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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未写成的回忆录（第1页）

狄更斯未写成的回忆录

狄更斯在1840年代后期开始依据早年生活经历创作回忆录，并以口述和书信的方式与其密友福斯特分享；随着创作《大卫·科波菲尔》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逐渐成型，他改变初衷，放弃了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这部分回忆性内容后来成为《大卫·科波菲尔》中大卫到默德斯通与格林比公司做工的重要情节。经由福斯特整理，狄更斯业已成文的那部分自述内容得以随着《狄更斯传》的出版而面世，并为本章完整收录。

投机的对象是斯特兰德街30号沃伦黑鞋油作坊的对头—这家作坊当时非常有名。一个叫乔纳森·沃伦的（有名的那位是罗伯特），住在斯特兰德街亨格福德河埠头30号，也可能是亨格福德市场（我忘了那时候叫什么了），声称黑鞋油配方本来是他发明的，或是归他所有，但是自己惨遭那个有名的亲戚排挤压榨。最终，他决定卖掉配方、名号以及斯特兰德街亨格福德河埠头30号（斯特兰德街30号非常之大，而那个中间方向非常之小），用这笔钱来养老；他的代理人宣扬说，只要一小笔资本就能赚大钱。他们找到了一个有点儿财产的人，也就是乔治·拉默特，他买下了配方和土地，从此干起了黑鞋油生意，开起了黑鞋油作坊。

我常常愤恨地想，我的霉运就是那一刻降临的。作坊总经理詹姆斯·拉默特，也就是当年和我们一起住在贝厄姆街的亲戚，看到我每天无所事事，而且知道我家里当时的情况，于是提议让我去黑鞋油仓库做工，这样我就能帮着补贴家用，薪水好像是一个礼拜六先令。我记不清是六先令还是七先令了。因为我记不准这件事了，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一开始是六先令，后来变成了七先令。我的父亲和母亲欣然应允，于是，在一个礼拜一的早晨，我走去了黑鞋油作坊，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我在那样小的年纪就被轻而易举地赶出家门，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自打搬到伦敦之后，在我沦为一个可怜的小苦工之后，并没有一个人足够怜惜我—我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孩子，心思乖觉，热情而敏感，但精神和身体都十分脆弱，极易受伤—说可以省出一笔开支，这当然是可以做到的，随便找一所学校让我去念书。想必我们那些朋友是筋疲力尽了吧，竟没有一个人为我打抱不平[30]。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相当满意。如果当时的场景换成我二十岁了，在文法学校里表现优异，马上就要去剑桥报到，估计他们的反应也不过如此吧。

黑鞋油仓库坐落在老亨格福德河埠头，是矗立在道路左手边的最后的那座房子。那是一座破破烂烂、歪歪斜斜的老房子，毗邻河面，说那里老鼠肆虐毫不夸张。房间里镶着护墙板，地板和楼梯已经腐烂，地下室里灰扑扑的老鼠成群结队，在楼上时刻能听到它们吱吱乱叫、打作一团的动静。整个仓库弥漫着灰尘与朽烂的味道，这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就好像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方。账房被设在二楼，可以从那儿看见运煤船和河面。账房里有一个角落，我就坐在那儿干活。我的工作是给黑鞋油罐子封口：先盖一层油纸，再盖一层蓝纸；将绳子系在罐子口；然后把纸贴着瓶口剪齐，要剪一圈，最后让罐子显得漂漂亮亮，就像药剂师店里卖的那种药膏罐子。等把几罗[31]罐子按这样完美的标准弄好之后，我还要往每个罐子上贴上印好的标签；贴好之后继续封瓶口。楼下还有两三个男孩干着差不多的活儿，领着差不多的薪水。我去的第一个礼拜一早上，其中一个男孩上来教我怎么系绳子、怎么打绳结。他系着一条破围裙，戴着一顶纸帽子。他名叫鲍勃·费金，多年之后，我擅自把这个名字写进了《雾都孤儿》。

我们那位亲戚好心地提出教我学点儿东西，就安排在吃饭的时间。我记得是从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一天不落。可惜这一安排和账房生意无法兼顾，所以很快就不了了之，不过错不在他，也不在我；出于同样的原因，我那张小工作台，连同我那几罗罐子、我的纸、绳、剪刀、鞋油罐还有标签，都渐渐地淡出了账房的角落，开始和楼下其他的小工作台、几罗罐子、纸、绳、剪刀还有鞋油罐为伴。没过多久，我、鲍勃·费金还有另一个叫保罗·格林的男孩就混熟了，我们一般都并排干活儿。当时大家都认为保罗受洗的时候给他取的名字是波尔；多年之后，我把这个想法传给了《马丁·瞿述伟》中的徐度派先生。鲍勃·费金是个孤儿，和当水手的姐夫住在一起。波尔的父亲是一名优秀的救火员，受雇于德鲁里剧院；波尔还有一个亲戚，好像是他妹妹，在哑剧中扮演小魔鬼[32]。

我竟沦落到与这帮人为伍，这些与我天天做伴的孩子，简直无法与我幸福的童年时代的伙伴相比。我觉得，自己长大以后成为博学多才、出类拔萃的人物的希望，已在我心里化为泡影。这一切给我的灵魂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我觉得自己如今毫无依靠、全无希望，我对自己的处境深感羞辱，我相信我过去所学、所思的一切，令我快乐的一切，激发我去幻想和上进的一切，都将一天一天地离我远去，永不复返。我年轻的心灵所经受的这些痛苦，全都深深地烙印在记忆之中，无法诉诸笔端[33]。这样想着，悲伤和羞耻感就塑造了我的性格。即便现在，虽然我有了名气、有人关爱，过得很幸福；但在梦里，我常常会忘记自己有亲爱的妻子和孩子，甚至忘了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又落寞地回到了生命中的那段岁月。

我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范妮住在皇家音乐学院）在北高尔街那座空房子的两个客厅里扎了营，家具已经变卖一空，家里还有一个从查塔姆济贫院雇来的小女仆。如果我想在午餐的时候回家，一来一回的路途很远；所以一般来说，我要么带饭，要么就在附近的铺子里买点儿吃的。要是买饭的话，我一般就买一条五香辣味干腊肠和一便士的面包；有时候也会去小饭馆里吃四便士一碟的红牛肉；有时候还会去路对面一家又破又旧的酒馆吃一碟面包和干酪，再喝上一杯啤酒。要是我没记错，那家酒馆名叫“天鹅”，或者“天鹅”和别的什么，我记不清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胳膊下夹着早上从家里带来的面包—面包被纸包着，就像一本书—前往德鲁里巷克莱尔大院那家约翰逊“时髦牛肉”店，进了最高档的餐室，派头十足地点了一小盘那种佳肴，就着面包吃了下去。见到我这个古怪的小鬼独自跑进来吃饭，侍者会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但我至今仍然记得他直勾勾地瞪着我吃饭的样子，他还叫了另一个侍者来看。我给了他半便士小费，真希望他当时没收下[34]。

于是，房子的钥匙被交还给了房东，房东收到钥匙很开心；而我（我虽然是个小“该隐”，但是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则被移交到卡姆登区小学院街的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手里，我家很久以前就认识她。她收留孩子住宿，以前在布赖顿也做这一行；她收留我之后，加上几处修改和润色，就不自觉地演起了《董贝父子》里的皮普钦太太。

她当时有一对弟弟妹妹要照顾；有两个孩子是别人家的私生子，生活费常常不给；另外还有一个寡妇的幼子。两个男孩和我睡在一间屋里。我独享包含一便士的面包和一便士的牛奶的早餐，这都是我自己买的。我把另一小片面包和四分之一磅干酪存放在特定橱柜的特定一层，等晚上回家时当夜宵。我很清楚，我每个礼拜六七个先令的收入，光吃饭就得花费不少。我整个白天都在黑鞋油仓库干活儿，整个礼拜都得靠那点儿钱过活。我估计租房子的钱是我父亲出的，反正肯定不是我自己出的，而且我也肯定，从礼拜一早上到礼拜六晚上，不会有任何其他人帮我（除了有人帮我做衣服，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对上帝发誓，我不记得有任何人给过我建议、忠告、鼓励、安慰、帮助和支持。

每到礼拜日，我都和范妮去监狱里过。我上午九点钟到汉诺威广场滕特登街音乐学院门口接她，晚上我们再一起走回去。

我那时太年轻，太幼稚，太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我怎么可能不是那样呢？因此，早晨去亨格福德河埠头的路上，我总能看到托特纳姆大院路摆在点心店门口半价出售的隔夜糕点，并常常忍不住将本该用来买午餐的钱花在这里。如此一来，我就只能不吃午餐，要不然就是买一个小圆面包或一块布丁充饥。当时有两家布丁店，我会根据自己手头的松紧情况选择光顾哪家。一家在圣马丁教堂附近的短街上（就在教堂后面），如今已经迁走了。那家店的布丁里有无核葡萄干，相当特别，但价格昂贵：两便士一个，却不比一便士的普通布丁大。另一家店卖好吃的普通布丁，坐落在斯特兰德街，就在现在的劳瑟拱廊附近。那家店的布丁大而发白，沉甸甸、松垮垮的，里边稀稀疏疏地掺了些扁扁的大葡萄干。这家店的布丁，每天都在中午时热腾腾出炉，所以我常把它当午餐吃[35]。

我记得，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吃茶点。钱够的时候，我就会买半品脱咖啡和一片黄油面包。要是没钱，我就去逛考文特花园市场，盯着菠萝发呆。我最常光顾的几家咖啡馆：一家在仕女巷；一家在亨格福德市场附近的大院（如今已经不在了）；还有一家在圣马丁巷，我只记得那家店就在教堂旁边，门上镶着一块椭圆形的玻璃，玻璃上漆着“咖啡馆”几个字，是正对着街面的。如今，要是我去了一家完全不同的咖啡馆，但是那儿的玻璃上也漆着字，每次我在玻璃背面看到“馆啡咖”的字样（当时我郁郁不乐地胡思乱想，就常常这么干），都会悚然心惊。

我知道，我没有在不知不觉中夸大自己经济上的拮据或生活上的艰难。我记得，只要有人给我一先令之类的，我就会拿它买午餐或茶点。我记得，我是个衣衫褴褛的小孩，跟普通的大人和孩子一块儿从早干到晚。我记得我尝试过，徒然地尝试过，不要想着花钱，要靠那笔钱撑上一礼拜。我把钱放在账房的一只抽屉里，分成六小包，每包里的钱都一样，再在每包上面贴上不同的日期。我记得，我饥肠辘辘地在街上游**。我知道，若不是上帝怜悯，就凭我受到的那点儿照顾，我很容易就会变成小强盗、小流氓[36]。

不过，我在黑鞋油仓库多少也有点儿地位。我那位在账房工作的亲戚工作又忙，还要跟我这个反常的孩子打交道，但他还是尽可能将我同其他人区别对待。不过，我从未向任何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讲述我为何来到这里，也从未透露我沦落至此是多么难过。除了我自己，谁都不知道我是在默默忍受痛苦，忍受剧烈的痛苦。如前所述，我完全无法描述这份痛苦有多大。任何人的想象力都超越不了现实。我保守秘密，埋头干活儿。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如果我干得不如别人好，就免不了遭人侮辱和藐视。没过多久，我干起活儿来，双手就至少同另外两个孩子一样迅捷、熟练了。虽然我跟他们非常熟络，但我的行为举止却同他们相差甚远，所以我同他们之间多少还是有些隔阂。他们和那些大人总叫我“年轻绅士”。一个名叫托马斯的工头（他当过兵），还有一个名叫哈里、穿红夹克的车夫，和我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叫我“查尔斯”。不过，我认为那多半是在我们说知心话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干着活儿、我努力讲些故事逗他们开心的时候。那些故事是我从前读过的，我那时候都快忘得差不多了。有一次，波尔·格林跳出来反对我的“年轻绅士”待遇，但马上就被鲍勃·费金制服了[37]。

我认为，要摆脱这种生活是全无希望的，于是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我现在可以郑重地说，我没有一刻屈从于那种生活，也没有一刻不感到痛苦悲伤。然而，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和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疏远了。每天结束工作之后，迎接我的家是一片惨淡的空白；而我觉得，这一点也许可以有所改变。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我为这件事跟父亲诉苦，我说得那么委屈，还流了那么多眼泪，终于唤起了他善良的本性。他开始觉得这样安排不太好。现在想来，我相信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不对，抑或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那是我头一次为自己的命运据理力争，也许流露出来的比我预想的多了一点儿。家里帮我找到了一间阁楼，是一个破产法庭代理人的房子，地址在萨瑟克区兰特街，很多年之后，《匹克威克外传》中的鲍勃·索耶就住在那儿。家里托人给我送来了床铺和被褥，在地板上铺好了。从小窗户可以俯瞰贮木场的宜人风景；我搬到新居住下的时候，觉得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我是个那么小的小家伙，戴着可怜的白帽子，穿着小夹克和灯芯绒裤子，每次我到一家陌生酒馆的柜台前，叫一杯麦芽啤酒或黑啤酒，好把我在街上吃掉的五香辣味干腊肠和面包咽下去，他们都不乐意卖给我。我记得，一个晚上（我当时替父亲跑腿去了，正要穿过威斯敏斯特桥回萨瑟克区），我走进议会街的一家酒馆—这家酒馆现在还在，只不过变了样子，就在连着卡农路的那条短街的街角—对柜台后面的老板说：“你们这里最好的—最最好的—麦芽啤酒多少钱一杯？”那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倒不记得了。也许是我的生日吧，或者是别人的生日。“两便士。”老板说。“好吧，”我说，“那就请给我来一杯，泡沫要多点儿。”老板隔着柜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脸上浮现出古怪的微笑。他没有倒酒，却扭头朝屏风后面的太太说了些什么，老板娘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手里还拿着针线活儿，同他一起打量我。此刻，我坐在德文郡台的书房里，我们三人站在那里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眼前。老板只穿着衬衫，未穿外衣，靠在柜台的窗框上；老板娘从柜台的半截小门上方瞧着我；我则站在柜台外边，不知所措地仰脸看着他们。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比如我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住哪里，做什么工作，等等。为了不牵连到什么人，对所有这些问题，我的回答都是编造的。他们给了我麦芽啤酒，但我怀疑那不是店里最烈的啤酒。老板娘打开柜台的半截小门，弯下腰，半是赞赏半是同情地吻了我一下。但我相信，那一吻饱含着女性的温柔和善良[38]。

（王林园译）

[1]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Smollett，1721—1771），英国作家。—译者注（若无特殊说明，本篇注释均为译者注。）

[2]亨利·菲尔丁（HenryFielding，1707—1754），英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18世纪英国启蒙运动的最伟大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为《阿米莉亚》。

[3]菲尔丁的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传》（JosephAndrews，1742）中的人物。

[4]沃尔特·司各特（WalterScott，1771—1832），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代表作为《艾凡赫》。

[5]菲尔丁的小说《阿米莉亚》（Amelia，1751）中的人物。

[6]指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中的情节。

[7]出自狄更斯《非商业旅人》（TheUraveller，1860—1861）第七篇“出国旅行”。

[8]华盛顿·欧文（Washingt，1783—1859），美国著名作家。

[9]1824年，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JohnDis）因债务入狱，一家人因此一起在马夏尔西监狱生活过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