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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清东陵（第1页）

走进清东陵

在张宗昌的鲁军在江浙前线被北伐军击溃后，孙殿英随前线总指挥徐源泉先是退到河南境内。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正对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张学良、韩麟春部发动猛烈攻击。徐源泉指挥孙殿英部奉张宗昌之命往豫北增援。为了加强其战斗力，张宗昌特意把自己从东北带入鲁地的一个白俄骑兵团，派给孙殿英部联合作战。孙殿英率部进入豫北后，其部下徐长龄旅夺回滑县，任增祺旅攻克卫辉县。因徐长龄与冯玉祥部北路军总司令鹿钟麟有同乡之谊，鹿写信劝降，徐长龄为之所动，滑县复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任增祺死守卫辉县城，遭鹿钟麟大军围困，最后寡不敌众，卫辉县城被攻破，旅长任增祺被俘，其他官兵多半投降，孙殿英部退守山东。

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奉军和直鲁联军弃河南、丢山东，节节向北溃退。1928年4月30日，张宗昌放弃济南，仓皇向东逃窜。徐源泉率孙殿英等部也先后弃山东退到天津南仓，继又退到河北蓟县、马兰峪一带，6月29日退至蓟县城。正在徐源泉、孙殿英走投无路时，蒋介石出于自身利益，派遣其亲信要员、专门负责动员北方各军响应北伐的何成濬，对徐源泉、孙殿英策反，徐、孙二人见奉、鲁军大势已去，只好暂时答应倒戈，并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徐源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孙殿英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其部下设了四个师，一个独立旅和一个工兵团，外加部分手枪队等。至此，孙殿英摇身一变，又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员将领。

孙殿英部来到蓟县后，把军部设于城内的一座寺庙中。随后，孙殿英即命人召来遵化、玉田、蓟县三县的官僚、豪绅、商贾商量军队的粮饷事宜。这三县的头面人物来到军部后，听了孙殿英的叙说，个个脸上布满愁容，支支吾吾表示自己的困难。孙殿英大为不悦，强硬地坚持三县要均摊给养，并一定要在近几日筹到。面对孙殿英的蛮横、强硬态度，各县官僚、豪绅们只得硬着头皮叙说困难的理由。玉田、蓟县的官僚叙说时，孙殿英强忍着怒气听下去，但脸上却露出极不耐烦的表情。在孙殿英近二十年的兵匪生涯中，几乎每到一地，都要经历这样一次次和当地官僚、豪绅打交道的过程，并有一番讨价还价不甚痛快的折磨。孙殿英深知，自清末以来，军阀割据称雄，战火频繁，土匪横行，土地荒芜，生意不振，老百姓的日子已势如水火，家家都面临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绝境，哪里还有多余的钱财来养活军队。况且这遵化、玉田、蓟县一带又地瘠民贫，比不得江南鱼米之乡，筹集粮饷自是困难重重。但话又说回来，既然要保存这支军队，就要吃饭花钱，尽管孙殿英部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这只是一个名分，蒋介石是不会将手中的钱财花在这支被招安的部队身上的。

孙殿英十二军在蓟县的军部旧址，现为城关第一小学（作者摄）

正当孙殿英欲以一军之长的雄威对面前的士绅采取高压手段时，却听遵化县的来人说道：“眼下奉军溃退，许多军队由兵变匪，在这一带打家劫舍，抢钱抢粮，当地老百姓仅有的一点救命钱财，几乎都被抢劫一空。原马兰峪[1]有匪首马福田，本是一名多年巨匪，盘踞马兰峪一带无恶不作，于去年秋曾被奉军岳兆麟军长收编，马福田成了团长。谁料想奉军败退，马福田重又率部下四五百人归山，仍回该镇，倒行逆施，更甚往昔，烧杀**掠，肆意横行。在将当地老百姓的钱财劫抢一空后，又窜往清东陵，捣毁殿宇，刨坟掘墓，将大量金银器具及坟中珍宝盗出，运往北京变卖，据说一笔就成交十二万元之巨……”

“什么？！”孙殿英听到这里，原来那迷迷瞪瞪的头脑像被电击一般，跷起的二郎腿迅速收回，“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冲遵化县的来人急切地问道：“这清东陵离本军部有多远？”

“几十里地，翻过两个山头就到了。”来人答。

“清东陵不是有军队守护吗？怎么可以让马福田之匪类任意横行？”

“别提了，清东陵的驻军早没了。现在只有几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子在看护，像没主没家的孩子一样，地面上的珍贵东西几乎全被抢光了，树木也被砍伐殆尽了。”

“噢？！”孙殿英听到这里，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个念头，心中的热血加速了流动，布满麻孔的黑脸泛起一丝红润。他站起身，倒背着手异常激动地在地上来回走动着。过了好一会儿，他停住脚步，眼睛放出一种兴奋和神秘的光说道：“保境安民是我军之首责，现在我就和诸位达成个协议，从明日起，我军即出动队伍在防区内剿灭匪患，保证一方平安，你们也要尽心尽责地为我筹集粮饷，如何？”

众人见孙军长如此一说，也就不便再硬着头皮顶下去，只好苦笑着答应，各自回去。

等这帮官僚、豪绅一走，孙殿英立即向副官详细询问了东陵地区地形，并把师长谭温江召来说：“你速将队伍拉到靠近东陵的马伸桥驻防，并派得力人手查清东陵的一切情况向我呈报。我有一种预感，你我弟兄发一笔横财的机会可能到来了。”

谭温江望着孙殿英那兴奋而得意的神色，沉默了片刻，似有所悟，不再追问，当即遵令，调集全师人马向离东陵不远的马伸桥赶去。一到马伸桥，谭温江让参谋长等安排驻防事宜，自己则带上副官及部下团长赵宗卿等十余人，打马驰向清东陵。经过近一天的查访，清东陵的一切情况全部查清。当天夜里，谭温江亲自飞马向蓟县军部赶去。

清东陵自1663年葬入第一个皇帝顺治之后，其时共有帝、后、妃陵寝十四座。这十四座陵寝又分为三百多座单体建筑，均以昌瑞山下的孝陵为中心，分布在东、西两侧，依山就势，高低有差，错落有致，主次分明。陵区外围的黄花山等地还有十多座园寝，那是清代王爷、皇子、公主、勋臣、保姆等人的葬地，其陵园规制与妃园寝相似，均以绿色琉璃瓦盖顶。整个陵区沿燕山余脉昌瑞山而建，着意山川形势的自然美与建筑景观人文美的和谐，达到了“陵制与山水相称”的目的。昌瑞山为东西走向，正中主峰突起，两侧群峰层层低下，宛如一道天然屏障。明朝初期，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曾在山脊上建有蜿蜒起伏的长城，明代中后期的一代名将、定远将军戚继光曾率部在此地镇守。清朝建陵时，因长城有碍于“风水”的统一和完整，清政府便下令拆除了山顶十多公里的长城，打通了南北125公里，东西宽窄不等约有20公里的陵区。整个陵区始以昌瑞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昌瑞山以北为“后龙”。这“后龙”区域山连山，岭套岭，气势磅礴，绵亘不绝，顺着雾灵山脉，直达兴隆、承德地界，可谓群山千里，气象非凡。在“后龙”区域内，分设内、中、外三条火道[2]，并有重兵看守。昌瑞山以南为“前圈”，以层峦叠翠的昌瑞山为后靠，东依马兰峪起伏的鹰飞倒仰山，西傍蓟县高耸入云的黄花山，南抵天然翠屏、犹如倒扣金钟的金星山，陵区的最南端，则有天台、烟墩两山对峙，形成一个险峻的陵口，名为兴隆口，亦称龙门口。清代建陵时，兴隆口有一口深不见底的水潭，潭中之水墨绿幽深，即使大旱之年，潭水也永远不会干涸。相传，兴隆口的烟墩山有一泉眼与渤海相通，潭中有龙王的第八子率领鱼鳖虾蟹众水族看守门户，因此兴隆口又叫龙门口。每当旱季，西大河水势减弱，行人从此口经过，便能感受到这里气氛萧瑟，冷气森森，令人悸然心动。兴隆口还是清朝帝后妃嫔入葬东陵时，运送梓宫和彩棺或帝后拜谒陵寝时的必经之路。通过时，在这里架设木桥。銮驾过后，即将木桥拆除，以防闲杂人等通过。由此，兴隆口不仅是孝陵，亦是整个清东陵的一道天然门户。

自清建陵以来，除原有的山林外，又不断在前圈和后龙栽植大批陵树，使整个陵区苍翠蔽日，一望无际，名曰“海树”。在陵区中心，各座陵寝附近所栽的陵树，行列整齐，各有定数，名曰“仪树”。这种仪树树枝斜伸，亭亭如盖，具有龙飞凤舞的姿态，由此取名叫作“盘龙松”。据咸丰年间一位护陵大臣上报朝廷的数字，昭西陵（孝庄皇太后陵寝）仪树1023棵，孝陵的仪树为43680棵，景陵、景妃园寝、双妃园寝三处的仪树是33500棵，裕陵的仪树是11007棵，裕妃园寝的仪树是1360棵。

以上只是咸丰时的记载，自然没有包括咸丰以后各座陵寝所植的仪树。如果把以后的定陵、惠陵以及咸丰、同治的后妃陵寝所栽的仪树棵数加在一起，则共有十六万九千多棵。至于整个前圈和后龙所栽的全部树木，据清末时的估计，大约在八百万棵以上。1913年，文人陈诒重曾将所见到的清东陵陵园景色以诗记之，并做了如下诗注：

初至，从龙门口入，两岸壁立，一泓冷然，绝水而驰，溅沫如雪。水侧春草膴茂，夹毂送青。更前则群松蔽山，苍翠弥望，殿寝黄瓦，乍隐乍现于碧阴之中。好风徐来，晴香满袖，清肃之气，祛人烦劳。

从陈诒重的诗注中可以看出，到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后，清东陵还保持着原有的磅礴气势。由此也可以看出，为培植、保护这个陵区，清王朝的历代帝王花费了多么大的心血。

由于清朝历代帝王都认为能够在上吉之地建陵，便可以“开福祉于隆基，绵万年之景运”，故陵寝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了保护陵区的安全，在陵区周围开割了火道，竖立了红、白、青三道界桩[3]，界桩外是二十里官山，并在前圈东、南、西三面筑起了四十里的风水围墙。

陵区的围墙又称风水墙，有保护陵区风水之意。顺治的孝陵完工后，陵区的风水墙也开始建设，并初具规模。以后历朝不断增建、维修，并逐步完善。整个墙高达九尺四寸，厚二尺八寸，大部分为城砖灰砌灌浆，有的山岭地段用山石砌成。前圈东面的围墙北起马兰关西城根，与长城相接，往南依次经过二洞[4]、九洞、水洞、福君山至马兰峪西城外，留有一门，称东门口。此门专系八旗官兵及在东陵上当差的员役出入之门。康熙二年（1663年），在昌瑞山建造孝陵时，就在陵区东侧、长城隘口的马兰关设副将镇守，专司陵区的防护之责。雍正元年（1723年）改马兰关副将为总兵官。自乾隆元年（1736年）始，马兰关的总兵官由八旗汉军人全部改为八旗满洲人充任，其职别和身份越来越高。

由于陵区之内，特别是后龙地界，到处是茂密的树林，丛生的杂草，堆积的枝叶，漫山遍野，无边无际，极易发生火灾。故每年都要将风水墙内的荒草割除一次，割除的时间一般定在农历九月初一，如遇闰月，则从八月初一开割。每到这时，由马兰关总兵衙门先期在路口贴出布告，晓谕满汉军民人等届期进入风水墙内割草，各口、门官兵则严格搜查，严禁夹带火镰、烟包及其他易燃物品，次年三月初一停止割除。

为防止陵区外的野火延烧到陵区内，早在康熙二年就由守陵官兵在后龙的东、西、北三面开割了一条宽30丈、长84里的防火之道，火道之内的一切树木、杂草都被砍除干净。每年割除一次，由白露节开始，马兰关镇标的左右两营各派兵一百名，分别由千总、把总二员带领，予以割除。自乾隆元年开始，又从陵区东侧的灵窝沟起，分别向北、向西再转向南开设了一条宽20丈，长320里的外火道。道光七年（1827年），又在昌瑞山后开割了一条长21。5里的里火道。至此，陵区的后龙已形成了里、内、外三条火道。而前圈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和同治五年（1866年），也分别开设了两条十余里的火道。由于这些火道的开设，清东陵历经二百多年而未发生过重大火灾。与此同时，火道也逐渐成为陵区边界的标志之一。

当然，清东陵之所以未遭火灾和人为的破坏，保存完好，这与清王朝派遣最为精锐的八旗兵丁直接守护各陵有重大关系。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传筹[5]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一千一百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三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1800年），马兰关已下辖八个营，人数由原来的六百名增加到一千余名，到光绪九年（1883年），人数猛增至3157名。另外还配备了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其中刀类就有六种，共2416把，鸟枪类六种，1529支，箭类三种，47359支，炮类二十四种，758门，还有其他大量衣甲、旗号等。

为了加强对陵区的防护，马兰关历任总兵官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系列巡逻方法。据清东陵研究专家徐广源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发现乾隆初年，当时的马兰关总兵布兰泰发明了一种“签牌挨拨传递法”，这种方法以抽签发牌的方式，将兵丁一拨拨轮番派出，周而复始，昼夜不停地巡逻陵区。

马兰关绿营旧址大门（作者摄）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新上任的总兵图尔禅认为，“签牌挨拨传递法”虽好，但不够完备，特别是在夜间易出疏漏。于是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传筹夜巡法”，这种方法是制筹六根，左右两营各三根，每夜互相传递三次。每晚初更，左营派兵二名，执筹一根，从正关城（马兰关口）出发，沿风水墙外围依次传递到二道洞、三道洞、府君山、东口门、吉祥口、堂子山、西便门、雁飞岭等处，最后传递到右翼苇子峪，由汛弁（近似兵站长）查收，第三根天明送到。同样，从初更起，右翼从苇子峪派兵二名，执筹一根，沿着上述相反方向，依次传递到左翼正关城。如此做法，可使整个夜间，前圈东、南、西三面总有巡逻之兵。与此同时，沿内火道和外火道也采取了类似的传筹方法，只是白昼递送巡逻，各营汛（兵站）立有号簿，如有阻滞迟误或发生意外情况，随时登记注明，以便稽查。

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任总兵保宁认为传筹夜巡法仍有不足之处，一年之间，不同的季节，昼夜长短不一，如果控制不严，缓速由兵自便，后半夜难免会出现悬空。因此，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四根筹，共计十根。每夜分五个更次，每个更次由左右两营各发筹一根，在正关城和苇子峪各设更香，以记时辰。这样，夜间每个更次都保证有巡逻之兵，不致出现悬空现象。

关于陵区的防护大致如此，而前圈和后龙的火道、界桩外围的防护措施也不断改进、变化，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