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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 还是要尽早行动（第2页）

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已向国务院图博口呈报了《关于马王堆西汉女尸解剖问题的请示报告》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尸体内脏器官补充检查方案》，尚未获批示。

我院在前一段的一号汉墓古尸的医学研究工作中，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几位专家同志亲临长沙指导和检查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使我们获益不少。由于我们对古尸的研究工作缺乏经验，又限于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因此在下一阶段对古尸的内脏器官补充检查中，迫切需要病理学、解剖学、组织学等专家前来长沙指导并和我们一起工作，使这项古尸的研究能符合国家的要求。为此特请转报中央委派有关专家前来指导。一待国务院图博口批准了我院已呈报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尸体内脏器官补充检查方案》以后，即请启程前来长沙。

湖南医学院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国务院图博口：

现将湖南医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转报，请批示。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组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由于李先念亲自到长沙看过女尸，了解具体情况，所以当王冶秋将报告送来后，未做过多的犹豫，当天即批示道：

拟同意，请总理批示。在长沙去看过尸体，已在逐渐变干，他们也曾提出解剖。

李先念

1972年11月27日

当秘书组将李先念批示的报告送给总理批示时，周恩来却不在办公室。当他身患癌症并做出暂不动手术的决定后，医生们便采取用中药来烧灼**瘤的方法治疗。此时他正躺在医院治疗室的**，忍受着病痛和治疗的折磨。

两天后，当周恩来从医院刚刚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江青等人再次提起了“伍豪叛变”事件，并弄得沸沸扬扬。

早在1970年，一个号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红卫兵团体，从历史档案中查到有关伍豪（周恩来曾用化名）和其他243名共产党员所谓退党的证据。“中央文革小组”最激进、最活跃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三人，在审阅了“证据”之后，如获至宝，并想借此一举扳倒周恩来。于是，这个“证据”连同一封揭露的信件，很快传到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看后没有任何反应。此时的王、关、戚三人自是不甘心泥牛入海，便再次写信向毛泽东提及。想不到毛泽东的批复竟是：“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原来这是几十年前，很多共产党领导都知道的国民党捏造的一桩臭名昭著的诬陷事件。

此事虽然悄然平息，周恩来听到消息后却感到很震惊，为避免再次被自己的政敌陷害，遭到不测，他不得不从繁杂的政治事务中分出精力来翻找自己保留的材料，全部寄给毛泽东过目，并在附信中说：“我一直忙于处理四川省和内蒙古的问题……今天才有时间查阅以前上海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材料……”毛泽东看完这些剪报后，重新退给了周恩来。

想不到时隔两年之久，“伍豪叛变”事件，再度被江青等人翻腾出来。刚从医院回来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被指控做事实上的辩护，并为“以免今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再造谣……”他将曾寄给毛泽东的材料，全部送至中央档案馆保存，这一诬陷事件才又算告一段落。

经历了这一番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之后，周恩来才得以重新坐到办公桌前。这个时候，他看到了李先念批示的报告。

周恩来拿着报告反复端详，迟迟不肯做出抉择。当他拿起电话，详细向王冶秋问了专家们讨论的情况，以及解剖与不解剖的利弊后，才极为慎重地批示道：

王冶秋同志：

请邀有关同志和专家再议一次。如同意，即请提出一个工作小组名单，协助湖南医学院进行报告中所提的和追加各项安排和调度。

周恩来

1972年11月30日

王冶秋接到周恩来的批示后，看到“再议一次”的叮嘱，不禁为总理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依然保持临危不乱，以及认真、慎重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处事原则所感动。世人皆说“诸葛一生唯谨慎”，此时的周恩来不但吸取了诸葛孔明的这个政治家鲜明的特点，并且同样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精神。现在，马王堆出土女尸解剖与否的重担将由自己挑起，撇开国家民族利益不谈，即使是单从为总理分忧解难这一点，也应将此事办好。当然，这一切，又是和国家民族的荣辱紧密相连的。

为避免专家们不能身临其境，只是坐而论道、隔靴搔痒的缺憾，王冶秋决定将这“再议一次”的会场移到长沙去，让大家亲眼见见女尸的形体后，再做最后切合实际的结论。

在王冶秋的组织下，湖南方面的领导、各路专家、学者于12月6日云集长沙湖南宾馆，从当时留下的一份记录看，前来参加的人员有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政工组副组长马琦，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与王仲殊，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室副研究员刘雪桐，中国医学科学院张炳常，北京医学院谭增鲁，中山医学院郭景元，陈以慈、沈其卫，湖南医学院张世林，李亭植、彭隆祥、吴洁如、刘里侯、袁恬莹、王福熙、曾庆善，湖南省革委会文化组副组长张瑞同与文化组干部万发章、俞兴堂，湖南省博物馆崔志刚、侯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吴本立、雷振林，新华社湖南分社何其烈，以及湖南电影制片厂、湖南电视台、湖南画报社、湖南新闻图片社的摄影师与记者等共四十余人。

夏鼐（右）与王?、白荣金（左）在马王堆发掘现场

为使大家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及女尸有个切实的了解，12月7日上午，在东道主李振军与马琦的组织率领下，各路人员到省博物馆，观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已被处理、保护起来的部分文物。面对眼前那光芒四射、神奇绝伦的件件珍品，参观者无不连连赞叹，即使是见多识广的专家，也被眼前的瑰宝和那具鲜艳如生的女尸折服，有的学者当场发出了“能亲眼见到这样珍贵的极品，即便是明天就向马克思那里报到，也无任何遗憾”的感叹。

在参观的人群中，原本就沉默寡言的一代考古巨擘夏鼐，越发显得沉默，他在静静地看着，也在静静地思考着。长沙这块土地，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20多年前，他曾率领一个考察团，亲临这座城市做过考古发掘。那时的他正处于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盛年，也正是一个学者创造伟业的最佳时期。但是，他的长沙之行，虽有相当重要的收获，却没有发掘到惊人的珍贵文物。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他与马王堆汉墓中那个女人失之交臂了，如同一位率部出征的将军，与束手即擒的敌方最为重要的首领擦肩而过。而此时轰动世界的马王堆汉墓发掘的荣光，就自然地不再在他的头顶闪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自他上次走下马王堆那高大的封土堆，至现在重返长沙观看这座汉墓出土文物的20年间，由于其政治地位的变化与“文革”的浩劫，使他不再有单独主持一个考古项目发掘和研究的机会。他的人生就是在那繁乱的行政、业务组织与蹲牛棚的政治洗脑中慢慢度过了。现在，他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华发已爬满了两鬓。尽管如此，当年未能发掘马王堆汉墓的遗憾，未能阻止他在考古学上所达到的无人能与之匹敌的顶峰地位。正如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通口隆康在他后来所著的《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中所指出的那样：“夏鼐氏担任考古研究所所长历二十年。其间虽然也经历了‘**’的考验时期，而他之所以能保持了中国考古学界的顶峰地位，是由于他高尚的人品以及专心一致力求学问上的精进。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而且对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他研究的范围，重点之一是西域考古学。考古工作者要研究西域，仅仅具备中国考古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而必须是通晓西方的学问。例如对于新疆所出丝织品以及中国国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萨珊朝银币的研究。我想，大约除他之外没有人可以胜任的吧……他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中最有威望的人，在国际方面也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少有的考古学家。”

很显然，夏鼐心中产生的遗憾，绝不是来自个人功名的建立，而是来自一个著名考古学家对事业征程得与失的反思与总结，一旦得知自己失去的恰是民族的福音，他会迅速转轨以示庆贺，并在心灵中真诚地感到慰藉。当他来到玻璃棺前，仔细观察了女尸的形体后，对身边的专家和工作人员说：“1951年我来长沙挖了一百多座墓，和这个老太婆失之交臂了，这对我和我们的考古调查发掘团来说是件遗憾的事情，但对文物保护来说，又是件喜事。那时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要是真遇到了这个老太婆，还没有办法保护。现在发现好，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都很重视，保护条件也好了，老太婆可以长期地保存下去了。”当这座汉墓的发掘工作刚刚结束，夏鼐即告知湖南省博物馆领导：“要用这一墓葬珍贵的资料，趁热打铁地把发掘简报和正式发掘报告编写出来。”为此，夏鼐特派黄展岳、王世民两位中年专家及四位绘图人员，赴长沙协助工作，并对他们修订改写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给予精心指导和校审，使之得以在1974年出版。这个报告的编写和出版，是十年“文革”浩劫中，文物工作者冲破重重阻力出版的第一个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它的出版对后来文物考古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夏鼐为此所倾注的热情和给予的支持，自然是功不可没。而在即将进行的关于女尸解剖与否以及如何解剖的讨论中，夏鼐再次以他渊博的学识和高度的责任感，展示了宽阔的心胸和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