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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墓地的分期与年代测定（第1页）

晋侯墓地的分期与年代测定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经历了11世12王。因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已经给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纪年，这就为西周年代学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准点，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学研究范围为：

关于西周年代学的研究，主要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这个课题由著名考古学家张长寿负责。

1985年，张长寿率考古队员在张家坡西周墓地157号墓墓道中发掘的拆散的车子痕迹

张长寿，1929年生于上海，1948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1950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毕业。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长期致力于陕西丰镐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近40年的时间里，他和考古所丰镐发掘队的胡谦盈等考古学家一道，在陕西长安县沣河两岸，揭露了大面积的居住遗址和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墓葬和多处青铜器窖藏。从张家坡发掘的两座唐代墓葬出土的墓志中，他推定此处就是久已迷失的丰京遗址。在此期间，根据在客省庄和张家坡等地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成果，先后参与、主持编写了《沣西发掘报告》和《张家坡西周墓地》两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基本确定了西周时期相对早晚的文化分期和年代序列。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在《沣西发掘报告》出版4年之后的1967年，张长寿与胡谦盈等考古人员，在张家坡附近配合当地基本建设过程中，调查、发掘了西周墓葬及车马坑等共136座，并发现了独特的M89号墓葬。通过对随葬器物等深入细致的研究，M89号墓葬的年代被推定为周人在克商前作邑于丰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从而，在考古学文化上就建立起沣西地区由作邑于丰的先周时期，直至西周末年的完整的周文化年代序列。

在从事考古工作的几十年中，张长寿先后为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曾出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兼夏商周研究室主任等职。同时兼任德意志国家考古所通讯院士。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他凭借在丰镐遗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近四十年之资历，以及在西周文化分期和年代学断代研究中的学术成就，被“工程”聘为“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这一课题的总负责人。同时，由于他在西周青铜器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始，他还与王世民、陈公柔两位青铜器研究专家，承担了“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专题的具体研究工作，从而使自己的特长和学识得以多方位地发挥出来。

就考古学而言，与西周年代学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和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通过对琉璃河和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分期研究，可以建立起系统的西周燕文化和晋文化编年序列。而对这两个文化序列的14C测年研究，又能够建立自周初开始的比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并作为确定西周始年的重要佐证。在对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所见晋侯世系证认和测年的基础上，结合《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还可以将西周列王与晋侯年代做横向比较，使所得年代框架与历史真相相合。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发掘点。当地文物部门人员（右）对作者说：“我脚下踩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墓，原来这一片都是庄稼地，保护得好好的，80年代中期，盗墓风潮兴起，才乱了套。”（颜竹摄）

前文已述，作为早期晋都的天马—曲村遗址，由于汉以来历史学家已不知具体地望，乃至以讹传讹，穿凿附会，致使这座曾显赫一时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没两千余年无人知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6年考古人员正式发掘之前，该遗址从未被盗掘，成为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唯一完整幸存的。如此罕见的典型性遗址，无论是对晋文化还是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1986年之后，该遗址被盗墓贼贪婪的目光所注意，从此，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成百上千的人携带雷管、炸药和探铲，嘴里喊着“要致富，去挖墓，一天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入遗址，大肆进行盗掘活动。几年之间，凡遗址内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盗掘，墓内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大批西周和汉代文物源源不断地被走私盗运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和西方国家，致使我国文化遗产惨遭浩劫，在学术上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1992年，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自4月开始，6月结束，共发掘清理了被严重盗掘的两座大型西周晋国诸侯级的贵族墓葬和一座小型汉墓。同时在两座大型墓葬附近区域进行了钻探调查，发现了三对规模相当的大型墓葬。从调查、钻探和发掘得知，此处是一处由数座大型墓葬组成的晋国高级贵族的墓地。

北大考古队发掘的晋侯墓室内情形

就在这次抢救性发掘工作结束不久，又传出墓地的另一座大墓被盗掘的噩耗，且从墓中盗出的数十件青铜器已走私至中国香港等地。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在国务院的直接指示下，山西省政府及文物主管部门明令天马—曲村遗址所在的地、县政府务必加强墓地的保卫工作。同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组成考古队，于1992年10月16日至次年1月11日对天马—曲村遗址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共探明西周时期甲字形大墓七组十五座，车马坑两座。限于时间的紧迫，考古人员只发掘清理了其中五组十座大墓以及已经暴露出的八座祭祀坑和六座汉墓，出土了数千件陶、玉、铜器等珍贵文物。在发掘清理的五组大墓中，从墓葬排列、规格及随葬器物来看，当为晋侯及其夫人合葬之墓，分别为晋侯五座，晋侯夫人五座。尽管这次抢救性发掘带有清理劫余的性质，但仍有重大收获，堪称是遗址发现十余年来，考古人员发掘收获最大的一次。不仅进一步确证该遗址为早期晋都，而且从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和缺憾，可谓是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的空前发现。

晋侯墓地M6、M7墓地门全景

晋侯M1墓葬出土外椁复原图

上图：晋侯M8墓内出土的经盗墓贼盗掘后残存的青铜兔尊下图：兔尊拓片。与照片相比，它给人的感觉更加灵气飞扬，其腾空跃起的瞬间被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在周代前期周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可作断代标尺的典型单位。尽管西周时期的诸侯墓地已发现多处，如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公族墓地和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国墓地，其规模虽大，但早已被严重盗掘，遗存不多，布局也较模糊。再如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公族墓地，其保存虽然较好，但延续时间短暂，规模也较小，很难涵盖周代前期的文化层面。天马—曲村墓地的不同在于，从钻探和发掘情况看，墓区内有一个庞大的晋国高级贵族和王侯一级人物的墓群，墓葬排列规整，演变序列清楚，且历史上未曾被盗，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周代墓地及墓葬制度发展演变的难得的依据。尤其难得和可贵的是，1992年底，发掘清理的编号为M8的一座大型墓葬，出土器物种类较为齐全，王的世系基本明确，为周文化考古材料的年代分期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标尺。除此之外，在有关周文化玉器的研究中，以往由于缺乏较完整的高级别的组合关系实物材料，而长期停留在对组合的假设复原之中。这次发掘的三座棺内玉器保存尚完好的晋侯及晋侯夫人墓葬，初步断定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和西周晚期，其同一时代的墓主又是夫妻关系，男女性别明确。所有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又为研究西周早期至晚期墓葬玉器组合的发展演变规律、男女用玉制度的差异及等级差别等提供了可靠的佐证。

晋侯M1墓葬平面图

晋侯墓地出土的玉人摹图

根据1985年张家坡西周墓地井叔墓发掘资料复原的西周中期车子

晋侯墓地出土的铜壶

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作者摄）

继1992年底的发掘之后，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对天马—曲村墓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清理，至1995年初，整个墓地除附属车马坑之外，晋侯及晋侯夫人墓已全部揭露。这些大型墓葬的发掘，让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湮没两千多年的珍贵文物的同时，也使人们透过迷蒙的烟尘，真切地感悟和洞悉西周晋国的历史风云——

自姬叔虞封唐后，其在位的年限大体与周成王相始终。叔虞死后，他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改称晋国。据《史记·晋世家》载：

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以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

从文献记载来看，晋国的历史在穆侯之前，似无大事发生，但自穆侯之世，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已悄悄深入晋国的权力中心。

晋穆侯在位的第四年（公元前808年），娶姜氏为夫人。穆侯七年（公元前805年）他率兵从周王室之师共讨条戎、奔戎，这是晋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一次对外用兵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说：“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既然王师败逃，晋师也必然败逃。就在这次战役后不久，穆侯夫人生下长子，因穆侯战败不悦，故取名曰仇。穆侯十年（公元前802年），又出师与戎狄战于千亩，并取得了胜利。恰巧这年其夫人又生下了次子，穆侯因该战成功，遂借着胜利的喜悦，为自己的次子取名为成师，也就是能成其众之意。面对长子和次子寓意完全不同的名字，晋大夫师服不无忧虑地说：“国君给儿子命名，太稀奇了！因为命名是用来制订义法，以义法来产生礼节，用礼节来完成政治，用政治来匡正人民，政治上取得了成效才会使人民服从。相反，如果变更了礼节和义法，那么国家将会发生祸乱。相爱的配偶叫‘妃’，相怨的配偶叫‘仇’，这是古人命名的方法。如今给太子取名叫‘仇’，而把少子取名为‘成师’，这是祸乱的预兆。太子将来一定会被废黜的啊！”师服接着说：“太子叫仇，仇的意思就是雠；少子叫成师，这个大号就是成就事业之意。名，是自己起的，世界万物，是自己定的。现在嫡庶之名相反相逆，此后晋国能不发生内乱吗？”师服的不祥之语不幸应验，当穆侯在二十七年（公元前785年）寂然死去后，晋国就出现了内乱。晋国的嫡长继承制第一次被打破了，不过这次内乱不是发生在太子仇和少子成师之间，而是在穆侯之弟殇叔和太子仇之间爆发。

东周王城复原图。全城共十一座城门，除南面两门外，其余三面各有城门三座

穆侯死后，太子仇（晋文侯）没有能继位做上国君，而穆侯之弟殇叔以弟继兄成为晋国的统治者，这表明了殇叔在穆侯生前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实权，具有相当大的势力。

太子仇不得继位，遂避难出奔他国。过了四年，于公元前781年率领家徒私属卷土重来，成功地杀了叔父殇叔，夺回了政权，是为晋文侯。这次内乱从表面上看，对当时晋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算太大，却在政治变革的层面上，在晋国敲响了奴隶制社会的主要支柱——宗法制丧钟的第一声，开启了晋国后来长期内战的历史。

晋文侯在位三十五年（公元前781—前746年），他在晋国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君主。在他统治晋国的时候，西周王朝已濒临大厦崩溃的前夜。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荒**无道，废掉了太子宜臼，欲立庶子伯服，宜臼奔逃至申。申侯一气之下联合曾国、犬戎等攻下镐京，杀死幽王和伯服，拥立太子宜臼为平王。此时犬戎进驻泾渭，侵扰京师。战火后的镐京残破不堪，周王室难以在关中立国，决定东徙成周。这时晋文侯率晋军入陕，与郑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稳定了东周初年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