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麻烦。”秦远山重复道,“反正我也需要找点事做。”
他说的是实话。回来这些天,除了看书、养病,他不知道该干什么。空下来的时间太多,反而容易胡思乱想。有点事做,哪怕只是整理账本,也能让日子充实些。
接下来的几天,秦远山真的每天下午都来。
他来的时间很固定,两点到西点。这时候店里顾客少,玉娥能抽出时间跟他学记账。他教得很耐心,从最基本的借贷记账法开始,一笔一笔地讲,一遍不会就讲两遍,两遍不会就讲三遍。
玉娥学得认真。她发现秦远山讲课和镇上其他人不一样——他不光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比如记账为什么要日清月结,他说:“就像做豆腐,黄豆要泡透,豆浆要煮开,每道工序都不能省。省了一道,豆腐就做不好。记账也是,今天的事今天记,明天的事明天记,拖久了就乱了。”
这话玉娥听得懂,也记得住。
除了教记账,秦远山也开始帮玉娥整理旧账。他把那几本记得乱七八糟的账本重新誊抄,按月份整理,收入支出分开,每一笔都核对清楚。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就问玉娥,问明白了再记。
这活儿很琐碎,需要极大的耐心。可秦远山做得一丝不苟。他的字很工整,每一个数字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页都干干净净。有时候玉娥看着他伏案书写的背影,会想起父亲——父亲做豆腐时,也是这样的专注,这样的认真。
镇上的人很快注意到了秦远山经常来豆腐坊。闲话开始传开了。
有人说:“秦老师是不是看上玉娥了?天天往那儿跑。”
有人说:“一个右派,一个个体户,倒是般配。”
还有人说:“玉娥是不是傻?赵国栋多好的人不要,跟个落魄书生混在一起。”
这些话传到了王秀英耳朵里。一天晚上,她把玉娥叫到屋里,关上门。
“玉娥,你跟妈说实话,你跟秦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
玉娥正在灯下练习记账,头也不抬:“什么怎么回事?秦老师帮我整理账本,我请他吃顿饭,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王秀英在她对面坐下,“镇上的人都传疯了,说你天天跟他在一块儿。”
“在一块儿就是有事了?”玉娥放下笔,“妈,秦老师是读书人,有学问。他帮我,我感激他。别的,您别多想。”
“我能不多想吗?”王秀英急了,“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跟个单身男人走得这么近,别人会说闲话的!”
“说就说吧。”玉娥很平静,“我做事对得起良心就行。秦老师身体不好,没工作,我帮他一把,怎么了?当年我爸不也帮过他吗?”
这话把王秀英噎住了。她想起丈夫在世时,确实经常接济那些落难的知青,秦远山就是其中一个。
“可那是以前……”她还想说什么。
“妈,”玉娥打断她,“我知道您担心什么。您放心,我心里有数。秦老师是好人,我敬重他。别的,等以后再说。”
王秀英看着女儿坚定的眼神,知道再劝也没用。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她叹了口气:“你自己把握分寸吧。别忘了,你是个姑娘家。”
“我知道。”
谈话不欢而散。但玉娥心里清楚,母亲的话不是没道理。这个镇子太小,一点风吹草动就能传得满城风雨。她和秦远山走得近,难免惹人非议。
可她不在乎。
或者说,她在乎,但她觉得值得。
秦远山来的这些天,豆腐坊确实不一样了。账目清楚了,月底对账再也不用熬到半夜;进货出货有了记录,不再凭脑子记;甚至连店里的摆设,秦远山都给了建议——把最畅销的豆腐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把新推出的豆制品单独陈列,还在柜台旁边挂了块小黑板,写上今日特价。
这些都是小事,可加起来,就让豆腐坊看起来更正规、更像个正经买卖了。
腊月二十八下午,秦远山整理完了最后一本旧账。他把重新誊抄好的账本递给玉娥,厚厚三大本,每一本都包了牛皮纸封面,封面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柳记豆腐坊账册,一九八二年”。
玉娥翻开第一页。里面表格清晰,字迹工整,从一月到十二月,每一天的收入支出都清清楚楚。最后一页还有汇总:全年总收入多少,总支出多少,净利润多少,一目了然。
她看着那些数字,鼻子忽然一酸。
这是她这一年的心血,是她从一个家传作坊做到镇上最大豆腐坊的全部历程。以前这些数字散落在乱七八糟的账本里,现在被秦远山整理得明明白白,像是给这段艰辛的岁月打了个结,做了个总结。
“秦老师……”她声音有些哽咽,“谢谢您。”
秦远山看着她泛红的眼眶,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他想起三年前离开柳湾镇时,这个姑娘还是个青涩的少女,如今却己经能撑起一个家、一份事业。而自己,在这三年里,除了受苦,似乎什么都没做成。
“该说谢谢的是我。”他轻声说,“这些天,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点用。”
窗外的夕阳斜斜地照进来,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靠得很近。
店里很安静,只有后院隐约传来磨浆机的声音。豆香从门缝里飘进来,混着墨香,在这个冬日的傍晚,酝酿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