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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非凡女人的生死较量（第1页）

两个非凡女人的生死较量

慈安暴崩以及暴崩前后留下的种种疑点，成为当朝群臣和民间百姓猜测、议论的一个神秘话题，即使在一百年后，慈安的死因仍作为清宫历史上的一大悬案，让研究者为此争论不休。

那么，东太后慈安到底是不是正常死亡？如果不属正常死亡，又是谁谋杀了她？她的死与当时群臣公认的嫌疑者慈禧，是否有着不可言传的关联？

据清宫留给后世的史料看，咸丰帝生前，已渐渐看出了慈禧的野心和恃宠骄狂的性情，意将其废黜。聪明狡猾的慈禧闻知后，急忙拜托其妹也就是醇郡王福晋带着皇子载淳晋见皇上，意在牵动皇上父子之情，以子怜其母，打消废黜之念。尽管她一时达到了目的，但咸丰对她的宠爱却日益淡薄，甚至不再召幸她。当咸丰逃到热河行宫并行将归天之际，军机大臣肃顺又冒死进谏，说懿贵妃（即慈禧）恃子而骄，居心叵测，而当今皇后忠厚老实，丽妃更非其对手，要咸丰早为皇后和丽妃打算才好。为了说服咸丰，肃顺还列举了历史上的吕后、武则天等阴险刻毒的后妃相谏，暗示这个比吕后、武后毫不逊色的叶赫那拉氏，极有可能会在咸丰驾崩之后，干预朝政，将大清基业断送。如果真的如此，无论是当今皇帝还是臣僚，都将愧对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咸丰帝听罢动了除去懿贵妃之心，欲采取断然措施，但一向优柔寡断的咸丰在下定决心的最后一刻还是犹豫起来。他想起这位懿贵妃为自己生育皇子的社稷之功，又念及往昔帝妃的恩爱，不忍猝然下手。咸丰当时还天真地想，清廷祖制甚严，即使她真有什么非分之想，也不会轻易得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咸丰最终未采取肃顺的计策，而是设计了在他看来既能保住慈禧名分，又不至让她控制朝政的两全之计。咸丰帝临终前，召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于榻前，命焦祐瀛代笔草拟遗诏，立六岁的皇子载淳为皇太子，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军机大臣肃顺等八大臣辅弼幼主，并赞襄一切政务。同时规定以后下达诏谕以“御赏”“同道堂”两方印章为信符。其中规定“御赏”章为印起，“同道堂”章为印讫。这两章原为咸丰帝随身携带的私章，一般不用于政治活动，但在特定场合亦可使用这两方小印。此时咸丰帝把它作为皇权的最高象征，分别赐给了皇后慈安和皇太子载淳，意在防范大权旁落于群臣和慈禧之手。

当这些都一一安排妥当之后，咸丰在弥留人间的最后一刻，又想起肃顺的劝谏。为防万一，他又将皇后慈安单独召于御榻前，屏退左右，面授机宜，同时亲手交给她一道密谕，上覆朱红印文“同道堂”三字。密谕写道：

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五日谕皇后：朕忧劳国事，致撄痼疾，自知大限将至，不得不弃天下臣民，幸而有子，皇祚不绝；虽冲龄继位，自有忠荩顾命大臣，尽心辅助，朕可无忧。所不能释然者，懿贵妃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惟朕实不能深信此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而已，否则，着尔出示此诏，命廷臣除之，凡我臣子，奉此诏如奉朕前，凛遵无违，钦此。

慈安接到密谕后，自是对咸丰感激涕零，因为有了这道密谕，便什么事情亦不用担心了。与此同时，咸丰帝又特别嘱咐慈安道：“若日后非如此行事不可，即召肃顺办理。”慈安自是含泪答应。

从以上密谕和嘱咐之言可以看出，咸丰对皇后和顾命八大臣是同等信任，而慈禧却面临性命之忧。如果处于政治危机之中的慈禧不识时务，硬要干预朝政，结局自然是明了的。倘慈禧被除，朝廷中势必形成诸臣上尊慈安，下辅幼帝之向，其计可谓万全，亦可看出咸丰帝的良苦用心和对皇后、八大臣所寄予的厚望。

但是，晚清的历史却没有这样写下去，后来人们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种结局，那就是顾命八大臣在“辛酉政变”中一败涂地，慈安不明不白地暴崩宫中。极令人追怀的是，在辛酉政变中，肃顺等八大臣曾计划软禁慈禧而独尊慈安，意与咸丰相同。这一点从肃顺在狱中见到载垣时所讲的那些追悔之言中完全可以揣度得出来。然而，令后人扼腕叹息的是，无论是慈安还是肃顺等人，最终都没能将计划付诸实现。他们在辜负了先帝重托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命运制造了一个悲剧。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慈安不但在慈禧的诱骗、劝说、鼓动下，同慈禧和恭亲王奕訢共同密谋发动了晚清历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除掉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剪掉了自己的羽翼。而后来竟连关乎自己性命的最后一张护身符也未能保住，既使自己含恨归天，亦令当朝群臣和后世人们顿足捶胸。

那么，就慈安本人而言，以辛酉政变为起点，她一步步走向悲剧的过程，又是如何向前推延递进的？她与慈禧的决裂到底始于何时？

光绪六年（1880年）春，两宫太后和光绪帝亲往东陵致祭。当慈安和慈禧双双来到咸丰帝的定陵大殿时，慈安先在五供桌前的东侧站定，然后示意慈禧站在西边。这西边摆放的垫子要比东边的退后一些，慈禧见后，心中不快，执意要跟慈安并列拜祭。慈安觉得自己作为先帝皇后时，慈禧只不过是一个妃嫔，平时你在宫中专横跋扈、颐指气使还倒罢了，在先帝面前自应遵守祖制，不能有半点含糊。于是慈安以正牌皇后的名分发出警告，她用教训的口吻对慈禧说道：“你怎么越来越没规矩，违背祖制，成何体统？退到后面去。”慈禧听罢，心中自是越发不服，想要任着性子跟慈安争个高低，但看到慈安严肃的面孔以及群臣投给慈安欣喜、鼓励的目光，还是强压怒火，退到了后面。

在拜谒东陵回京的路上，慈禧乘坐在御轿中，对此次东陵之行越想越气，她垂帘执政的几十年里，已在几次重大事件上败于慈安并使自己受辱不浅。从太监安德海被诛，到同治皇帝大婚择后受挫，直到东陵拜谒受辱，每一件想起来都会让人怒火难平，怨恨难消。尤其是安德海被诛杀一事，让人痛心并感到恐惧。

安德海为晚清三大著名太监之一，就时间先后而论，居李莲英、张兰德之前。据清宫留下的史料和民间笔记等看，安德海自幼入宫，性敏狡巧，天生一副簧舌利齿，极受主子欢喜，故后来为慈禧垂目，宠信有加。促使安德海日后发迹和不可一世的，除了他为主子揉腿捶背、殷勤侍奉之因素外，主要是他在辛酉政变中为慈禧联络奕訢立下大功。就在这次关系着慈禧生死命运的政变前后，安德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替慈禧四处打探消息。从皇帝的日常言行，后妃的宫中秘事，到肃顺等人的一举一动，无一不被他设法探听并报告慈禧。也就在广泛的探听中，安德海得知了咸丰帝授给慈安的密诏和肃顺等人欲软禁慈禧的计划。慈禧闻报后在惊恐万状和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审时度势，迅速做出了拉拢慈安，联合恭亲王奕訢，共同打击肃顺等人的决策。在这个重大决策中，安德海为秘密联络奕訢献计献策，并亲自充当联络人，为后来慈禧在辛酉政变中反败为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铺垫，安德海才能在辛酉政变之后威福日加，无人敢违忤他，就连小皇帝同治，也对他敬让三分。安德海由一名普通的太监迅速升为总管太监，权势如日中天，张狂之态日渐显示于朝廷内外，即使在慈安面前，也不时地现出骄横的姿态和阳奉阴违的动作。在朝野上下都对安德海敬畏有加之时，唯恭亲王奕訢，挟“议政王”之重威，不把他放在眼里，安德海对此不是好自为之，反而以一种复仇心理，多次在慈禧面前进谗言，想置奕訢于死地。但几个回合下来，人们看到的不是奕訢的败北，而是安德海本人人头落地。

辛酉政变，慈禧和恭亲王奕訢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进行了短暂的联合，并取得了胜利。胜利之后，慈禧、慈安开始垂帘听政，而奕訢则获得了议政王之衔，并出任军机首辅，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以及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领神机营、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务等要职，可谓集军、政、外交、皇室事务大权于一身。此时的奕訢在权势上已经取得了足以和慈禧抗衡的地位，并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态势。但慈禧既已在政变中立稳了脚跟，并垂帘听政，自然就想独揽朝纲，以皇太后的身份号令群臣。至此，她和奕訢在辛酉政变中的短暂联合，不可避免地宣告结束，随之而来的便是围绕着权力的冲突和争斗。

在奕訢看来，慈禧纵然有非凡的聪明和心计，但毕竟是一个女人，在大清祖制的处处限制和慈安的笼罩下，难有什么大的作为。而他自己在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后，一面不断取媚于外夷，让外国人作为后盾并支持自己的权势，同时又大力起用曾国藩、左宗棠等汉人，全力合围攻打太平天国起义军，并终于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土崩瓦解，使大清帝国出现了“同治中兴”的短暂局面。在这个局面出现之时，作为议政王的奕訢，不免有些飘飘然和志得意满起来，言谈举止、为人行事渐渐流于放肆和粗疏。闻传有一次他来到宫中拜见两宫太后并在一起议事，由于口渴，竟大大咧咧地上前端起慈禧的茶杯喝了起来，直到慈禧在尴尬中露出了不悦之色，他才故作惊慌地将茶杯放回原处。基于这样一系列原因，慈禧感到应当尽早剪除券门外这只羽翼渐丰的猛虎了。

正当慈禧思虑以何种借口对奕訢下手的时候，她的心腹，翰林院编修署日讲官蔡寿祺，以敏锐的政治嗅觉猜中了慈禧暗伏杀机的心思，遂以几分以头颅赌成败的草莽匹夫气味，列举了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等四大罪状，上奏弹劾。虽然这四大罪状皆为“疑虑”“猜疑”“疑惧”“疑惑”等不实之词，而无真凭实据，但对慈禧来说，仅是这些也就够了。于是，慈禧与奕訢之间第一回合的争斗拉开了序幕。

慈禧联合并说服慈安召奕訢来见。奕訢进宫后，慈禧面色严肃地对奕訢说道：“有人弹劾于你。”并将奏折拿给奕訢观看。但奕訢没有去接，却问道：“何人弹劾？”慈禧冷冷地答：“蔡寿祺。”奕訢大怒，高声说道：“这蔡寿祺非安分之徒，尚有流氓政客本色，太后怎能听信如此小人之污劾！”说完，欲行使“议政王”之威，将蔡寿祺逮而问之。面对奕訢骄横之态，慈禧自是勃然大怒，就是慈安也怒形于色。当即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两眼垂泪说道：“议政王奕訢培植私党，擅权揽政，无人敢于过问，今次欲将其重罪处罚！”然后慈禧假同治帝之名，亲书谕旨将奕訢革掉一切职位，并命大臣和亲王、郡王替代奕訢诸职。在慈禧看来，这是继辛酉政变以来，又一次政治争斗中的胜利。

但是，出乎她意料的是，谕旨颁布的当天，惇亲王奕誴就上奏折为奕訢申辩。五天后，醇郡王奕譞又上折为恭亲王请命。接着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亦各上奏折，均请“酌赏录用，以观后效”。此后，诸亲王、众大臣亦纷纷上疏为奕訢请命申辩。因众论皆倾向于奕訢，事态随之急转直下，两宫太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改变初衷，重新起用奕訢，只是撤去议政王衔作为折中条件。至此，紫禁城内一场持续了三十九天的政治风波宣告平息。

对于这场政治争斗的忽起忽落，多少年后有研究者认为，尽管恭亲王竭尽全力应付了一场突然袭击，最后仍以慈禧的小胜而告终。但就慈禧而言，如此过早地发动攻击又未免有些草率和荒唐，同时也缺乏准确地审时度势，她低估了奕訢当时的实力及其影响。作为同治帝之堂堂皇叔的奕訢，不但在朝野内外形成了树老根深、党羽甚众的局面，同时建有匡扶社稷之功，且尚有洋人做靠山，绝非旦夕之间可以铲除者。即便慈禧的**威再大，势力再强，还是无法动摇奕訢之根本。以后的事实证明，慈禧与奕訢在权力之间的争斗，可谓波澜起伏，几起几落，双方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总是以平局而各自罢战和好。但这第一个回合的过招，在让双方都感知了各自的实力外，也让慈禧深知在对奕訢的争斗中，要越发做到谨慎小心，忍而不发，发而必中。同时奕訢也深悟到，触怒慈安确属下策，倘无慈安与慈禧合力，就不会造成这次争斗的险局，今后争斗的策略，首要的是争取慈安的支持，联手抗击慈禧。

恭亲王在经过一番隐忍筹划之后，渐渐靠拢慈安，并取得其信任和在许多事情上的支持。几年之后，奕訢见时机成熟，巧妙地抓住了安德海事件，开始主动向慈禧反击了。

同治八年（1869年），同治帝已近弱冠，两宫太后欲替他纳后选妃，并预备大婚典礼。这一切与太监安德海本来毫无相干，但这位太监总管在威福并享，恃宠骄横之余，深感宫中寂寞，欲上苏杭等锦绣江南风流显耀一番。于是，他寻机密请慈禧，拟亲往江南，为皇帝大婚督制龙衣。慈禧听后，很是为难，并告诉说：“我朝祖制，不准内监出京，你还是不去为好。”安德海听罢自不肯甘心，便鼓动簧舌进言道：“太后有旨，安敢不遵？但江南织造[2]，向来进呈的衣服，多不合适，现皇上将要大婚，这龙衣总要讲究一点，不能由之随便了事。而太后常用之服饰，依奴才看来，也多不合用，故奴才想前去督办，完完全全地制成几件，方好复旨。”慈禧向来喜爱打扮，听安德海要为自己也置办几件衣饰，心中有些活动。但一想到祖宗规制，又不便答应。安德海早已窥透了慈禧的心机，再次进言道：“太后究竟慈明，连采办龙衣一事，都要遵照祖制。其实，太后要咋办，便咋办，若被祖制二字束缚，连太后都不得自由呢！”慈禧本是骄横之人，听了这话，觉得也有道理，沉思片刻道：“你要去便去，只是事关祖制，尚须机密，倘被王公大臣得知，动起真来，我也不便保护于你。”

安德海闻获慈禧恩准，不胜欣喜，连忙叩头谢恩。慈禧话虽出口，但心中并不踏实，于是又嘱其沿途多加小心，以免节外生枝。那安德海口虽称一万个遵旨，心中却颇不以为意，觉得一旦出了京城，普天之下可任其调遣施令了。于是，他瞒着慈禧，在京城偷偷选了十多名妓女，于同治八年六月由通州出京，沿大运河向南进发，踏上了采办龙袍之路，也是他命中的黄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