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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第1页）

尾声

1928年4月30日，在“圣路易斯精神号”第一次试飞整整一年后，林德伯格把自己视若珍宝的飞机（林德伯格总称它为“船”）捐赠给了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它在为期一年的服役生涯中完成了175趟飞行，滞空时间长达489小时28分钟。5月13日，它在学会的艺术暨工业大楼展出，这时恰好是它完成历史性飞行一周年纪念日的前一个星期。林德伯格坚持“圣路易斯精神号”永远不得在别处展出，它从未离开过史密森尼学会的照管。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坚持这一点。”2011年我到史密森尼学会参观时，活泼的资深策展人亚历克斯·斯宾塞博士对我说，“我想，当时也没人会问他吧。”

斯宾塞和我站在夹楼上，俯瞰着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通畅的入口大厅，就在我们面前，“圣路易斯精神号”被细细的金属线悬挂在天花板上，永远地凝固在了想象的飞行场面中。它看上去很小，单薄得叫人不安。它前方视野的缺失一目了然，很难想象林德伯格是怎样把自己挤进这么狭小的空间里的，更难想象他又是怎么把亨利·福特等乘客给塞进去的。那必定是一场极端“亲密”的体验。靠近了还能清楚地看出飞机用薄薄的织物覆盖着，更突显了几分脆弱姿态。难怪林德伯格那么害怕别人对自己心爱的飞机动手动脚了。

我是来博物馆请教斯宾塞关于林德伯格的飞行在航空史上有何意义的。“哦，太多了！”他语气强烈地回答，并带着我到了邻近的展厅，即“空中的美国”。这是一个巨大的立方体房间，近乎拥挤地摆满了各种闪闪发光的老式飞机。在没受过训练的人看来，这些飞机似乎没有太多共同点，但事实上，馆方是精心挑选它们展出的。“如果你从制造顺序来看，它们讲述了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故事。”斯宾塞说。

斯宾塞首先指向了一架福特三引擎飞机，制造日期可追溯至1928年。它的外观呈灰色，四四方方的，由波纹铝板制成，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充分理解空气动力学的人在家庭作坊里造出来的。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亨利·福特拒绝乘坐自己出产的飞机上天。

“现在跟这架飞机比较一下。”斯宾塞带着我们走向了一架波音247D。波音飞机外形较大，表面更光滑，每一处都呈诱人的流线型。悬臂翼没有了金属线和支柱，引擎汽缸头藏在亮闪闪的整流罩里，引擎本身内置在机翼内不再光是用螺栓固定在机翼下方。这架飞机显然来自一个更时尚的全新时代。

“接着又出现了它。”斯宾塞骄傲介绍着最为重要的道格拉斯DC-3。DC-3于1935年制造、1936年推出，是第一架真正的现代客机。它有21个座位，能以近321。8千米的时速巡航，飞行2414千米左右。如果乘客下午4点在纽约登上一架DC-3，第二天早上就能到洛杉矶用早餐了。现代航空旅行的时代真正开始了。“而这一切发生还不到10年，”斯宾塞指着我们周围的所有飞机说，“这就是林德伯格飞行带来的结果。”

“但要发生的不是总归会发生吗？”我问。

“没错，”斯宾塞同意，“但不会发生得这么快，也不会始终是美国保持领先了。”

据计算，林德伯格的飞行激发了对美国航空行业高达1亿美元的投资。20世纪20年代中期，波音只是西雅图的一家小型飞机制造商，订单量极少，为了维持经营有时只能做家具。林德伯格飞行后不到一年，它就雇用了上千人。航空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意义就跟收音机对于20世纪20年代一样。林德伯格本人也不遗余力地推动飞行业的发展。他刚刚结束全美巡演，新上任的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德怀特·莫罗就邀请他到墨西哥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一个大胆的请求，墨西哥正处在革命爆发的边缘。土匪最近袭击了一列从墨西哥城开往洛杉矶的火车，杀害了几名乘客，包括一个名叫弗洛伦斯·安德森（Florenderson）的年轻美国教师。莫罗和妻子则开着装甲车出行，这里没有地方可供迷航的飞行员降落。

然而，林德伯格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而且立刻着手制订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巡演计划，这趟巡演跟“美国之旅”同样雄心勃勃，事后看来还更加惊心动魄。值得一提的是，林德伯格是自己出钱做这趟巡演的。

12月13日，完成美国巡演后6个星期，林德伯格从华盛顿特区的波林机场起飞，前往墨西哥城。飞行总距离虽然只有到巴黎的23，却同样是场史诗般的经历。因为找不到墨西哥的精细地图，他只好依靠一页比高中地理教科书上撕下来的示意图好不了多少的地图。他顺着墨西哥湾沿岸飞行时问题都不大，但当他从坦皮科转往内陆以后，就再没有大型地标可充当指引了，他只能依靠本能。他经过的唯一城镇在地图上并没有显示；他遇到的零星铁路不能带他前往任何有意义的地方。最终，他想起自己飞过的一座孤零零的高山应该就是托卢卡山，从而意识到此时已飞过目的地相当远了。等他掉转方向找到沃尔布纳机场时，已在空中飞了27小时15分钟，比预定到达时间晚了几个小时。

下午2点30分，林德伯格的飞机降落，15万人狂喜地冲上去举起了飞机，把它扛进了机库。西半球最如释重负的一群人是从早上8点钟起就等候在一张讲台前的德怀特·莫罗和墨西哥总统普卢塔科·卡列斯（PlutarcoCalles）及其他政要。

接下来的两个月林德伯格巡演了多个地区，经常在恶劣的天气里飞行，在设施简陋且不齐全的机场危险起降。他所到之处都有人群等候，并将他奉为大英雄。道路、学校、河流、鸡尾酒和许许多多新出生的孩子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访问了危地马拉、伯利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维尔京群岛、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古巴和巴拿马运河区域。在莫罗一家的陪伴下他在墨西哥城度过了圣诞节。节日期间，莫罗的女儿安妮也在场。她此刻正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碰巧也是柯立芝总统的故乡）史密斯学院上大学。安妮很害羞，有魅力也聪明，而且同样沉默寡言。林德伯格对她一见钟情，于是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朋友。很快他们就会订婚，16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

回到美国，林德伯格几乎又立刻被传召承担一起英勇行动。一架从爱尔兰飞来的飞机（飞行员是两名德国人，一名爱尔兰人）在加拿大东部拉布拉多海岸外，一座名叫格伦利岛的遥远弹丸之地迫降。这是从东往西飞越大西洋的第一支队伍，但眼下飞行员们被困住了。弗洛伊德·贝内特和伯恩特·巴尔肯前往援助。或许读者们还记得，贝内特差不多一年前险些和理查德·伯德一起死在“美洲号”处女航的坠机事故里。贝内特要么是非常倒霉，要么就是尚未完全康复，因为还没到加拿大他的肺炎就发作了，人也随之垮掉了。听到了这个消息，林德伯格冲到洛克菲勒研究院拿了一瓶血清，开着飞机顶着暴雪和大风把它送到了贝内特床边。只可惜，事实证明这瓶血清型号不对，贝内特最终还是死了，时年37岁。

在跟洛克菲勒研究院的交往中，林德伯格碰到了亚历克西·卡雷尔，两人结下了多年的友谊，卡雷尔还为林德伯格提供了许多糟糕的建议。“林德伯格成年后，亚历克西·卡雷尔对他的思想造成了最深刻的影响。”1998年，斯科特·伯格在林德伯格的传记中这样写道。卡雷尔是土生土长的里昂人，也是当时最有天赋的一位外科医生。在法国学医期间，他就以精巧过人的技艺出了名——他能只用两根手指把两条羊肠线拴起来，或是在一张卷烟纸上密密麻麻地缝上500针。这些不仅仅是有趣的杂耍表演，因为卡雷尔正是依靠自己的针线能力设计出了有益的医疗缝合新方法。他发明了保持内表面光滑、无血凝块的拼接动脉的方法，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1906年，他接受了洛克菲勒研究院的职位，6年后又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成为了美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卡雷尔还（在一只狗身上）进行了第一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为铺平器官移植和组织移植的日后道路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然而，卡雷尔是个满脑子古怪概念的人。他深信阳光是坏东西，并坚称世界上最落后的文明总是来自阳光最耀眼的热带地区。他手术室里的所有东西，从手术服到敷料都必须是黑色。他断然拒绝跟任何令他第一印象不愉快的人结识。卡雷尔尤其出名的是他对优生学的可怕观点，他认为凡是有缺陷或者落后的人，都应该“在毒气室里安乐处死”。在他看来，这样的人应该放弃自己的生命，以便换取整个人类的更大利益。“牺牲的概念，以及它在社会里的绝对必要性，必须引入现代人的心目中。”卡雷尔主张。

卡雷尔在1935年出版的畅销书《未知之人》（MantheUnknown）中坦率但不太连贯地概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书中问道：

我们为什么要留下这些无用且有害的生物呢？犯了谋杀罪的人，手持自动手枪或机枪抢劫的人，绑架儿童的人，掠夺穷人积蓄的人，在重大事务上误导公众的人，都应该投入小型安乐室，放入合适的气体，人道又经济地安乐掉。对犯了重罪的疯子施以类似处置，也有极大的优势。

卡雷尔主张想解决地球的问题应建立一个“医生最高理事会”，他明确表示，这个机构应由自己领导。其主要作用就是确保地球的事务始终处在“占主导地位的白种人”控制下。

有一段时间，人们尊重地顺从卡雷尔的观点。他在纽约医学会讲演时，本来只能容纳700人的报告厅涌进了5000人。林德伯格对他尤为着迷。“他（卡雷尔）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似乎都没有止境。”林德伯格感叹道。

通过卡雷尔，林德伯格对制造一台能让人在手术过程中保持器官存活的机器产生了极大兴趣。他详细地设计了一种叫作“灌注泵”的器具，“一根螺旋状盘绕的玻璃管，就像热水器那样的东西”。《时代周刊》如此形容。基本上，这是一种复杂的过滤器。林德伯格的参与为卡雷尔带来了极大的曝光度，这让他欣喜异常（此事恰好与《未知之人》的出版发生在同一时间），他让记者们相信灌注泵代表了医学上的历史性突破。其中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就是林德伯格和卡雷尔骄傲地展示着两人的设备。林德伯格的灌注泵无疑是一套精巧的装置，但公平地说，如果它是其他人发明的绝不会吸引到什么关注度。实际上，这一设备没有什么用处，在手术中就更没有一席之地了。虽说灌注泵制造了若干台成品，但据信，到1940年已无一台仍在使用。

在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林德伯格所到之处仍频频遭人围观。1928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他从柯蒂斯机场驾机起飞兜圈，结果来了大量的围观者。林德伯格马上要着陆的消息在人群里传开后，2000人蜂拥冲上跑道，用《时代周刊》的话来形容，那就是一阵疯狂的踩踏，造成了两名女性受伤，几个孩子跟父母失去联系，很多人被撞伤、衣服也被撕破了。林德伯格困在飞机里长达15分钟，这就是他如今的生活。就连他和卡雷尔前往哥本哈根在一场科学会议上展示灌注泵时，警察也不得不竖起路障隔开人群。

重获隐私权成为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29年5月，林德伯格和安妮·莫罗结婚，他们借了一艘11。5米长的游艇从缅因州海岸线启航去度蜜月。出海第二天，一架飞机就嗡嗡地找了上来，摄影师趁机抓拍图片，把两人气坏了。没过多久，一艘满载记者和摄影师的船也赶上来开始了不懈的追逐。“整整8个小时，他们都围着我们的船。”林德伯格事后带着丝毫不曾消退的苦涩回忆说。

林德伯格夫妇坚定不移地努力过尽量正常的生活。林德伯格接受了洲际航空运输公司（环球航空公司和泛美航空公司的前身）的职位，并逐渐成为航空工业的顶尖人物。可就在这期间，他和安妮的生活却遭到了最具破坏力的打击。1932年年初，有人闯入他们在新泽西州霍普韦尔的家，爬进二楼窗户绑架了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虽然他们支付了5万美元的赎金，但两个月后孩子还是被害了。

在百般担心和千般哀痛中，一场最怪诞的媒体马戏将林德伯格夫妇包围。低空飞行的飞机搭乘着围观者，每人一趟2。5美元反反复复地掠过他们的房子，他们连门都无法出。两位摄影师设法钻进了太平间，拍下了死婴的照片。这些照片太过可怕无法公开，他们就私下流通，花上5美元还可以购买。德国移民布鲁诺·豪普特曼在新泽西小镇弗莱明顿为此谋杀案接受审讯，庭审第一天引来了10万人旁听。1935年2月，豪普特曼被判有罪后送去行刑。为他行刑的，是罗伯特·埃利奥特。

到了这个时候，林德伯格和安妮受够了。他们搬到欧洲，首先是在英格兰的肯特郡，后来又搬到了布列塔尼北部海岸一座小岛上。亚历克西·卡雷尔和妻子的避暑屋就在邻近的一座岛屿上。林德伯格夫妇常常在欧洲旅行，深深地喜欢上了德国。1936年，林德伯格以纳粹党嘉宾身份出席了奥运会，自己感觉甚是享受。事后，他写信回国对一位朋友说，德国人“有一种远远超过我们的尊严和价值感”——这样形容当时的纳粹德国可算是非同凡响。

1938年，林德伯格接受了纳粹政军领袖赫尔曼·戈林颁发的勋章，这件事让很多人都觉得受了冒犯。安妮苦涩地开脱说，授勋仪式是在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场晚宴上举行的，戈林当时是美国政府的客人，林德伯格并不知道自己要被授勋，也并不想在正式的活动中引发不当喧闹。事实的确如此。另外，哪怕德国和美国之间开战，林德伯格也从未退回过勋章。

没有证据表明林德伯格支持纳粹德国的暴行，但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公开对世界说某一种人（即犹太人）太多了，他跟施加暴行的人相距就并不太远。有一点千真万确：林德伯格和安妮无条件地崇拜希特勒。安妮形容希特勒是“一个真心为自己的国家着想的远见卓识者”。林德伯格认为希特勒“无疑是个伟人”。他承认纳粹经常陷入狂热，但他坚持公正地看“希特勒的许多成就，没有一点狂热是做不到的”。

林德伯格夫妇认真考虑过移居德国，就在他们打算这么做的时候，德国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1]：全国各地的公民攻击犹太人的商店和财产。“水晶之夜”有一种几近喜庆的语感，就好像这夜里只是搞搞恶作剧，充满了欢乐。事实上，它是国家纵容下的恐怖行为。安德鲁·纳戈尔斯基在《希特勒的土地》（Hitlerland）里讲述过一件事：一个小男孩被人扔出了窗户，落在下面的大街上，受伤的男孩试着爬起来，人群却不断伸出脚踢他。一个路过的美国人搭救了他。“水晶之夜”惊呆了全世界。

林德伯格夫妇当然也大感震惊，但方式很独特。安妮在日记里写道：“你只是觉得，当这些人做出如此愚蠢、野蛮、散漫的事情时你仍然理解他们，可以跟他们共事。我大感震惊非常不安。我们怎么能到那儿去生活呢？”这段话里有两点很叫人惊讶。首先，尽管林德伯格太太显然为这件事情感到困扰（“如此愚蠢、野蛮、散漫的事情”），但就德国对犹太人的整体态度，她却并未表达不适。其次，从她自己的话来看，“水晶之夜”并未让在德国生活变得不可容忍，只是变得很棘手。

这是人们第一次开始怀疑林德伯格是不是真的适合以英雄身份代表美国了。更糟糕的情况即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