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后的《导引图》模拟形态
王冶秋听罢,望着面前这位尊敬的大姐那诚挚与焦急混合着的复杂目光,以极度的哀婉之情回答:“那张图在出土时被搞碎了,现正在拼对,待拼对成功之后,可以复制一张拿来让总理练练。不过据我所知,那张图不是万能的神医良药,对总理目前的病情而言,作用不会很大,只能作为一种安慰和调剂精神的方法罢了。”
邓颖超所说的那张健身治病的画,正是后来在社会各界广为流传的《导引图》。此时,这张图正在由湖南省博物馆借调到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周世荣等人的努力下,做最后的拼接和校对。
这张图在最初出土时,由于那位北京裱画老师傅的固执己见,采用铁钩钩吊等极为不当的起取方法,使本来有可能完整如初的一张罕世珍品,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目不忍睹了。又是由于那位老师傅的夜郎自大,不采取王振江、白荣金等人用盒子盛装的建议,而是胆大妄为地将此图连同出土的其他几幅帛画,用一块包袱皮包起来,并搭在肩上像出门修行的和尚一样,径自背至北京的狂傲之举,给后来的拼接、校对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当周世荣来到北京,初次见到由那位号称“即使一堆碎片,也能按原样装裱起来”的裱画师傅时,这位夜郎自大的老朽竟黔驴技穷,原形毕露。由他拼接起来的《导引图》,不但人物的位置上下错乱、前后颠倒,而人物自身的生理位置,也被拼接得错谬百出、枝杈横生,大有老虎拉碾——乱了套之势。本来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好端端的一群人物,经他拼接后,有的人腿安到了另一个人的肩上,而另一个人的脚又跑到了先前那个人的嘴上,男人的头被安在了女人的腰上,女人的腰又拼对在了男人的头上……整幅画面不再是一群世间众生在做强身健体的动作,似是一群妖魔鬼怪挥舞器械,在地狱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决斗。
出土的《导引图》帛画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部分人员合影。自左至右:李学勤、马继兴、周世荣
更让人捶胸顿足、气断肝肠的是,不仅《导引图》惨遭厄运,其他几幅从马王堆三号墓墓壁上提取的帛画,也惨遭荼毒和**。由于几幅帛画的碎片被老裱画工的包袱包裹后,几乎成了一锅黏粥,很难加以区分和辨别,结果在拼接时,甲图的碎片跑到了乙图之上,而乙图的空缺又由丙图或丁图上面的碎片来补填,最后几幅帛画竟成了一幅又一幅谁也看不清、辨不明的在想象中都很难出现的天国和神怪之图。
马王堆三号汉墓棺室东壁帛画《车骑与奔马图》残片
已成碎片的城市建筑设计图
鉴于如此悲惨的场景,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不得不指派周世荣等专家,重新对出土的帛画进行极其艰难的、一点点的反复拼接、校对,至1975年9月,出土的《导引图》《车马游乐图》《划船游乐图》《丧服图》《卦象图》等六幅图基本整理成形。但在早期的发掘简报上作为首要内容列出的出土于三号墓东壁的帛画残片“房屋建筑”,却怎么也无法拼对起来。而尚有画着一个清晰的毛人的残片,更无法知晓最初是从哪部帛书或帛画上分离出来的。至于在墓室东壁出土的数十块帛画残片,同样是无法拼对了。几年之后,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宣告解散,那位夜郎自大的裱画工,自感问心有愧于祖先,也有愧于后人,便将帛画残片收集起来,倾尽全力进行拼接、校对,无奈破镜难圆,当初的损坏太多太重。尽管他倾20年之功,可谓为此耗尽毕生精力和心血,但直到他于90年代初撒手归天,那些碎片一直堆放于他办公桌的抽屉中,未能拼接成功。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残片
马王堆三号汉墓棺室东壁帛画残片《妇女划船图》
当王冶秋按邓颖超的嘱托,将《导引图》专门请人照原画整理出的样子,用彩色临摹了一幅送于三〇五医院时,已是9月中旬。这时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他本人清醒地意识到死神已逼近窗口,他坦诚地向外界透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收到了……”
尽管如此,王冶秋带来的《导引图》,还是给了周恩来一丝惊喜和快慰,他仰躺在病**,看着图上一个个伸腰弯背、神态怡然自得中夹杂着几分滑稽模样的众生相说道:“我看这幅图跟华佗的五禽戏法很有些相似之处,有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图刚拼接起来,还未来得及研究,现在正准备按照此图中人体的形状,初步研究一下活动的套路。”王冶秋答。
“这确实是一幅能使人强身健体的绝妙奇图,我只能看一看,练是练不了了。等研究出成果之后,公布于众,如果有条件,在机关、团体,特别是广大农村推广一下,让我们的人民都有机会感受一下祖国医学施予的恩泽吧……”周恩来颇动感情地说。
“总理,我还带来了一卷在苏南新发现的严复书札,您看一看吧。”王冶秋说。
“噢?”周恩来吃惊地问道:“是真迹吗?”
“我们正准备组织专家鉴定,这次带来先让您看一看。”王冶秋答。
周恩来的嘴角微微表示出一丝感谢之意:“那就留在这里,我翻翻看吧!”
王冶秋走后,那幅临摹的《导引图》就留在了邓颖超手中,每当周恩来身体和精神状况出现一点暂时的好转,邓颖超便将此图挂在病房的墙壁上,希望她心爱的丈夫按照图中人物的动作,做些轻微的活动,或者,她幻想这张图有一个足以令人起死回生的密码,被智慧超凡的丈夫突然破译出来,并应用于自身和万千众生。但是,这一切都只能是焦急而无奈的妻子的一厢情愿。自然规则无法抗拒,周恩来已血脉耗尽,精气熬干,即使华佗再世,也无力回天。这幅《导引图》只是作为周恩来整个人生旅程中最后一站的精神慰藉而已了。
也就在王冶秋回去的第三天,周恩来的秘书打来电话。让他速到三〇五医院总理病房。王冶秋赶来后,周恩来依旧仰躺在病**,憔悴的面庞蒙上了一层如霜的惨白。他示意让王冶秋坐到自己的身旁,有气无力地说:“我马上要施行第六次手术了,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大手术,手术后是否还能见到你,很难预料。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这没有什么,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国务院的工作小平同志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以后你那边的事情要多向他汇报……马王堆帛书要抓紧整理、校释和研究,尽快将内容和成果公布于众,不要再让那些人打着研究帛书的幌子,搬弄是非,搞政治阴谋了……你带来的严复书札我看完了,如果这批书札是真的,对严复在筹安会时期的思想状况要有个实事求是的评价。还有,杨度在晚年参加了共产党,我曾通过夏衍和他联系过,他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这个历史事实你再找夏衍同志调查证实一下。同时要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在条目中,替他把后来加入共产党的事写清楚……”
杨度其人其事在新中国成立后鲜有人知,几乎成为历史的陈迹,想不到周恩来在生命垂危之际,还记着这位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但却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的人。王冶秋听后十分感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和夏衍联系,在得到确切的证实后,立即将此事通知各有关方面,并做了实事求是的处理。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终于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旅程,撇下他的爱妻与自己政治事业的追随者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