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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梅特涅时代和欧洲新版图（第1页）

第二十二章梅特涅时代和欧洲新版图

1809年，克莱蒙斯·冯·梅特涅出任奥地利外交大臣。作为一名莱茵兰人，他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失去了一切，据悉接到任命时梅特涅的个人债务已达125万古尔登。而他的主人，皇帝弗朗茨二世（1792—1835年在位）同样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因无力赎回自己发行的国债，弗朗茨只能通过印刷纸钞和用彩票强行与百姓交换银器的权宜之策艰难度日。1809年，帝国国库所欠债务总额达到12亿古尔登，此外还包括面值10亿古尔登的无担保纸币。两年后，弗朗茨宣布破产，除20%的国家债务外，对所有债务违约，制造业和农业生产公司随之大量倒闭。

弗朗茨的领土范围也在萎缩。起初，弗朗茨的军队在皇帝的兄弟，卡尔大公的指挥下，几乎以一己之力在第一次反法同盟（1792—1797）旷日持久的战事中抵抗法军，在与英国、普鲁士以及荷兰共和国组成的盟军中，承担了主要陆上作战任务。尽管哈布斯堡人被迫放弃了奥地利低地国家和伦巴第，但作为补偿，他们在随后的《坎波福米奥和约》（1797）中获得了威尼斯及其内陆的威尼西亚，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然而，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上的战略要地，爱奥尼亚群岛却被法国占领，其中的科孚岛有着现在欧洲规模最大的堡垒。此次吞并预示着法国势力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主要扩张倾向，奏响了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的序曲。

1799年，拿破仑出任法兰西第一执政官，五年后，成为法兰西皇帝。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图谋扩大法国的传统边界，创造一道由卫星邦国构成的天然屏障，通过笼络附庸小国，在法国周边打造一条战略缓冲地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着手对哈布斯堡领土进行肢解。1805年，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对此早有洞见，当得知哈布斯堡和俄国军队在奥斯特里茨战败的消息时，他说道：“收起那张地图吧，我们十年之内都不再需要它了。”在反对拿破仑的第二和第三次反法同盟（1798—1802，1803—1806）战争中，弗朗茨二世均无一例外早早乞和，哈布斯堡帝国不仅几乎失去了所有在《坎波福米奥和约》中获得的领土，还被迫将蒂罗尔割让给拿破仑的盟友巴伐利亚，而古老的士瓦本公国中（前奥地利）仅存的奥地利领地，也被巴登和符腾堡两国瓜分殆尽。弗朗茨只剩下1805年被自己吞并的萨尔茨堡聊以**。

弗朗茨二世退出了第四次反法同盟（1806—1807）战争，彼时的拿破仑正在西班牙陷入一场艰苦而漫长的消耗战，他希望从拿破仑的窘境中渔翁得利，并在1809年4月联合英国重启战端。然而，拿破仑发起反击，迅速占领维也纳。随后，法军在多瑙河上搭起一座浮桥，迫使卡尔大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1809年7月，耗时两天的瓦格拉姆战役在绵延15英里（约24千米）的战线上正式打响，这并非决定胜局之战，卡尔大公也得以有条不紊地组织部队进行撤退，然而经此一役，哈布斯堡王朝国力消耗殆尽，弗朗茨被迫求和。《申布伦条约》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克罗地亚，连同的里雅斯特、戈里齐亚（高兹·格拉迪斯卡）、卡尼奥拉以及卡林西亚的部分领土被并入伊利里亚诸省，这一地区早已被拿破仑划入法国疆域。西加利西亚地区，这块弗朗茨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瓜分波兰（1795）时获得的领土，被并入已然沦为傀儡的华沙公国，加利西亚的一块远方领土也被割让给拿破仑的最新盟友，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然而，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弗朗茨失去的不仅仅是领土。1804年5月，拿破仑在巴黎加冕法兰西皇帝。为了获得与拿破仑分庭抗礼的地位，弗朗茨随即宣布自己为奥地利皇帝，在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威严之上增加了一项世袭帝国头衔。这是一个明智之举。短短两年后，拿破仑就成立了莱茵联邦，并亲自出任联邦主席。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以及13个小诸侯领地立刻宣布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加入联邦。意识到“大环境已经不允许自己履行当选皇帝时所做的承诺”，弗朗茨皇帝正式宣布，曾经连接他与“德意志帝国诸邦国的纽带正式解除”。

失去了统治者，延续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走向了命运的终点。即便如此，1806年8月6日公布的解散法令中，弗朗茨仍在开篇引用了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众多头衔，其中还包括他“不断扩大帝国疆域”的历史使命。值得庆幸的是，凭借不久前设立的奥地利皇帝头衔，哈布斯堡家族最终保住了一个帝国头衔。但他们的继承顺位发生了改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成了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他的继任者自然变成了斐迪南一世，而不是之前的斐迪南五世，凡此种种。

弗朗茨继续沿用自15世纪开始使用的双头鹰标志，黑红相间的皇家颜色，将它们塑造成哈布斯堡家族的专属标志。黄色，同样也是巴西的代表色之一。1817年，弗朗茨的女儿，利奥波蒂娜（1797—1826），与随家族流放巴西的葡萄牙王子佩德罗成婚。1822年，当佩德罗宣布巴西独立时，她负责为这个新生的国家设计一面国旗。利奥波蒂娜将哈布斯堡旗帜中的黄色与源自葡萄牙和巴西的布拉甘萨家族的绿色融为一体。巴西足球队员至今仍身着哈布斯堡传统颜色活跃在国际赛场上。

作为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梅特涅曾警告不要与法国重开战端，认为这是鲁莽之举。瓦格拉姆战役的惨烈战况和随后被拿破仑强加的屈辱条约证明了梅特涅的先见之明，而1809年他被弗朗茨皇帝任命为外交大臣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刻，梅特涅的首要任务是与时间赛跑，因此他敦促对法国实行和平政策。皇帝对此深表赞同，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准备将她许配给那位自命不凡的科西嘉农民。尽管自己的女儿只是第三人选，因为拿破仑此前曾对两位俄国公主情有独钟，然而前一位断然拒绝了他，后一位压根儿就没有获得父亲的许可。

作为一位风度翩翩的情场老手，梅特涅在香闺私宅和会议大厅中同样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而梅特涅层出不穷的风流韵事正是他纵情声色的真实写照。作为一位声名狼藉的搬弄是非之人，梅特涅私下还会进行情报买卖。当他需要掌握更多信息时，就会直接命人私拆外交信函。最令人侧目的是，1808年后，梅特涅成功收买法国外交大臣和国务委员塔列朗，并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塔列朗提供的情报，包括军事部署在内，均被直接呈送弗朗茨皇帝，美其名曰来自“×先生”的证据。

1810年3月至9月，梅特涅在巴黎短暂停留，作为官方代表团的一员参加拿破仑的婚礼。他希望借此机会揣摩拿破仑的战略意图，经常陪他熬夜到凌晨4点，目睹拿破仑彻夜燃烧自己的天赋。梅特涅明白，拿破仑的野心远未得到满足，但他的下一个目标仍未浮出水面。9月20日，在拿破仑位于圣克劳德的皇宫中，法国皇帝透露了他征服俄国的计划。“豁然间天光大亮，”梅特涅后来回忆道，“我留在巴黎的使命业已完成”。四天后，他启程返回维也纳。

梅特涅小心翼翼地进行计划。法俄战争的结局充满未知因素，支持任何一方或完全置身事外都有引火烧身的危险。因此，梅特涅决定采取“武装中立”的立场：支持拿破仑反对俄国，但不参与主要军事进攻。他还暗中向沙皇亚历山大透露，哈布斯堡军队只是一个不足为虑的配角。而事实上，由于施瓦岑贝格亲王麾下的奥地利部队表现过于出色，沙皇曾一度正式向弗朗茨提出抗议。

在1812年的俄法战争中，拿破仑集结了一支当代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陆军力量——近60万人的军队，其中只有3万人隶属施瓦岑贝格指挥。尽管法军曾一度攻占莫斯科，但当10月气温骤降时，他们已经处于全线溃退中，饥寒交迫的士兵纷纷宰杀战马充饥。俄罗斯的寒冬给了拿破仑致命一击。莫斯科大溃败后，拿破仑的敌人们开始蠢蠢欲动，于1813年组成了第六次反法同盟。尽管拿破仑成功拼凑出一支新军，但在莱比锡那场被称为万国之战的大会战中，他的乌合之众被哈布斯堡、俄国、瑞典以及普鲁士组成的联军彻底击溃（萨克森和符腾堡在耗时四天的战役进行过半时，倒戈加入了胜局已定的反法同盟）。

反法联军一路向西挺进，直逼法国边界，与此同时，西班牙的英军开始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向北包抄法军，此刻，坐镇巴黎的塔列朗相机而动。他召集残缺不全的法国参议院，宣布成立以自己为首的临时政府，拿破仑遭到罢黜。塔列朗随后宣布，波旁王朝在“法国人民自由意志”的召唤下正式复辟。路易十八拒不接受塔列朗冠冕堂皇的说辞，他依然沉浸在自己君权神授的春秋大梦中，对人民的呼声充耳不闻，然而波旁君主政体的复辟却正中梅特涅下怀。梅特涅认为，俄军已经进驻法国加莱，与英格兰成隔海相望之势，俨然已经成为一股欧洲大陆的主宰力量。在他的设想中，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法兰西可以对俄国形成有效制衡。

1814年11月—1815年7月，或称为国际大会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举行，欧洲大陆的权力版图被重新划分。维也纳会议全面见证了哈布斯堡的权力巅峰，欧洲列强血流成河的战场，此刻只能沦为这场漫长厮杀的历史注脚。会议进程因“百日王朝”事件曾中断数月，其间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梅特涅早有预测），返回法国并短暂重掌政权。维也纳会议上汇集了两位皇帝、四位国王、11位领主以及200名全权代表。各种宴会在霍夫堡宫和梅特涅的总理府大楼轮番举行，此外还伴有各式各样的舞会、狩猎活动、即兴肖像绘画、歌剧和音乐会。贝多芬亲自登台指挥演奏他的《第七交响曲》——作为对自己创作《英雄交响曲》的象征性补偿，那是他十年前向拿破仑皇帝献礼的作品。

梅特涅达到了他的目的。大部分哈布斯堡被占领土得到归还，尽管他们失去了低地国家，但获得了伦巴第和威尼西亚作为补偿，并在奥地利帝国内建立了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伴随威尼西亚而来的，还有杜布罗夫尼克以及威尼斯位于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众多属地。尽管托斯卡纳和摩德纳没有并入哈布斯堡领土，但依然由哈布斯堡家族大公进行统治，帕尔马则被赐予弗朗茨的女儿玛丽·路易丝，那位被拿破仑打入冷宫的妻子。维也纳会议还默许了对萨尔茨堡的吞并，并将巴伐利亚的一小块领土割让给奥地利。会议恢复了哈布斯堡家族对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的统治，尽管领土范围稍有变动，其中就包括失去了成为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

同样重要的是，法国并未受到惩罚，而是撤回了它1792年的边界之内，萨克森也没有被普鲁士占领。尽管神圣罗马帝国没有得到恢复，但一个由哈布斯堡家族主导，包含奥地利领土在内的德意志联邦正在冉冉升起。拿破仑赐予萨克森、巴伐利亚以及符滕堡领主的皇家头衔得以保留，汉诺威领主也获得了自己的头衔。维也纳会议允许德意志大领主保留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吞并的小领地，导致新生的联邦仅有34个邦国（随后又有若干邦国加入）成员。借此机会，梅特涅确保了德意志联邦拥有足够的能力抵抗法国和俄国的蚕食，同时对普鲁士形成了战略合围态势。

这一系列变化在中欧大陆上塑造了一个领土集中的奥地利，这个全新的帝国对北部的德意志联邦和南部的意大利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足以对俄国和法国分化隔离，以便奥地利帝国从中平衡斡旋。这是对欧洲版图的天才重构。心存感激的弗朗茨皇帝用位于莱茵兰的约翰山城堡作为对梅特涅的奖赏——1813年，他被赐予亲王荣誉头衔，并将于1821年获得同样尊贵的首相职位。

梅特涅声东击西的行事作风一贯为世人津津乐道。在与自己派驻国外的大使通信时，梅特涅通常会发出三封信件。第一封信阐明政策立场；第二封信授意将第一封信透漏给何人，第三封信才会道出真正的政治意图。梅特涅不厌其烦地重申他的各种原则，他维护正统王室统治的热忱，他在欧洲大陆构建力量均势和维持长久和平的目标。然而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都不是他的真正目的，梅特涅的兴趣是帮助他的主人和刚刚建立的奥地利帝国，维持对德意志联邦和意大利的影响力。他对正统性的再三强调只是掩人耳目的伪装，为了达到自己维持现状的真实目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奥地利的根本利益。当西班牙王室的正统性受到拉丁美洲殖民地叛乱威胁时，当波兰人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传统王朝挑战时，当克拉科夫市的正统地位受到独立运动动摇时（他于1846年派军队占领了它），梅特涅则摆出了一副意兴阑珊的姿态。

梅特涅总是侍立在皇帝左右，对军政要事了如指掌，尽管时常也会通过软磨硬泡的方式获得皇帝的御批。梅特涅时常炫耀自己与弗朗茨的关系，形容他们是天生的政治搭档。他曾说过，“我身边的这个男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我们注定彼此成就。弗朗茨皇帝陛下总是对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他所渴望的永远与我最向往的不谋而合”。弗朗茨似乎也与梅特涅心有灵犀，尽管他解释称，梅特涅比自己更为和蔼。事实上，与研读信函公文相比，弗朗茨找到了更为雅致的乐趣。他的兴趣集中在检查密封信件所使用的蜡油上。作为一名蜡制品的狂热追随者，据说为了仔细研究信件上的蜡封，他曾迟迟不愿打开来自拿破仑的信件。制作鸟笼、漆盒以及太妃糖同样占据了皇帝的大量时间，美泉宫中的玻璃温室也成了他消磨时光的绝佳场所。

维也纳会议上的“四巨头”包括沙皇亚历山大、梅特涅、普鲁士的哈登堡亲王以及大不列颠的卡斯尔雷勋爵，但法王代表塔列朗在会议进程中同样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维也纳会议之后，四巨头同意定期举行会晤，“围绕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进行磋商……以达到使各国休养生息，共同繁荣，并维护欧洲和平的目的”。沙皇亚历山大基于基督教义的“崇高真理”，提议在人民中建立兄弟般亲密的纽带。梅特涅将沙皇发起的神圣同盟形容为一场“声势浩大的闹剧”，但他不动声色地将沙皇计划中的人民联盟篡改为君主联盟，再次为欧洲大陆打上了传统的君主专制烙印。

肩负着维护现状以及支持正统君主权力的使命，四国同盟和法国责无旁贷地对任何危险的革命苗头进行干预。梅特涅以保护当地国王为由，趁机派遣奥地利军队进入皮埃蒙德和那不勒斯，顺势扩大了哈布斯堡家族在亚平宁半岛的影响力。然而，英国和法国的政客们对这一趋势并无好感，他们无奈地发现，自己被迫致力于支持一切现存政权，甚至包括那些顽固抵制一切形式改革的政府。梅特涅将奥斯曼土耳其政权纳入保护范围的企图，凸显了英国尴尬的处境——就像卡斯尔雷所预见的那样，一位“欧洲警察”正在一门心思想要成为“所有封建王朝的武装卫兵”。

1818年至1822年共召开了四次同盟会议，地点分别位于亚琛、奥属西里西亚城市奥帕瓦（特罗保）、卡尼奥拉的卢布尔雅那（莱巴赫），以及威尼西亚的维罗纳。除第一次之外，其余三次会议地址都位于奥地利帝国领土内，这既彰显了梅特涅如日中天的政治影响力，也为他私拆外交信函大开方便之门。然而与俄国不同，法国和英国无意继续勾结不得人心的封建政权卷入镇压人民的勾当。主要列强在干涉原则上的分歧，让维也纳会议体系分崩离析。但是，维也纳体系首创先河，建立了通过会议协商而不依靠发动战争解决国际危机的外交框架。

1822年后，梅特涅对俄国和普鲁士的依赖与日俱增，试图巩固三座“北方皇城”——维也纳、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的松散联盟（彼时的欧洲依然按照南北划分，而不是今天所习惯的东西分法）。1833年，弗朗茨皇帝、俄国沙皇尼古拉斯和普鲁士王子腓特烈·威廉分别在慕尼黑与柏林举行会晤，一致同意维护“传统体系作为所有政策毋庸置疑的出发点”，并确认了统治者之间互相寻求武力支援的权利。

在吞并了威尼斯和它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属地后，哈布斯堡帝国继承了一支海军，1814年时这支舰队拥有10艘配备数层火炮甲板的战船和九艘小型护卫舰。起初，这支羽翼未丰的舰队因年久失修而接近废弃，主要担负运送邮件和在海岸附近摆渡观光客的闲散差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舰队的价值逐渐显现：1817年它曾护送女大公利奥波蒂娜前往巴西，并于数年后被用来巩固与中国的贸易新条约。面对远道而来的哈布斯堡船队，港口的中国人疑窦丛生，约瑟夫二世的红白两色海军旗帜在他们眼中显得如此陌生以至于不被承认，船长不得不重新升起神圣罗马帝国黑黄相间的传统双头鹰旗帜。

这支舰队的价值，在1821年为入侵那不勒斯的陆地作战提供支援时得到了证明。那些依靠劫掠过往商船支持伯罗奔尼撒叛乱的希腊海盗船，同样进入它的打击范围。19世纪20年代末，哈布斯堡帝国共有超过20艘战舰在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海域游弋巡航。然而，真正令这支舰队声名远扬的却是一群出尔反尔的摩洛哥海盗。1828年，摩洛哥苏丹背弃了不对哈布斯堡商船进行骚扰的约定，开始对途经地中海前往巴西的船队发起攻击。其中，从的里雅斯特出发前往里约热内卢的“敏捷”号就遭到海盗劫持，所有船员被扣为人质作为索要赎金的筹码。为解救被扣船员，梅特涅下令两艘轻巡洋舰和一艘双桅帆船搭载数百名士兵，启程前往摩洛哥海岸。这次远征行动大获成功，最终阿拉奇港在炮火中被夷为平地。随即，摩洛哥苏丹迅速更新了他与皇帝弗朗茨的条约。

这支年轻的海军，规模依然十分有限，1837年时只有四艘仅有一层火炮甲板的护卫舰、五艘轻巡洋舰、一艘桨轮蒸汽船以及若干小型船舶。与之相比，当时规模庞大的商业船队拥有500艘大型商船，以威尼斯、的里雅斯特和里耶卡（阜姆港）为依托，统治了与奥斯曼帝国和北非大陆的海上贸易。其中大部分商船都隶属于两家梅特涅积极参与创办的公司：多瑙河汽船公司，成立于1829年；奥地利劳埃德公司，成立于1836年。两家公司同时在黑海和东地中海从事贸易活动，在梅特涅的敦促下，奥斯曼苏丹给予从事棉花丝绸贸易的奥地利商人优惠待遇。1839年，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对奥斯曼叙利亚发起攻击，梅特涅命令奥地利舰队加入英国海军对贝鲁特的炮击行动，并联手对尼罗河三角洲进行封锁，用实际行动表明支持苏丹的立场。最终埃及帕夏被迫同意向欧洲商人开放国门，奥地利人自然近水楼台。

奥地利商船不仅贩运棉花和丝绸，同时也承担了大量东地中海地区商贸活动，包括运送谷物和其他各种农业产品。此外，他们还是操控奴隶贸易的幕后黑手，成群结队的黑奴在埃及亚历山大港装船，然后被运往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士麦那）的奴隶市场。尽管奴隶贸易的具体规模不得而知，据估测，整个19世纪，约有100万非洲黑人被贩运到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其中通过奥地利劳埃德公司下属船只运送的黑奴就达数万名之多。事实上，19世纪70年代的调查显示，每一艘往返于亚历山大港和伊斯坦布尔航线的奥地利劳埃德商船，都浸透了黑人奴隶的血泪。很多可怜的奴隶最终被转卖到维也纳，形成了一个“法律身份不明”的群体，沦为地位低下的家仆。

奥地利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扩张是一场无关领土的殖民冒险。无论是对原住民资源的经济剥削，还是外交官和商人们在扩张中的狂热家长做派，都散发出浓郁的殖民帝国气息。他们不满足于贸易仓库的建立，还对异教徒进行强制归化，并派出一艘铁甲炮舰沿白尼罗河顺流而下，为天主教传教活动充当武力后盾。作为埃及和苏丹天主教会的保护人，哈布斯堡皇帝的政治筹码伴随着宗教扩张的脚步获得进一步增强。1857年，维也纳地理学会不无得意地记录道，奥地利国旗已经插上了与赤道仅相隔三个纬度的土地，并对其在“基督精神和文明社会”庇护下的稳步发展趋势充满期待。

哈布斯堡商人们向南涌入广袤苍寂的非洲大陆，很快便发现这里的居民对自己出售的工业制品、纺织品和雨伞毫无兴趣。于是，他们转而兜售一种叫作玛丽亚·特蕾莎泰勒的大型银制货币。于1741年首次铸造发行的泰勒银币，直到1783年仍保持着一贯的设计风格和充足的分量，银币上的数字“1780”用来纪念特蕾莎皇后去世的年份。以成色十足和雕工精美著称的玛丽亚·特蕾莎泰勒银币，成为风靡埃塞俄比亚、非洲之角和印度洋地区的交易等价物，被用以购买黄金、咖啡、麝猫油脂（用作香料）和奴隶。19世纪30年代，一位埃塞俄比亚黑奴女孩说过，那是用来“买卖儿童和男人”的银币，而当它被串在绳上时，就成了挂在脖颈上的装饰，或作为一般等价物缴纳当地国王的赋税。直到1945年，玛丽亚·特蕾莎泰勒依然作为官方货币在埃塞俄比亚流通。在马斯喀特和阿曼境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直到今天，在遥远的印度尼西亚，依然可以发现这种银币在民间流通的迹象。

梅特涅意识到，自己“或许可以不时对整个欧洲发号施令，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治理奥地利”。他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外交政策领域，工作范围几乎被公认为域外各国、匈牙利以及伦巴第-威尼西亚。由他主推的行政改革计划，被奥地利帝国皇帝束之高阁。数目众多的国家委员会成了梅特涅的梦魇，它们对政策进行烦琐细致的审查，并通过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在梅特涅的设想中，政府阁僚应被赋予实际行政权力，以便对政策进行自主协调磋商。然而弗朗茨皇帝拒绝了他的提议，“我不喜欢改变，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健全而完备的”和“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之类特色鲜明的评论，无不体现出弗朗茨刚愎自用的政治固见。

弗朗茨与梅特涅一致认同，革命运动对奥地利帝国的稳定和欧洲现有秩序构成威胁。在他们以及众多政客的幻想中，巴黎存在着一个制造并输出革命威胁的秘密委员会，然而他们并不了解，当时的革命运动组织异常松散，活动方式呈现出现代恐怖分子鲜明的“地域专属”特色。分布在那不勒斯、西班牙、俄属波兰、巴尔干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众多革命领导者，相互联系，彼此支持，互相交换传阅宪法草案和革命宣言。它们在监狱和所谓的社团密友中秘密传播蔓延，并吸纳采用了共济会的入会仪式、暗语体系以及歃血盟誓。

梅特涅利用奥地利在德意志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在其全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审查运动，只有超过320页的书籍可以免予审查，因为这些书籍无论是对读者还是审查官员都显得过于冗长枯燥（不是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的20页，而是20张——每一张相当于一张折叠起来的16开活页）。他还敦促德意志各统治者对忤逆王权的政治组织、示威游行以及代表机构予以查封取缔。而在奥地利帝国内部，审查制度的执行效果却事与愿违，因为维也纳仅有的25名审查官员每年负责审查的书籍就多达上万册。奥格斯堡出版的《自由汇报》以及《莱比锡边境报》均享有充分发行自由，只有个别刊号遭到当局没收，而官方发行的《维也纳日报》则对外国新闻进行了广泛而客观的报道。

总体来说，思想的压迫程度微乎其微，梅特涅更喜欢通过告密者和监控网络对舆论进行监督，而不是防患于未然。他曾深情追忆儿时的导师，一位投身于革命共和主义思想的“政治精英”，而且他从来无意对错误的理念进行惩罚。政治犯通常被指控犯有某种具体罪行，包括参加违禁社团或积极策划暴动，而不是仅仅持有某种错误理念。即便在伦巴第-威尼西亚，一片以盛产阴谋著称的地区，梅特涅的官员对斯卡拉歌剧院寄予的期望也远胜于警察机关，他们认为，正如马戏团完成了对古罗马人的驯化一样，歌剧表演同样可以为意大利人注入顺从的血液。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梅特涅以煽动罪为名，将自由反对势力领导人——路易斯·科苏斯、拉斯洛·洛瓦西以及尼古拉斯·维瑟莱尼——投入监狱。然而，这几位囚徒一直在位于南摩拉维亚的斯皮尔堡监狱中享受着惬意的幽禁时光，很快便于三年后获得赦免。

但是，对梅特涅统治最为坚定的反对力量来自政府内部。不断涌入的改革热情，在官僚系统内掀起一股社会改良的浪潮。尽管弗朗茨皇帝对改革创新百般抵触，官僚机构依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1803年，全新刑法典颁布；1811年，《民法典》颁布，其中取消了贵族阶层的特殊法律地位；大量开设技术和采矿学院；扶持雄心勃勃的工商业发展规划，尤其是铁路网络建设以及电报线缆铺设。鉴于公务人员每年都要进行宣誓，声明自己没有加入任何秘密社团，于是他们纷纷涌入读书俱乐部，在这个获得警察机关默许的组织中，会员之间可以互相传阅遭到封禁的国外报刊和书籍。在维也纳的近千名公务人员中，近200人成为法律和政治阅读联盟会员，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涉猎卢梭、早期瑞士共产主义作品，甚至还能读到《进步报》，倾听意大利年轻革命者的声音。

官僚集团强烈要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度，让佃农得到他们耕种的土地。然而，这就意味着本应拨付军队的费用将会遭到侵占，用以支付对地主阶层的补偿。梅特涅的外交政策立足于潜在的武力干涉可能，因此他倾向于保持数额庞大的军费预算。此时，官僚集团将目光投向了梅特涅的政治对手，掌管政府财政大权的科洛夫拉特·利伯斯坦斯基伯爵。科洛夫拉特并不是一位改革派，但他更不是一个白痴。他曾对梅特涅说道，“你们只知滥用武力，一味刻板地维持现状。在我看来，这无疑将成为革命爆发的导火索”。1830—1831年，通过削减军费开支，科洛夫拉特暂时维持了预算平衡，他本人的政治声望也因此得到飞速提升。

1835年，弗朗茨的儿子斐迪南继承皇位。儿时所患的佝偻病为斐迪南留下了癫痫的后遗症和一个奇形怪状的头盖骨，然而作为君主，他的最大缺陷却来自对国事漠不关心的天性。和几位先祖如出一辙，斐迪南同样沉迷于植物学的世界——一种翡丁香属热带开花植物就是为了纪念斐迪南而命名的。在弥留之际，尽管弗朗茨嘱咐斐迪南“要统治，不要变革”，他依然明智地设立了一个摄政委员会，或称国务会议，代表斐迪南行使职权。从此，科洛夫拉特利用国务会议对梅特涅横加掣肘，全力阻止任何扩充军费预算的企图，但出于对国家财政发生崩溃的顾虑，他也未能对农民的境遇进行有效改善。在1846年加利西亚爆发的血腥暴乱中，农民对地主大开杀戒，四轮马车上的人头堆积如山，农村地区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此时的国务会议却因无休止的辩论争吵陷入瘫痪，无法达成任何决议。

在斐迪南当政期间（1835—1848），梅特涅彻底失去了对国内政局的控制，这一时期内的镇压活动，大多应归咎于科洛夫拉特和他在国务会议的党羽，而非出自梅特涅之手。即便如此，梅特涅仍被视为这一切乱局的罪魁祸首，人们相信是他一手造就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内政府和山雨欲来的国际环境。在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1830）中，流亡伯爵阿尔塔米拉在舞会上避开美丽的玛蒂尔达，转而与一位秘鲁将军进行交谈，因为“梅特涅创造的欧洲令他深感绝望”。在安东·冯·奥尔施佩格的政治诗作《维也纳诗人漫步》（1831）中，奥地利民众纷纷拍打梅特涅的房门祈求获得自由。的确，1848年，梅特涅的个人形象在公共语境中已经无可挽回地沦为“吸血内阁中的头号吸血鬼”“邪恶的魔鬼”以及“敲骨吸髓的守财奴”。

然而，欧洲地图悄然无声地见证着梅特涅的伟大成就。他在拿破仑铁蹄留下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崭新的奥地利帝国为主导的欧洲新秩序，并从这里将玛丽亚·特蕾莎泰勒银币带往非洲大陆。1814—1815年，梅特涅在维也纳会议上参与划定的边界，勾勒出一幅欧洲大陆国家体系的宏伟轮廓，并在他的全力维护下一直延续到1914年。有了稳定的政治核心，欧洲大国间的冲突呈现“边缘化”趋势，战场也转向了地处偏远的东方奥斯曼帝国和南方的殖民地争夺。1815—1914年，欧洲大陆仅发生了四场短暂的战事，相比之下，1700—1790年，欧洲大陆至少经历了16场多个主要列强参与的大型战争。梅特涅并没有为欧洲带来和平，但他为后世政治家们铺平了通往和平的道路。在梅特涅的带领下，奥地利帝国摆脱了拿破仑时代的荫翳，从边缘之国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仲裁者，在近4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都是镇压革命暴动的顽固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