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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席泽宗院士与夏商周断代工程1（第1页）

附录二席泽宗院士与夏商周断代工程[1]

今天大家在一起追念、缅怀席泽宗先生。我是来学习的，同时应张所长邀请，受夏商周断代工程同事们的委托，我也要向各位介绍席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重要贡献，在工程中表现出来的开放、民主、公正、无私的精神风貌，以及席先生在工程中的威望。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团队。

1995年宋健院士倡议通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合攻关尝试解决三代年代问题。[2]倡议一经提出，李学勤、席泽宗、仇士华、俞伟超、严文明，后来还有李伯谦几位先生就开始着手酝酿、制订工程实施计划和组织攻关团队的工作。

李学勤先生在第一时间提出“要找到真正干事的人”，这也是其他几位专家的心声。他们恭恭敬敬地请来相关领域几乎所有最有成就的专家，请来真正在第一线实干的中青年研究人员。1996年工程启动时，人数170人，后来几年间增设几个专题，2000年工程验收时人数已达200人。

这个团队的组成，从一开始就不讲师承门派、不讲彼此观点相同与否，每一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每个人都有公认的成就。是解决三代年代学使命的感召力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受命于国家，大家铆足了劲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这种精神力量实实在在根植于每位参加者的内心。但项目运作起来，几个大学科，这么多有成就的学者们一起工作，要做到协调谈何容易。面对艰巨的任务，既要发挥每一位专家的能量，又要形成合力来完成三代年表，究竟靠什么？

靠的是四位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席泽宗、仇士华、李伯谦先生以身作则，自始至终坚持开放、包容、民主、公正的原则，严守科学精神，从来不搞党同伐异。

他们的工作作风，最终成为整个断代工程的集体风气——开放、自由、相互尊重、服从真理、严守科学精神，党同伐异在这里完全没有市场。于是乎断代工程形成一个习惯——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会上专家们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是常态，会下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甚至还可以骂街。再次聚首，首席科学家带头，专家们相互间照样真诚地以礼相待。

如此，民主做到了，需要做决断，需要拍板时怎么办？这就要靠四位首席科学家的驾驭能力。

四位首席都善于在纷纭众说中把握最本质的趋同的部分。他们都能做到，把个人非常有把握的研究心得，只要一时得不到广泛认同，只要不影响年代学结论的得出，统统放下，置于脑后。在拍板、决断时真心做到公正、无私。

2000年，在断代工程提出《夏商周年表》公布商末武丁到帝辛大致在位年，西周初十王在位年的时候，我们内部已经形成接近一致的局面。有不同意见的专家虽然坚持己见，但也明白这个结论的理由。

关于断代工程团队的故事并非今日会议的主题，今天我只讲席先生和断代工程的三个故事，说明他是如何身体力行，严守科学精神。

第一个故事：在多学科合作的实践中，席先生的智慧。

多学科合作，真可谓是知易而行难。

断代工程的多学科合作，不是形式的合作，而是真正要求交融在一起的合作。

每一个专题的成果得出时，专家们不论资格多老，都期待别的学科专题的结论，看是否能得到支持。不同学科和专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既独立又依赖。既然期待别的学科的结论，就需要理解别人结论的由来。所以，文科专家和理科专家一起讨论的机会非常多。

这种讨论通常是文科专家人数居多，人文色彩因而比较浓厚。会上往往因为各执己见，出现意见纠结难解的局面。每当此时，席先生常常轻声细语地做一个短短的发言，讲一个中国的、外国的学术史上的小故事，极其通俗平易、有时还相当幽默。听完大家哈哈大笑。一笑之余，放松了心中那根紧绷的弦。他的故事不见得能解决矛盾，但是他带来了一种超脱一点的立场和气息，人人能领悟他的深意，能体会他的诚恳，和富有哲理的思想。

2000年5月11日，在科技部会堂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汇报会”上，席泽宗（左）与朱学文合影

所以，席先生过世后，我们发的唁函中说，“他的发言常常有如一缕智慧之光，令人拳拳服膺”，此话绝非虚言。

席先生在断代工程中真的说话不多，声量不大，但是人人喜欢听他智慧的讲话，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故事。2000年前，关于断代工程，媒体热议中，间或有一种舆论，认为断代工程是“以民族主义为宗旨”，是“为把中国历史抻长”，总的来说，就是不相信你的科学性。

在我们公布成果[3]后第20天，2000年11月29日，席先生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三个确定，一个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天文学成果》，这篇文章是对那种不信任舆论的最有力的回应。以下，请允许我介绍这篇文章。

第一个确定是，“‘天再旦’确定了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

席先生评价了中外前辈的研究。肯定了刘次沅在理论和观测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认为是完美地解释了“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并说明师虎簋铭文中的历日与它互证匹配。

第二个确定是，“根据‘岁鼎克昏’确定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

席先生从断代工程整理出版古今中外武王克商年研究的44种说法开始，进而说明了断代工程收集与武王克商战争相关的所有天象记录一共16项，指出其中最可信的是利簋铭文“岁鼎克昏”；第二重要的是《淮南子·兵略训》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的记录；还有《国语·周语》中有关伐纣时的天象记录，同时还需符合《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篇的历日记载。

席先生充分肯定了江晓原计算、筛选出公元前1044年1月4日的结论所采用的全新思路。同时指出两点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计算采用月相定点说，与西周铜器历谱研究的月相认识不一致（在这里要说明一点，断代工程中，对月相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是逐步走向相对明确的）。

首席专家们决定请刘次沅重新做一遍演算。条件依旧是那些条件。席先生在文章中浓缩地告诉大家，刘次沅的工作特点在于：把《武成》篇历日的月相，做了三种假设。他否认了刘歆的定点说，也否定了王国维的四分说，他选择了第三种假设——以初见月亮的一两天为生霸，以望后月面开始亏损的一两天为死霸。最后刘次沅筛选克商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江晓原的公元前1044年是第一方案；

刘次沅的公元前1046年是第二方案。

两个方案所满足的天象条件差不多，只相差两年。而且都在14C测年得出的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席先生说“如此不谋而合令人喜出望外，最后我们选择了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年”。

首席专家做出这个裁定主要是考虑第二方案的月相说和后面金文历谱的月相认识吻合。

席先生用最简短的篇幅，把断代工程最复杂的难题的研究全貌，清晰、准确地表达得一清二楚，明确地告诉大家为什么选定公元前1046年。

第三个确定是，“五次月食确定了商王武丁在位年代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这项成果是工程首先宣告成功的天文学成果，为工程确定了武丁年代的支点，意义十分重大。

这项研究是张培瑜先生做的。

席先生的文章把甲骨学和天文学两个学科的研究在这项成果中如何密不可分，表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