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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荣耀（第1页）

帝国的荣耀

按照学术界通常的划分方法，商代后期是自盘庚迁殷开始至商朝灭亡这一历史时期，而作为分界的遗址性标志就是著名的安阳殷墟。

纵观殷商的兴亡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都邑频繁迁徙，汉代张衡曾概括道：“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这里说的“前八”是指成汤建国前之八迁，“后五”则为成汤建国后之五次迁徙。关于成汤之前八迁的具体去处，已无明确的文献记载，现代史学巨擘王国维曾对此做过考证，指出了“八迁”的具体方位，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和考古学上的证实，自然难成定论。成汤之后的“五迁”，虽有文献记载，但又不尽相同，如可信度较高的三种文献《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殷本纪》，其记载就有差异，参见下表：

由于文献的说法不同，汉代之后的研究者也就众说纷纭，难有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个争论主要是相对各王迁徙的具体方位而言，对总体上的“后五”，并无非议，还是给予肯定的。不过这后来的五次迁徙同前八次相比，有其性质上的不同。前八迁是商族建立王朝前氏族部落之流动迁移，后五迁则为殷商王都的迁徙。按《竹书纪年》的说法：“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虽然学术界对这个七百七十三年之数是否真实表示怀疑，但都基本相信，商代自盘庚迁到殷之后，直到商王朝灭亡这一历史时期，再也没有迁过都城了。

张光直认定的商代都城位置示意图（引自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对于盘庚迁殷之事，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关于《盘庚》三篇这颇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章，司马迁没有转载，却在《尚书》中保存了下来，并成为研究殷人特别是盘庚迁都的唯一的重要依据。

据“工程”文献专题组学者们的研究，现在看到的《盘庚》三篇，虽然其中加入了某些后代的言论，但其基本内容为殷代史实似无疑义，其史料价值之高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三篇均为盘庚告谕臣民之辞，共计一千二百余言，其篇幅之长为商代遗文之最，文章详细记录了盘庚迁殷前的准备工作以及迁殷后的政策措施。从三篇的记载可以看出，盘庚的这次迁殷，几乎遭到了举国上下，上到王公大臣，下到普通百姓的强烈反对，在强大的阻力面前，盘庚显示了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帝王气概。对贵族大臣的“傲上”和“离心”，盘庚在迁殷前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荒失朕命”“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丧德”“汝有戕则（贼）在乃心”……（《盘庚》中篇）这一连串的指责表明，当时商王朝面临的处境是很危险的，如果不听盘庚的命令后果极其严重。于是，在盘庚向贵族大臣们三番五次地“敷心腹肾肠”地劝说、动员、威逼、利诱之下，臣民们才不得不随他一同从河北渡河南，来到洹水南的北蒙又叫殷的地方定居下来。

盘庚一意孤行，强迫臣民迁徙的原因，汉之后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推测和说法。有的说是为了“去奢行俭”，阻止贵族的进一步腐化堕落，颇像今日所说的“反腐倡廉”。有的说为了躲避水灾水患。有的说是出于对“游耕”“游农”的考虑，即当一个地方的地力耗尽之后，为了改换耕地，不得不常常迁徙。也有的根据《盘庚》三篇的诰辞，得出《史记》记载的“九世之乱”是促使这次迁徙的根本原因。由于当时王权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商王时刻面临着被篡位、夺权等危险，为避免更激烈的王位纷争和政治动乱，盘庚才不得不做出迁徙的抉择。当然还有人说迁徙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华北平原和伊洛盆地的王畿地区，并通过王畿地区，驾驭整个中原地区和四土方国，安阳殷地正是理想的城址。

无论盘庚迁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举动本身却成为整个殷商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人屡迁”的动**生活的终结，同时也使长期处于低迷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现了“殷道复兴”的局面。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局面的出现，才有了后来包括盘庚在内的8世12王270余年商代历史的延续。

前文已经说过，至迟在秦代，盘庚所迁的殷都已成废墟，其具体地望和位置渐渐不被人所知。而关于殷墟的发现与发掘情况，前文也有较为详细的叙述。需要略做提及和补充的是，在进行了10年共15次的殷墟发掘之后，从1937年至1949年，由于全面抗日战争及国内战争，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对殷墟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大部分被发掘物品被运往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筹备时，便首先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并于西北岗王陵区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和附属祭祀坑。武官村大墓规模宏大，墓中发现殉人和人牲79具，殉牲59具。1953年至1958年，在大司空村及薛家庄等地再次进行了发掘。从1958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安阳考古工作队，1959年又设立了工作站，开始对殷墟进行长期的连续性发掘和研究。1961年，殷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出了保护范围。

从1958年至1966年，安阳考古队在保护区内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发掘了部分铸铜遗址、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圆形祭祀坑、车马坑等遗址。1966年，由于“**”爆发，殷墟的发掘被迫停止，直到1969年才恢复工作。在之后的30年中，考古人员对殷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及遗物，特别是妇好墓的发现震惊寰宇，使安阳殷墟的发掘再度步入辉煌。

1976年，著名女考古学家郑振香率领考古人员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西约100米处，发现了妇好墓。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葬未设墓道，墓室上部有建筑基址的痕迹，据发掘人员推测，可能是一座用于祭祀的墓上建筑。

郑振香（左）与刘一曼在殷墟西北地遗址发掘现场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凤摹图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龙摹图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人物雕塑

由于此墓埋压在殷代文化层之下，受到自然条件的保护，因而虽历经几千年沧桑而未遭盗掘。墓中除发现16个殉人和6只殉狗外，还出土了铜器、玉器、骨器等极其珍贵的文物1928件，其中铜器的总重量达到了1625公斤。在210件青铜礼器中，不少器类都是前所未见的重器。而大多数礼器上都铸有铭文，为考证墓主身份、墓葬年代，研究随葬品的组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妇好墓是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并确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有专家认为妇好就是一期甲骨卜辞中所称的“妇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庙号“辛”，即乙、辛周祭祀谱中所称的“妣辛”。

殷墟妇好墓形制与出土青铜器展示

从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妇好之名，在武丁期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她生前曾参与国家政事，从事征战，主持祭祀，地位相当显赫。甲骨文中有商王卜问妇好来归与否及关心妇好的家奴逃亡的记载，还有妇好有一次向商王贡入50只宝龟的记录。商王武丁曾多次占卜妇好怀孕生子之事，并为她举行祭祀以祓除不祥、祈求福佑。当然，还有学者认为，妇好是殷墟三、四期卜辞中所称的“妇好”，即商王康丁的配偶“妣辛”。墓葬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之时。

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商代小型玉马

不论以上两种观点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妇好墓的发现和发掘，无疑是20世纪中国境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928年以来，有数十座宫殿遗址、十余座陵墓和十多万片甲骨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铜、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被发掘出来，其数目之多、种类之齐全，是其他任何遗址都无法匹敌的。殷墟的发掘不仅对中国新史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专门围绕殷墟文化设置了“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的课题，并由殷玮璋具体负责这项研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