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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第1页）

国内政治

从德国的外交政策和公众舆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躁动和不安，广大人民对政府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满和批评。1895年至1903年的这些年里，德国的情况与1860年至1869年间的法国非常相似。整个国家期望并要求得到巨大的成功，政府也要证明它的能力和权力，但政府拒绝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这让沙文主义者感到恼火，而且政府也没有解决人民对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不满。社会民主党发展迅速，正如法兰西第二帝国第二阶段的法国人一样，德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邻国一样感到愤怒。

接替俾斯麦出任帝国宰相的卡普里维在1894年被免职，因为他既没有让皇帝满意，也没有让保守党、神职人员、激进党、波兰人以及社会民主党满意，同时他还是俾斯麦批评的对象。政府与保守党中的农业党、社会民主党公开宣战；农业党的利益和工业党的利益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有些人出于政治原因希望保持德俄友谊，有些人出于经济原因要求对俄国和罗马尼亚玉米进口征收禁止性关税，这两种人之间的矛盾也不小。贸易条约只有在波兰人、激进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才得以实施。从此以后，德国政府不得不通过与政治团体讨价还价来换取多数人的支持，还不得不组成联盟或集团对抗其他党派。德国政治已经退化为单纯的经济利益冲突。

这已不再是1862年至1899年那样伟大的宪法和政治原则之间的冲突。帝国议会失去了昔日的地位，人民越来越不关注利益集团的斗争，而是更加重视经济扩张和财富的增加——他们要在德国的国民生活中，在混战、喧嚣和集团斗争或反集团斗争之外实现国家理想。很多德国权威人士表示极度失望，前首相比洛亲王在他写的《德意志帝国》中表示，德国未能发展良好的政治能力和维持正常的议会活动，都要归咎于自私、阴谋、派系、怨恨、党派的狭隘性，以及德意志人天生的性格。他在书中写道：“我们的内政政策史是一部政治错误史……德意志人没有政治才能。”蒙姆森则宣称社会民主党是唯一有权获得尊重的政党。

德意志批评家没有做到公平，虽然他们揭露了国家的错误和缺陷，但透过他们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十分盲目，失之偏颇。从理论上讲，帝国承认相当程度的自治。帝国议会是由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但是议会被剥夺了正常和自由政治生活所需的所有条件。它不是一个可以决定政府、部长或政策的机构。帝国首相下台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对帝国议会的信任，也不是因为皇帝身边的一个或多个团体（不管理由是好是坏，也不管是出于个人还是现实的原因）决定需要改变。帝国议会无法控制行政机关，它不能强迫部长们执行它想要的提案。七年军事预算、固定周期的海军计划、基于条约的帝国关税、与农业党或工业党谈判后制定的帝国关税、各国对帝国财政的复杂贡献，以及联邦参议院的否决权，这些都使得帝国议会对财政的控制成为空中楼阁和天方夜谭。帝国议会最多只能拒绝通过财政议案或立法提案。出现这种拒绝投票的情况，仅仅意味着政府要等到它已经“摆平”了足够多的反对意见，然后才能重新进行投票并通过提案。

国家政治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德意志民族缺乏政治才能。一个能够产生像本尼格森、温特霍斯特、拉斯克、里希特、倍倍尔这种政治领袖的民族，并不缺少政治天赋高的人才。但是政府不需要对代议制机构负责任，代议制机构给予政治团体批评的自由，却不需要他们对自己的批评负责任；所有的政党都知道无论他们有多么强大，他们永远都不需要担负执政的责任，政党成员也无法积累工作经验，从政客转变为政治家，这种政治环境必然会产生两种有害的结果。其一，政党退化成了各种政治团体，纯粹为了实现支持者的物质利益而斗争，这无可避免地贬低和物化了所有的政治价值。其二，有能之士得不到任何真正权力和影响力，于是他们会抛弃政坛，转而投身那些能够让他们得到权力、承担责任、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如果选择成为帝国议会成员，那也许只能用这个身份做做宣传，在当地赢得一些好处和支持（反对者称之为“争取工作”），但如果可以控制一个大财团，在一个拥有全球经济利益的大公司担任董事，那不仅意味着财富，还有真正的权力。如果有好事之徒在威廉街上发表演讲或者提出反对声音，政府职员可以选择忽视，如果有必要还能找人堵住他们的嘴巴。但如果能控制一个垄断组织，或者上百万吨的航运贸易，或者掌控所有的钢铁或煤炭生产，或者拥有一百家银行，或者在征服需要的时候通过电报向巴黎、纽约、伦敦和墨尔本施加经济压力，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力量，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比威廉街的政府更高一级的领域。当时的宪政让政客们感到无能为力，正因为他们无能为力，政治生活必然要自发地调整它的立场。简而言之，在1890年后帝国议会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制定德意志政策。在这样一个专制政体里，议会被剥夺了自由，在各个重要领域都无法履行职能，所以正常的政治活动和代议制自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普鲁士对德意志帝国的控制，这是一种冷酷无情而又实实在在的控制——“普鲁士雄鹰的一只翅膀浸在尼曼河，另一只翅膀浸在莱茵河”。普鲁士统治阶级控制了帝国的行政部门，形成了真正的秘密政府。冯·比洛亲王直截了当地指出，“普鲁士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由军人和官僚组成的国家”，而且“没有保守党的支持，统治者不可能在普鲁士实行统治，哪怕是一小段时间都不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很简单，只是被冯·比洛忽略了——普鲁士的选举权和1852年的宪法都设计得十分巧妙，它们让一小部分军人、官员和土地所有者（“正是他们用鲜血巩固了普鲁士的君主制”）可以要求在普鲁士下议院占多数席位，而且保证在上议院也能长期占据多数席位。

不管是改变选举权，还是重新分配议院席位，都会粉碎统治阶级的权力，所以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结果：通过成年男子选举出来的帝国议会代表，与普鲁士议会选举出来的普鲁士代表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普鲁士议会赢得多数席位的首相兼议会主席可以无视帝国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而且他还控制着联邦议会（联邦参议院）中所有的普鲁士选票。帝国政府可以违抗帝国议会，但绝不可能违抗普鲁士。没有普鲁士的帝国只是三两个南方国家，因为巴登实际上也是普鲁士；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如果没了普鲁士，只能受法国和奥地利支配，但普鲁士如果没了它们，仍然是一个拥有4000多万人口和300万军队的强国。普鲁士对帝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普鲁士的宪法规定了它是一个由士兵和官僚组成的国家，所以自由主义和议会政府对它来说就像是巫术一样邪恶。在制定政策原则和建立政策环境的过程中，普鲁士强行加入了自己的意志，但普鲁士的意志不是普鲁士人民的意志，而是普鲁士统治阶级的意志。他们的统治只在一个方面合乎宪法——它建立在宪法和选举权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即使是俾斯麦也认为十分荒谬。

冯·比洛总结得很好：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北方和南方之间有可能（虽然很难）在帝国议会上达成妥协，但绝不可能在普鲁士达成妥协。因为自由主义——更不用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普鲁士国家的对立面”，而普鲁士国家指的是普鲁士统治阶级所建立的国家。不管是在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身边，还是在他的军事内阁里，普鲁士地主和军人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军人在皇宫里遇见了工业领袖会对其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一旦出现任何政治危机，一切都要由军事首脑说了算。只有俾斯麦可以和那些军事首脑说，军队交给他们负责，俾斯麦自己负责外交和内政。无论是卡普里维还是他的继任者霍恩洛厄亲王（1894—1900年在任），无论是冯·比洛亲王（1900—1909年在任）还是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909年上任）都没有俾斯麦的威望、权力和才能。他们并非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皇室喜欢或者容克贵族有所图谋，随时可以让他们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