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慈禧陵
慈安皇太后死了,这个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正牌”皇后和皇太后,死得是那样离奇,那样凄惨,那样不明不白又十分清晰明了。在生命弥留的最后一刻,她在想什么呢?是回忆自己十六岁就成为皇后的光荣,还是回顾当年和慈禧联手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置于死地的得失?或许是在悔恨一年前自己亲手焚毁先帝密诏的幼稚与错误?假如在辛酉政变中自己不跟慈禧联手而跟肃顺站在一起并将慈禧逮捕或剪除,其结果又会是怎样?假如自己不焚烧先帝的密诏,是否起码可以做到寿终正寝?但命运不会再让她去思索和叩问那许多的假如了,眼前的现实证明,一切都被她自己弄糟了。大清帝国江河日下,外夷入侵华夏,四方百姓造反。这一切,她这个历经同治、光绪两朝的名义上的最高执政者,是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几十年的事实却清晰地说明,有了慈安的庇护,才有慈禧的执政,而有了慈禧执政,就容不下慈安了。她已经被渐渐笼罩在慈禧那如日中天的政治阴影里,很难显现自己的光彩和权威。现在,她竟连在这个阴影里也不能待下去,而被慈禧无情地推至黄泉了。据说,慈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肺腑之言是:“西边好狠毒,这么快就打发我走了。也好,这大清就留给你们母子折腾下去吧,想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说完,便撒手归天。
但接下来的历史却不尽然。慈安这个在晚清历史上颇值得当时和后人尊敬、同情、怜悯的女人,一生犯了那么多致命的错误,竟然到死也没有看透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另一个女人的真实性格和心迹,致使这最后的预言也成为另一个女人的笑柄。
这以后的慈禧在做些什么?
她当年的预料没有错,象征着大清王朝政权顶峰的慈安暴崩,权倾朝野并支撑着这个顶峰的恭亲王奕訢集团也随之瓦解。慈禧失去了两大致命对手,从此在晚清这风雨飘摇的江山之上,以无人能与之匹敌和敢于掣肘的政治顶峰地位,遥遥俯视天下苍生。
尽管江山风雨飘摇,尽管大清王朝千疮百孔,尽管天下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哀号,焦头烂额,痛苦不堪。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刀光剑影、血腥争斗,最终登上了权力顶峰的慈禧,却要放开胆子和性情,准备痛痛快快地过几天好日子了。
早在同治一朝,根据慈禧的授意,同治帝就提出了一个择要兴修圆明园,以备皇太后享用的御案,但在群臣那“工程浩大,物力艰难,加之国库不足,又常有偏灾,不能以土木之工,重劳民力”的劝谏下,终于未能实施。现在慈禧可以无所顾忌地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要在圆明园的清漪园旧址之上营建颐和园,同时增葺西苑为自己享乐之用。
就清王朝当时的经济实力而言,建造这么一个在康乾盛世之时看来不足一提的园林,已经十分吃力了。但国家的动**不安,经费的严重不足,并没有阻止慈禧一味享乐的念头。她在下旨动用了海军三十万两白银的同时,又不惜从朝廷所属衙门大量筹借银两,终将颐和园建了起来,并在园内的昆明湖置备了“捧日”“翔云”等轮船,在乐寿堂瀛秀园架设了电灯,在西苑内绮华馆命苏杭织匠在此织绸绉、办摇纺炼染等业,同时在颐和园内开辟务农植树的“如意庄”,又在颐和园阅视水陆两军的操练……就在这一番哭哭闹闹、吵吵嚷嚷、群魔乱舞的折腾中,迎来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的六十大寿——想不到历史倥偬的脚步,这么快就把这个美丽而刻毒的女人带入了生命的暮年。
进入生命暮年的慈禧原定在颐和园——同样是大清王朝暮年的杰作中,接受群臣的庆贺。为了这个女人的大寿,更是为了借助这个女人的贪婪与嗜好,以图自己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捞取更大、更稳固的政治、经济资本,朝中的文武大小臣僚为此自愿或不自愿地孝敬白银九十四万三千两,其他衙门拨款几十万两,总计一百二十万六千九百两。有了这么多的白银,自然要狠狠地闹腾一番。于是朝廷颁旨,一切规制要按照乾隆朝屡次庆典的场面进行。自西华门至西直门,两旁街道铺面重加修葺,并搭盖经坛、戏台,分段点设景物[1],准备慈禧六十大寿时享用。在若干年后,人们也不明白当时中日之战的不测风云已笼罩大清帝国的上空,在国破家亡、民族危急的紧要关头,慈禧将大清最为鼎盛的乾隆一朝的花样抬出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是破罐子破摔?还是让天下众生重温“康乾盛世”的辉煌与无敌,从而让自己产生一种同样不可战胜的虚幻和希望?
令慈禧深为遗憾的是,她那六十大寿的隆重庆典尚未举行,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却已打响。清军节节败退,大清王朝的江山在隆隆的炮火声中颤抖。名义上的一国之主光绪皇帝难以坐稳那把龙椅。在这紧要关头,他不得不大着胆子匆忙下诏,将慈禧的庆辰典礼改在紫禁城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之事,也即行停办。此后不久,日军进攻威海卫,占据了刘公岛,大清王朝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便是辽东半岛陷落,京畿震惊,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人们已很难记清大清王朝自道光以来签订了多少这样的条约了。本次条约使大清帝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给日本的同时,又赔偿日本白银二万万两。
战争的乌云在使大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暂时退去。但普天之下却没有迎来灿烂的阳光,相反却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水灾、旱灾、虫灾,数千万灾民在水火交加中无家可归,生死无着。但此时的慈禧却再也不顾国家大量割地赔款、财政极端紧缺的现实,更不顾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之惨痛了,她怀着没能在颐和园举行六十大寿庆典的缺憾和多少年后也没有人完全猜测得出的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毅然颁旨重修她那东陵地界的定东陵。
慈禧的这一抉择,立刻引起满朝大哗,王公大臣议论纷纷。尽管没有人完全窥测得到慈禧的心迹,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登上权力顶峰的她,仍念念不忘慈安生前对自己专权恃傲的掣肘和无形的压力。她自然还清楚地记得,定东陵两座陵寝竣工时,自己的陵寝用银二百二十七万两,而慈安陵寝的用银却是二百六十六万五千余两,自己陵寝的用银数明显少于慈安。况且,自己陵寝的位置也次于这位东太后。她不会忘却的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慈安已死去五年之后,已是大权独揽、不可一世的慈禧跟光绪一同往谒东陵。就在她来到慈安陵寝前,先进入东厢配殿小憩时,司礼大臣将礼单呈了上来。慈禧见上面有自己在慈安灵位前行跪拜之礼的程序,未等阅罢,便勃然大怒,愤而将礼单扔在地上,令发回重拟,并声言:“我与姐姐同为皇太后,安有在她之前跪拜的道理?只皇帝一人至殿上行礼而可。”司礼大臣从地上捡起礼单,战战兢兢地找扈从而来的礼部尚书李鸿藻,问如何是好。李鸿藻听说慈禧大怒,遂惊惧不已,不知所为。这时只见满人尚书延煦向前说道:“此事不能争,国家安用礼臣为?公不敢言,臣当独自面奏。”言罢即肃衣来到东厢配殿门外奏道:“太后今日至此,凡垂帘时并坐之礼节无所用之,惟当依文宗显皇帝(咸丰)在位时仪注行之耳。”慈禧闻罢,顿然失色,沉默片刻,还是不甘心地反问道:“我还是不明白,慈安皇太后为太后,难道我不是皇太后吗?同是皇太后,为什么偏要我给她行礼?况且穆宗毅皇帝(同治)是我所生,慈安太后何尝生过子女?”
延煦见慈禧明显有些胡搅蛮缠,愤而答道:“此乃我朝家法,皇太后不可不遵。”
“遵也要遵出个道理来。”慈禧态度更加强硬起来。
“慈安皇太后是母后皇太后,其位在上,圣母皇太后(慈禧)自然要去行礼的。”延煦答。
慈禧见延煦说得有理有据,顺水推舟不再争辩下去,而是反其道而问之:“那么,我来问你,若我死在东边的前头,她也该给我行叩拜之礼吗?”
“照例不行大礼!”延煦毫不含糊地答。
慈禧在恼怒中又有些惊奇地问:“为什么?!”
“已曾回奏过,母后皇太后在圣母皇太后先,臣等不敢违背祖制奏请。”
延煦的话尚未说完,慈禧的自尊心似是受到极大刺激和羞辱,猛地抬手击案哭喊道:“你等眼中还有我这位太后吗?”
“若太后不以文宗(咸丰)皇帝为皇帝,不以东宫皇后为皇后,圣母若不承认自己为文宗西后,臣等自不列此礼单。”延煦不卑不亢,字字见血的回答,噎得慈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愣了好长时间,又心生一计,命延煦先起身再说。但这延煦并不善罢甘休,依然跪在门外大声说道:“太后不以臣不肖,使得罪礼曹。见太后失礼而不敢争,臣死无以对祖宗。不得请,誓不敢起。”慈禧面对这位铁骨臣僚那凛然之气,无可奈何,只得答应前去行跪拜之礼,尽管心中依然极不情愿。
这场跪拜之争,对慈禧的心灵和自尊心都造成了很大刺激。她怎么也不明白,同为女人,况且一个生前无论相貌还是才气都不如自己的女人,只因早于自己占了皇后的位子,怎么在生前和死后都像一个抹不掉的幽灵,永远压在自己的头上?大清祖制难以全部废除,慈安生前死后的位置无法改变,现在这个幽灵依然时隐时现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挥之不去,忘之不及。既然这些都无法更改,那就只有重修自己的陵寝,让自己的陵寝变得辉煌壮丽,豪华无比,轩昂无敌,气度非凡,让在地宫中沉睡的慈安看着不快,望着不宁,让活着的众生见了生畏,想着臣服,也算自己生前死后扬眉吐气了一回吧。
慈禧不再顾及国库空虚,生灵涂炭,群臣劝谏,近似疯狂地颁旨,召集天下精工巧匠,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重修菩陀峪定东陵,并诏令群臣在重修中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将隆恩殿前的那块丹陛石[2]换掉。这块石头已经压在她心中许久了。
十六年前的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定东陵竣工时,慈安、慈禧两太后率领群臣前来验看。因这是两座在清朝陵寝建筑中超规制的太后陵,慈安、慈禧都表示极为满意。就在两太后验看完毕,准备起驾回銮,群臣们也因此沾沾自喜,单等领功晋赏之时,想不到慈禧突然又盯住隆恩殿前的那块丹陛石仔细端详起来。由于这块丹陛石是陵寝建筑的画龙点睛之所在,不仅位置显要,其雕刻图案更非比寻常,这是她费尽心思和口舌,好不容易向慈安和众大臣竭力争执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