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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河燕国墓地的发现（第1页）

琉璃河燕国墓地的发现

武王伐纣之后，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周王朝的统治，除了安抚殷商遗民之外，周政权还采取了“选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亲戚和功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形成拱卫周王室的屏障。史载最早的分封中，就包括周公家族的鲁，召公家族的燕和姜太公家族的齐。

周武王最重要的辅佐臣僚之一——召公，是武王的堂弟，因早年采食于召地，故史称召公。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与周公并称，《尚书》中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可见召公在西周初年是一个位高权重的显赫人物。《诗经》载当年周武王在召公的辅佐下，一天开辟疆域上百里，后来历经成王、康王，位居三公、太保之要位，与周公平起平坐。武王得天下后，最早给予召公分封就国的奖赏，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召公受封的领地具体在什么地方，一直是史学界存有争议的问题。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在河南郾城一带。而另一位史家陈梦家在他的《西周铜器断代》中干脆做出了“西周时代燕国的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这个疑团的最终解开是在琉璃河遗址发现之后。

关于琉璃河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世传有两种说法，其中之一是孙维昌等在所著《中华文明的历史足迹——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记》中的描述：“琉璃河是北京市西南约五十千米的一个小地方。它最先是由业余考古学家吴良才先生发现的。吴良才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吴金鼎先生的胞弟，曾经在北京和兰州的中国银行工作。抗战胜利后，琉璃河水泥厂因恢复生产而向中国银行贷款，经办此事的吴良才先生在琉璃河收集了一大包陶片，返回北京后送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处。苏先生也觉得这是一处很有价值的遗址，但是限于当时的时局动**，无力组织发掘。直到1962年，在组织学生实习时，已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主任的苏秉琦先生提出去琉璃河遗址复察和试掘的想法，后来在刘李店和董家林等地的试掘证明，这里有年代相当于西周的文化地层。但是当时对于这片遗址的重要性究竟如何并不是很清楚，而关于召公始封地的猜测多认为最初的燕国都城应当在今天的北京城西南，因此学者们并没有把琉璃河与燕国联系在一起考虑。”

分赐同姓图

周公告士图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位置平面示意图

琉璃河西周燕都城墙遗址

琉璃河燕都遗址出土的西周伯矩青铜鬲

琉璃河出土的西周伯矩青铜鬲摹图

文中继续介绍道：“两年后，琉璃河黄土坡的农民上缴了两件从地下挖出来的铜器，其中铜鼎上有‘叔乍宝尊彝’铭文，而铜爵上有‘父癸’铭文，其实铭文上亦无特殊之处，但是在北京出土的带铭文的铜器绝不多见，其本身就有重要意义。正是这两片铭文将考古学家再次吸引到琉璃河，从1972年开始，一个专门组织的考古队在琉璃河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材料明白无误地证明，琉璃河就是召公的始封地，而琉璃河的黄土坡就是燕侯家族墓地，召公的领地终于被考古学家找到了！”

据孙维昌等人介绍，墓葬区主要分布在琉璃河遗址中部的黄土坡一带。由于1964年当地农民在菜窖中发现了两件铭文铜器，70年代的墓葬发掘有意识地选在铜器出土地点的附近。1974—1975年，黄土坡墓地出土的器物中带有燕侯铭刻的鼎、簋、尊、鬲等就多达11件。在墓葬中发现的一种圆形铜泡，因为周围有漆木痕迹，考古学家推断这是漆盾上的金属装饰。其中52号墓葬中出土的铜泡上有“匽侯”字样，据此推测，这批青铜兵器是专门为燕侯制作的。以上说法，在考古界和社会上流传甚广，几乎形成了琉璃河遗址发现的主流之说。但也有不同的声音传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就明确表示对此说不敢苟同，他在1995年“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做了这样的陈述：

根据文献和（战国时期）金文的记载，周朝初年北方地名中就有燕、北燕、燕亳。周武王灭商，开始封召公于北燕。可是周初的北燕在今天哪个地方，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大体上有蓟县、涞水和北京种种说法。清朝末年，在河北涞水张家洼出土了一批邶国的铜器，王国维曾经以为邶即是燕。据说在北京卢沟桥一带曾经出土了一批燕侯的铜器，其年代可以到西周初期。根据这些线索，从1956年以来我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燕的始封地究竟在什么地方。1958年我曾经到北京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进行过调查，结果认为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根本没有可能是西周早期的都城，我见到的只是战国时期的陶片。西周燕都始封地一点线索都没有。1962年春天，北京市文物队的苏天钧来北大找我，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我去看看。不久，我带领三名毕业班的学生韩嘉谷、王恺、李东婉，曾经两次到琉璃河刘李店和董家林进行调查，捡到一些陶片，并开始做小规模发掘。这是琉璃河遗址首次发掘，通过掘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我们经过详细的整理和研究，最后把结果给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写了文章发表于《考古》1963年3期上，这是关于燕国始封地调查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除此之外，我同韩嘉谷同学曾经初步地调查了董家林的城址。当时这个城址还保存着城墙，高一米多，我们从城墙夯土里面找到了不少的辽代的陶片，所以当时断定城墙是辽代的。以后我又带了一名助教张郑国，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调查，从永定河以南开始一直到拒马河，调查了很多遗址，其中重点的有五处。根据调查情况来看，丁家洼遗址和拒马河南岸小型遗址，都是西周遗址，但是规模都很小，不太可能是西周的燕都。

规模最大的是刘李店和董家林遗址，当时初步判断遗址的规模有1000米×500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太平寰宇记》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这条记载虽然不见于更早的文献，《太平寰宇记》是宋朝的，属很晚的文献，但估计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这是一个推测。良乡城距刘李店只有2。5公里，这条记载非常值得注意。因此197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同意我的建议，又组成发掘队，在刘李店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时间虽只一个多月，但规模却很大，师生共有四十余人，由我负责业务工作。这样大的考古队在全国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有：

（1）证明第一次试掘的结果是完全可靠的，此处的确是西周时期遗址，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到东周初期。

（2）遗址范围包括立教、黄土坡、庄头，经过详细勘探，遗址的面积超过第一次勘探的1000米×500米，扩大到3000米×1000米，这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周代遗址。

（3）1962年见到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已经完全被破坏，地面上已见不到，原来地面上高一米多的城墙只剩下墙根，当时推断其时代可能很早，甚至早到西周初年。

（4）黄土坡某个社员讲，曾经在他家菜地里挖出过一件铜爵，他把铜爵卖到琉璃厂，当时琉璃厂的人警惕性很高，认为是从墓中盗出的文物，就偷偷地报告了当地派出所，结果此人被公安局扣留了。不过，这件铜爵根本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有铭文，铜器铭文的出现是以后的事了。根据这一情况，我就派四五个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条20米×0。5米的探沟，寻找铜器墓。几年以后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距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我当时估计所谓清末出土的燕侯铜器很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出自卢沟桥。

（5）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当时我曾对学生说，这里的遗址很可能就是燕国的中都。作为燕都的条件有大规模西周遗址的存在、铜器墓的发现和文献的记载。后来随着天气渐冷，我们便停止发掘回来了。

大概七八个月以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继续在琉璃河发掘，果然发现了有燕侯铭文的铜器，还有太保赠予的情况，完全证明这个遗址的确为燕的中都。

在1972年的平整土地中，遗址面临被铲平的危险，为此我向北京大学负责人八三四一部队[1]的副政委汇报了情况，他很快向国务院做了汇报。第二天，国务院农林口负责人带领几位部长来琉璃河，当时陪同他们来琉璃河的还有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问到我的意见，我表示对这样重要的遗址应当保存。这位负责人经过考虑后讲：中国这么大，保留这么三百多万平方米的地方不算什么。他命令推土机开出琉璃河，遗址就这么保留下来。“**”中为此事我受了很大的冲击，北大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欺骗中央首长，连西周陶片都不认识，把汉代遗址说成是西周遗址。1973年春、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们来琉璃河发掘，工作了几个月，没有重要的发现，都纷纷埋怨我，说我夸张了此遗址的重要性，说我把他们坑陷在琉璃河，其实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有。该年秋、冬，他们继续发掘，终于发现了重要的墓葬，发现了有“燕侯”铭文的铜器等，此后再也不埋怨我了。于是我与琉璃河就此失去了关系。

除以上两说之外，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杜金鹏说，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郭仁、俞震和张岭等人，在房山县进行考古调查时，在琉璃河镇的刘李店村、董家林村、立教村发现古代遗址。同年10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和北京大学在这一地区进行联合发掘，获得了一些西周时代文物，从而证明刘李店、董家林古代遗址均属西周遗址。

按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后来的解释，琉璃河遗址应是北京市文物队发现的，但其当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后来邹衡根据调查的情况复查、核实了许多遗址，最后断定琉璃河最重要，于是带了三个学生于1962年开始发掘，这是该遗址首次发掘，北京市文物队没有参加。十年后的1972年，邹衡带领北大四十多个学生又在琉璃河黄土坡村进行发掘……

刘绪讲述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现经过（作者摄）

据当年参加这次发掘的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刘绪回忆说：“我当年作为一名学生跟邹衡先生到琉璃河进行实习发掘，邹先生叫我们在黄土坡村一个老乡的菜窖边开挖两条探沟，当时我们木登登的，不知道开探沟是什么意思，反正叫开就开。不过这次只在老乡的菜窖里挖出了两个陶罐罐，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后来才知道，邹先生是想找铜器，据说这里以前出过铜器。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因为出现铜器就不是一般的遗址，肯定有意义，一般不会是个小聚落。北京有什么像样的古代遗址？无非是燕呵、蓟呵等等，邹衡先生可能意识到这方面的联系了，才叫我们挖探沟寻找。可惜这次只差一点就逮着要找的东西，但不得不承认，邹先生的学术敏感性是很强的，遗址早就发现了，你得认识它的重要性，但那个时候认识它的人并不多，要不他们怎么不早去？后来发现墓葬了，并且越挖越多，好东西就不断地出土了……要说这个遗址，最近几年听说是北京市文物队发现的，原来有人说是吴良才发现后报告给苏秉琦一事，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去世了，没法核实了，也就不太容易搞清楚了。”

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发现、发掘的情形，以上各说尽管有些不同，但整体脉络还是不难看得出来的。

接着要叙述的是，1973年和1974年，北京市文物队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合作，在琉璃河遗址发掘了部分墓葬后，1975年，北京市文物队又单独发掘，至1977年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共发掘了西周时期墓葬61座、车马坑5座，基本确定了琉璃河遗址为西周早期的燕国始封地。对城址的年代，定为商末周初。墓葬的年代分为西周早、中、晚三期，依葬制分出商遗民墓和周人墓两种。

为取得更大的成果，从1981年开始，北京市文物队再次与已划归中国社科院的考古所合作，共同组成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队，队长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考古学家殷玮璋担任。多少年后，据参加发掘的考古队员回忆，这支新组建的队伍一到琉璃河，便在遗址的不远处用自备的简易木板搭盖房棚作为居处。由于房棚的简陋，考古人员不免要遭受风沙雨雪肆虐之苦。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一到夜间，成群结队的老鼠在**床下不停地乱窜、撕咬，有时还鼠胆包天，借着漆黑夜幕的掩护，啃咬正酣睡的考古人员的鼻子和耳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考古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开拓精神，一下开挖了几千平方米的探方。由于考古人员少，缺少技工，在这样大的遗址范围内操作起来很是困难，殷玮璋决定从当地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十人进行考古发掘训练，并让他们在实践中边干边学。不久，这支队伍就能按照考古程序操作了，再后来，就连剔剥车马坑这样复杂而高难的技术也能够掌握。正是在这支年轻的技工队伍的配合下，考古人员才连续解剖了两处遗址，并连续发掘了两百余座墓葬与车马坑。1982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到琉璃河发掘工地参观、考察，面对庞大的发掘气势和考古人员的工作成就，张光直写下了“叹为观止”的留言，表达了自己的赞誉之情。而1986年发掘的著名的M1193号大墓，更是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从而把燕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坐落在黄土坡村庄旁的大墓就已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野，只是这墓的土堆中间有一个3米多宽的盗洞，这盗洞如同张开着的老虎嘴，使考古人员望而却步。因为谁都不乐意去费钱、费时、费力地挖掘一座早已被盗墓贼光顾过的空墓穴。当1981年殷玮璋率部进驻工地后，经过考察，他觉得这座墓尽管早已被盗，但还有发掘价值，于是跟当地村干部协商发掘事宜。这位村干部一听，感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到来了，便在满口答应的同时，以大墓靠近生产队打麦场和牲口棚为由，要求考古队出资6000元，作为拆迁的赔偿。殷玮璋明知对方是在借机要挟，但自知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开展工作，当然要受到掣肘。无奈之中，殷玮璋只好在请示上级后咬牙答应下来。令殷玮璋想不到的是，当牲口棚拆除后，大墓却不能发掘，原因是在打麦场的旁边还有一根电线杆需要拔除，而要移动这根电线杆，当然还需考古队拿出部分钱来作为补偿。既然拆迁牲口棚的钱都已拿出，这根电线杆的费用也只好再咬牙予以补偿。待这根电线杆被移走之后，考古队人员本认为这下说什么也可以发掘了，但还是不能行动。对方除了要100米电缆费用外，又附加了多种条件。殷玮璋一看这阵势，在悲愤之中，索性打消了发掘大墓的念头，带着队伍做其他方面的发掘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