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暴风雨
现在,我就要写到我人生的一件大事了。这件事是那样难以磨灭,那样恐怖骇人,与先前的一切有着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从这部传记的开头,我就看见了它。我越往前走,它就越高大,仿佛矗立于平原的一座巨塔,甚至将其预示着不幸的阴影,投在我童年时代的许多事情上。
这事发生多年后,我还常常梦见它。梦中的影像是那样鲜明生动,我每每惊坐而起。在夜深人静时,它似乎在我阒然的房间中汹涌奔腾。直至现在,我有时也会梦见它,只是间隔时间更长、更不固定了。只要遭遇狂风,或者听人稍稍提到海岸,我就会联想到它。它在我心中的印象之深,不输其他任何一件事。我要努力将目睹的情况尽量清楚地写下来。我不是在回忆它,而是在看着它发生,因为它又在我眼前上演了一次。
移民船起航的日子越来越近,我那好心的老保姆上伦敦来了。我们一见面,她几乎为我难过得心都碎了。我经常和她、她哥哥以及米考伯一家(他们一家人总是黏在一块儿)在一起,但我从没见过埃米莉。
快出发前的某个晚上,我单独跟佩戈蒂和她哥哥在一起。我们的话题转到哈姆身上。佩戈蒂向我们描述,哈姆怎样依依不舍地同她告别,表现得多么坚强、平静。尤其是最近,她相信这是哈姆最痛苦的时候。一谈起这个话题,这个满怀关爱的女人就不知疲倦。她同哈姆一起生活了很久,讲起哈姆的种种事迹时兴致盎然,我们听起来也津津有味。
那时候,姨婆和我正在搬出海格特的两座小屋。我打算去海外,姨婆则准备回多佛尔的老宅。我们在考文特花园有一个临时住所。那天晚上同佩戈蒂兄妹结束谈话后,我便返回临时住所,路上琢磨着我上次在雅茅斯和哈姆说过的话。我本打算在船上和佩戈蒂先生告别时,托他转交给埃米莉一封信。但这时我又动摇了,觉得最好现在就给她写信。我觉得,她收到信后,或许想通过我传几句告别的话给她那不幸的情人。我应该给她这个机会。
因此,就寝前,我坐在卧室里给她写信。我告诉她,我见过哈姆,哈姆请求我转达一些话给她。这些话,我已经在前面写过。我忠实地复述了他的话。就算我有权添油加醋,也没有那个必要。那番话里表达的忠实和善良,不需要我或者别人来润饰。我把信放在外面,好在第二天早晨由邮差送走。我还附了一句话给佩戈蒂先生,请他把信交给埃米莉,然后才在破晓时分上床睡觉。
我当时的身体很虚弱,直到太阳升起来了才睡着,白天在**躺到很晚,一直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姨婆悄悄来到我床边,我才醒。虽然在睡梦中,但我还是感觉到她来了。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特罗特,亲爱的,”我睁开眼时,她说,“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叫醒你呢。佩戈蒂先生到了,他可以上来吗?”
我回答说可以。他很快就出现了。
“大卫少爷,”我们握过手后,他说,“我把你的信交给埃米莉了,少爷。她写了这封信,让我请你先看看。要是你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就麻烦你转交一下。”
“你看过了吗?”我问。
他悲伤地点点头。我打开信,内容如下:
我已收你的口信了。噢,你对我那么善良,那么仁慈,我要怎么写,才能表达对你的感激呢!
我把你的话铭记于心,至死不忘。它们让我如芒在背,又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已经在那封信面前祷告过,噢,我不知祷告过多少回了。我知道你多么善良,舅舅多么仁慈,我想上帝肯定也是这样,我可以向他哭诉了。
永别了。现在,亲爱的,我的朋友,今生今世,我们永别了。来生来世,如果我得到宽恕,我或许可以转世为一个孩子,来到你身边。对你献上无尽的感激和祝福。永别了。
这就是那封泪痕斑斑的信。
“我可不可以告诉埃米莉,说你觉得没有什么不妥,肯替她转交呢,大卫少爷?”我看过信后,佩戈蒂先生说。
“没问题。”我说,“不过,我在想—”
“嗯,大卫少爷?”
“我在想,”我说,“我要再去雅茅斯一趟。开船之前,我有充足的时间跑个来回。哈姆孤零零的,我总是惦记着他;这时候把埃米莉的亲笔信交到他手里,你就可以在启程的时候告诉埃米莉,他已经收到信了,这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我郑重地接受了他的委托,亲爱的好心人啊,那就要越周到越好。这段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反正很烦躁,活动一下会好些。我今天晚上就去。”
虽然佩戈蒂先生急切地努力劝阻我,但我看出他和我的想法一样。如果说我的想法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那他的态度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他在我的请求下,前往驿车售票处,给我订了马车夫旁边的座位。当天晚上,我就坐上那辆车出发了。在饱经悲欢离合的人生中,我曾多次在那条路上往返。
“你不觉得天色非常特别吗?”在出了伦敦后的头一站,我问车夫,“我不记得见过这样的天色。”
“我也没见过—从没这样特别,先生。”他答道,“起风了,先生。我猜海上很快就会出事的。”
只见晦暗的天空一片混乱—到处都夹杂着湿柴冒出的浓烟的颜色—飞云翻滚,层层堆叠成高耸的云山,从云层到地下最深的谷底之间的距离,也比不上云山的高度。疯狂的月亮在云堆中横冲直撞,仿佛在自然法则遭到可怕扰乱后迷失了方向,慌不择路。风已经刮了一整天,此时愈发猛烈,发出异乎寻常的恐怖呼啸。一小时后,风力又强劲了许多,天色愈发黑暗。
夜色渐深,乌云四合,布满整个天空。当时天已经很黑,风也越刮越猛,以至于我们的马几乎不能再迎风前进。在沉沉的夜色中(当时是九月底,夜晚并不短),领头马有许多次突然转向,或者干脆止步不前。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驿车会被吹翻。在这场暴风雨到来之前,一阵阵如同密密麻麻的飞矢一样的疾雨横扫而过。这种时候,只要找得到树或墙可以遮风避雨,我们就会欣然停下,因为我们已经完全挣扎不下去了。
破晓时分,风越刮越强。以前在雅茅斯的时候,我曾听水手说,狂风呼啸时,犹如大炮齐鸣,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风,或类似这样的风。我们到达伊普斯威奇时已经很晚了—自从离开伦敦十英里以后,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在集市上发现一群人,他们担心烟囱被吹倒,就半夜从**爬了起来。我们换马时,聚在旅店院子里的一些人告诉我们,一个很高的教堂塔楼上的好几块大铅板都被掀掉了,落进一条小巷,把路都阻断了。另一些人告诉我们,有几个从附近乡下来的人,看到大树被连根拔起,横卧在地;整堆整堆的干草被吹得七零八落,飘散在路边田间。暴风雨并未减弱,反而更加凶猛。
我们奋力前进,离海越来越近。强风从海上直扑岸边,风势越来越令人战栗。还没看见大海的影子,浪花就飞溅到我们唇上,咸咸的海水劈头淋下。河水漫出,淹没了雅茅斯附近几英里的平坦地区。每片水洼里的水都在冲刷各自的堤岸,小小的碎浪狠狠地向我们袭来。大海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后,在波涛滚滚的深渊之上,不时可以瞥见海平线上的滔天巨浪,仿佛对岸隐隐浮现出了高塔和房舍。我们终于到达镇子上时,人们东倒西歪地来到门口,头发在风中上下翻飞,全都惊讶不已,不知邮车为何会在这样的夜晚到来。
我在从前住过的那家旅店投宿之后,就沿着满是沙子、海草和飞沫的街道,踉踉跄跄地朝海边走去。一路上,我都生怕房上的石板或瓦片掉落下来。经过风大的街角,我见人就抓。靠近海滩的时候,我看见不光是船工,而且镇上一半的人都躲在那里的建筑后面;不时会有几个勇敢的人,顶风冒雨去眺望海上的情况,回来的时候被吹得偏离了正路,只好勉强迂回前进。
我混入人群当中,看见有女人在哀号,因为她们的丈夫出海去捕鲱鱼或采牡蛎了,那些船很可能没到安全地点就沉没了。人群中还有白发苍苍的老水手,一会儿望望海,一会儿看看天,然后一边摇头一边互相嘀咕。船东们又紧张又不安。孩子们挤在一起,注视着大人的脸。就连勇敢的水手也都心神不宁、焦急万分,从避风处举起望远镜往海上看,仿佛在观察敌情。
狂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在飞舞的沙石和喧嚣的轰鸣中,我终于找到足够的间隙,向茫茫大海望去,结果吓得不知所措。只见高高的水墙滚滚而来,在升至最高点时轰然崩塌,化为碎浪,仿佛最小的浪头也足以吞没整个镇子。海涛发出沙哑的嘶吼向后席卷而去,似乎要在海滩上挖出一个个深坑,以达到摧毁地球的目的。顶部雪白的巨浪轰然扑来,没到岸边就已经撞得粉碎,每一片碎浪好像都带着巨浪本身的怒气,急急忙忙地汇聚到一起,组成另一个怪物。起伏的高山降落为峡谷,波动的峡谷(不时有一只孤零零的海燕从峡谷掠过)又抬升成高山。洪峰巨浪颤抖着,带着震耳欲聋的声响撼动海滩。每一个轰然袭来的浪头,刚一成形就立即改变了形状和位置,挤走另一个浪头,取代其位置。海平线上那个想象中的海岸,连同它的高塔房舍,都在时起时落。密云飞渡,我好像看到了天崩地裂。
直到现在,当地人仍记得那场大风,认为它是那片海岸历史上最大的风暴。在那场风暴聚拢的人当中,我没找到哈姆,便朝他家走去。只见房门紧闭,无人应门。于是,我从后街小巷来到他干活儿的船厂。我在那儿听说,他已经去了洛斯托夫特。那里有船需要抢修,刚好用得上他的技术。不过,他明天一早就会赶回来。
我回到旅店,洗了澡,换了衣服,打算睡一觉,结果怎么也睡不着。那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我在餐厅壁炉旁坐了不到五分钟,侍者进来捅火,借机跟我聊天。他告诉我,几英里外,有两条运煤船,连同所有的船员都沉没了;还有几条船在近岸锚地奋力挣扎,试图脱离险境,以免被冲上岸。他说,如果今晚还跟昨晚一样,那就得求上帝保佑那几条船和船上可怜的水手了!
我非常沮丧,非常孤独。因为没见到哈姆,我也十分不安,但我此刻的处境并没有那样值得忧虑。近来的变故给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不知道到底有多严重。长时间暴露在狂风之中,导致我头昏脑涨。我的思想和记忆乱成一锅粥,时间和距离也分辨不清了。因此,假如我出门来到镇上,遇到某个我明知此时肯定在伦敦的人,我想我也不会觉得惊讶。可以说,在这方面,我的脑子莫名其妙地麻木,但我的脑子在回忆过去方面却非常活跃。来到这里,往事就自然而然地被一一唤醒,格外清晰生动。
在这种心境下,听到侍者告诉我的那些船的悲惨消息,我就不由自主地担心起哈姆来。我担心哈姆从洛斯托夫特回来走的是海路,遇到了海难。我越来越恐慌,决定晚饭前返回船厂,问问那里的造船工,哈姆有没有可能走海路回来。只要他说出哪怕一丁点儿走海路的理由,我就去洛斯托夫特,把他带回来,不让他走海路。
我匆匆订好晚饭,走回船厂。我来得正好,因为造船工正手提灯笼在锁厂门。我问他这个问题时,他大笑起来,说不必害怕。一个人无论有没有脑子,都不会在这样的大风天出海。哈姆·佩戈蒂生来就在航海,那就更不可能了。
我事先也料到了这一点,却还是忍不住跑去问,不由得感觉很不好意思,便又返回旅店。如果那样的风还可能更大,那我想它正在转强。狂风呜呜怒吼,门窗嗒嗒碰撞,烟囱隆隆作响,我托身的那座房子明显正在摇晃。海面喧腾不止,比早晨更加可怕。但除此之外,这时一切都被黑暗所笼罩,给这场暴风雨增添了新的恐怖。这恐怖既真实可感,也被幻想层层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