,大眼睛,双眼皮,特有气质。从照片上看,大舅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
妈说大舅心地很善良。从不做害人的事儿。背后还会帮助老百姓,总找机会向抗联提供日本军人的行动计划。所以解放后大舅在勃利县政府当了领导干部,又进入合江地区政府。当了领导干部。
可是一九五六年。被一个和大舅在一起共过事的姓崔的朝鲜人给诬告了。理由是大舅害死了一个朝鲜人。
大舅确实杀了一个朝鲜人。原因是有人给大舅消息,说有几个日本间细在某某村会面,并说其中一个姓崔的朝鲜人是害死我舅姥爷的人,也就是我大舅的二舅。听妈妈说,那两年大舅一首想要给他舅舅报仇。所以我大舅便去杀了那个姓崔的人。
大舅被捕了,关进了勃利县里的监狱。因为他心高气傲,又受了委屈,有理无处讲,他接受不了现实。没多久就病倒了。政府还算宽待大舅。让他保外就医了,可是出了监狱没到一年。大舅便离世了。去世那年他才三十二岁。
文化大革命前大舅的照片还镶在我家的镜框中间。我隔个三两天就看到妈妈站在镜框前看着大舅的照片,念叨着,哭泣着,有时唱着哭,妈妈说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也听不清。听清的几句里有:“你怎么走得这么早啊?剩下我无依无靠”。
“你让我们老刘家断后了”。
“我没有亲人了”。
我深深的感觉到妈妈的绝望。她那难过,思念,不舍的情绪,是那么深沉,那么刻骨。那时我认识到妈妈好像很孤单。
文化大革命不几天,妈妈就把大舅的照片撤下来了。用纸仔细的包好压在了箱子底下。并告诉我们在外面不要提自己有个舅舅。
二哥那时面临找工作。妈妈告诉他,填表时不要填舅舅。那一段时间我看出来了,妈妈和爹爹每天都提心吊胆。
我妈承担的很多,他还怕父亲出事。因为解放前父亲跟二舅姥爷的小分队打了不到一个月的游击战。妈妈想起这事儿。又憋气又窝火,但无奈,证明不了自己舅舅的清白。
我二舅姥爷是解放前东北有名的土匪头子谢文东的一个部下。和土匪徐大马棒有过联系。二舅姥爷有自己的一队人马。他们主要是杀富济贫。从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后来又参加了抗联,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日本鬼子。
我父亲在那小队里面待了二十多天。但他胆儿太小,什么也不敢干,二舅姥爷又怕我父亲出事儿,害了我妈妈,便让我爹回家了。并嘱咐他和我妈妈好好过日子。
最后我二舅姥爷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下。虽然二舅姥爷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但毕竟叫土匪。听妈妈和老姨说二舅姥爷和赵一曼是一样的人。也是地下党。他和赵一曼是单线联系。赵一曼牺牲以后,就没有人能证明二舅姥爷也是地下党的工作者了。大家都认为他是土匪。尽管参加了抗联,但是却没有证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