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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的号角(第2页)

羽人、应龙(汉画像石,河南唐河县针织厂汉墓出土)

羽人、正廉(南阳出土汉画像石)。图中一羽人戏飞鹰,右为一牛引颈猛抵,左刻一人张口奔跑

太延四年(438年)三月,太武帝终于颁发了禁佛的第一道诏令:“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强迫青壮年僧侣还俗,并责令他们充当劳役或从军征战。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在崔浩的极力主张下,太武帝连发两道禁佛诏敕。其中第一道诏敕规定:从王公百官到庶民百姓,一律禁止私养沙门、巫觋,凡私养者,限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报告官府。过期不报者,不仅被窝藏的沙门僧或师巫等处以死罪,窝主还要遭到满门抄斩之灾。第二道禁佛诏敕则进一步规定,严禁僧侣或巫觋进入一般人的住宅,并强令他们老老实实地居守在庙宇里。

从这两道极其严厉的诏敕来看,太武帝的佛缘已断,彻底遁入道门之中了。他站在道家的立场上,于同年九月,在崔浩等人的煽风点火下,下诏将佛门高僧玄高和慧崇幽禁起来,并施以酷刑。玄高大师曾一度身居宫廷,调解皇帝与太子的矛盾,慧崇则是当时朝中尚书韩万德的老师。这两位年迈的高僧被囚禁不到半个月,便在京都平城死去。

如果崔浩等人和太武帝的禁佛就此停止,也许还有其可原谅的理由,崔浩本人也不至于遭到满门抄斩之祸,可惜此时的君臣谁也没有顾及这些,他们依旧沿着这条道路疯狂地向前急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门大劫难到来了。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驻守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县)的将军盖吴谋反,关中狼烟顿起,一片混乱。翌年三月,太武帝亲率大军前往镇压。当他进入长安时,因军队暂时休整,马丁便将其坐骑牵到一座寺院的麦田里放牧。当太武帝为看马而来到寺院时,却发现和尚们正在请随从官员喝酒。对于官员与寺院僧众的异常亲热的举动,太武帝觉得有些蹊跷,急忙派人查验僧众的住室,发现了大批的弓矢矛盾等兵器。太武帝先是大惊,接着是大怒,愤然吼道:“这些兵器本非沙门所用,难道他们要与盖吴合谋反叛吗?”遂责令官兵彻底清查这座寺院。这一清查,寺院内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暴露出来。先是查得大量酿酒用具,以及州县地方长官和富豪寄托或隐匿的财物,其数量竟达数万之多;后是发现了寺内的密室,这些密室多为“与贵室女私行**”之用。当这一切全部暴露后,太武帝已是愤怒至极,而当时随从身边的崔浩立即感到这是消灭佛教的天赐良机,便趁机鼓动太武帝立即**灭佛教,以绝后患。于是太武帝当即下诏:“诛杀长安城内的沙门,毁弃佛像。”并令太子拓跋晃行令天下四方,一体推行毁佛措施。

如果说在这之前的太武帝所采取的一系列态度和措施,仅仅表现了他对佛门的背叛,那么,现在则由爱至恨,在这单独的背叛之后又加上了一层憎恨。太武帝在诏敕中说道:往昔汉明帝信奉邪伪,紊乱天道。佛教本是虚妄的,但末世的昏君或乱主却多被其所惑,以致政教不行,礼仪大坏,鬼道(佛教)兴盛,蔑视王者之法。从这以后,代代兴祸乱而行天罚,民人多灾多难,王化之地亦极为荒凉,乃至千里萧条,不见人迹。这一切,都是由于崇佛所致。

被愤怒、憎恨的火焰灼烤得近乎失去理智的太武帝,仿佛是在对天盟誓,他声称要除伪(佛教)定真,以复远古伏羲神农之治,并声色俱厉地说道:“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这段后来载于《魏书·释老志》的诏敕,意思是说今后如果有人胆敢侍奉胡神(佛陀),以及塑造泥铜佛像者,一律满门抄斩。所谓佛祖,只不过是汉朝时无赖子弟如刘元真、吕伯强等人,听信胡人的妄言,又附会老庄的虚假之言而加以演化而已。如果不是非常之人,是做不出非常之事的,除了我太武帝,谁能将这历代的虚假之物毁掉摒弃?因此,诏令征镇诸军和诸州刺史,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毁佛,并焚烧一切佛寺、佛像、佛经,寺内沙门不论年龄大小一律挖坑活埋。

这道敕令的颁发,使恨不得在一日之内**尽天下佛教的崔浩,自是欣喜异常。在他从政为僚的岁月里,似乎没有其他的事比太武帝这道诏敕更能让他感到刺激,感到开心,感到自己的地位之高和权势之重了。

《飞升图》,清道光版本《性命圭旨》。据道教著作《列纲谱传》记载,历代成仙者多达十万余人,只是由于修持的功行不同,成仙者的飞升也不一样。最高境界者是白日冲举而升天,或乘龙,或乘鹤,或控鲤,或驾云,或御风,或乘龟等,以此实现飞升成仙

正当崔浩得意忘形、**威大发之时,他的老师寇谦之却害怕了。他怕的不是佛教本身,而是已被佛教度化的千万芸芸众生,佛教的思想和精神已深入他们的心中,表面上的破坏和毁灭,只能使他们暂时将心灵封闭起来,同时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一旦斗转星移,这佛教精神和仇恨的种子便以迅猛之势冲溢而出,形成一股浩**威猛的气势,给被仇恨者带来的后果将是极为可怕和不堪设想的。寇谦之不枉在深山荒野中苦练了三十多年,对这一点人生哲理和天下众生的心理还是有所把握和洞察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后怕,不得不一反常态地对幸灾乐祸的崔浩警告说:“你必将因毁佛而缩减寿命,遭受刑戮,一同尽灭!”作为学生的崔浩对寇谦之的警告颇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极力鼓动太武帝灭佛。从此,寇谦之和崔浩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此时太子拓跋晃受太武帝之命**灭佛教。在京师平城以监国身份执事国政的他,早年就对佛教颇有好感并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坚决反对毁佛行为,并再三向父皇劝谏,希望收回成命,停止禁佛。遗憾的是他的劝谏没有被太武帝采纳。

眼看佛门大难临头,不忍心杀戮的太子在无可奈何之中,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禁佛诏令稍做稽压并有意放出风声,使得各地佛门僧尼能够预先获悉灭佛灾难而速谋对策。太子的良苦用心,使京都平城的僧侣由此得救,大量的佛像、经典也得以秘藏起来。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沙门闻讯也纷纷流亡他乡,从而避免了杀戮之灾。

在崇高山上经常坐禅的僧周,风闻朝廷禁佛,对众门徒说:“大难将至!”立即率领弟子数十人直奔寒山(今陕西略阳县南)。此山位于陕西西南部,终年积雪不化,道路奇险异常,溪谷深不可测,朝廷的灭佛队伍无法进山搜索,僧周等数十名流亡沙门僧才免遭杀害。

尽管太子晃在毁佛事件中,以其特殊身份对佛教多加保护,但不久之后,太武帝的毁佛敕令还是在全国各地推行开来了。正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各地的佛塔、佛像、佛经纷纷被破坏和焚烧,北魏境内的僧尼全部责令还俗。一旦有逃匿者,必将派人追捕,一经擒获,立即斩首,并将首级挂在树上示众。河南常山寺的僧人慧芬,于太武帝毁佛之际匆忙出逃,当行至乌江岸边时,后面的数十追骑也已赶到。前面江水滔滔,看不见一叶帆影,要潜水渡江又不可能,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慧芬双眼一闭,心中默默念佛。片刻工夫,江中流箭一样驶过一条小船,慧芬猛地跃入船上,遂顺江而下。后面的追骑乱箭齐发,无奈小船已去,箭落江中,慧芬大师由此得以免祸,并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的白马寺隐居下来。

还有西域高昌国出身的法朗,在太武帝禁佛敕令颁布后,向西逃出国境进入龟兹,并在此终老一生。许多西部僧尼为了避祸,也一并逃往龟兹隐居。

由于太武帝毁佛的敕令,没过多久,北魏境内僧尼死的死、逃的逃,再也见不到一个了。

那个凭着手腕使太武帝掀起全国性灭佛大劫的崔浩,亲眼看到自己的意志和精神在全国得以实施,心中的恶欲更加膨胀,他开始在朝野内外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在地方要位中安插亲信,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一步步向死亡的深谷滑去。

崔浩的死因看起来极为偶然,但却潜伏着不可替代的必然。他主持编写有魏以来的国史,却有恃无恐地把胡族出身的北魏先祖许多本该避讳的地方照实列述。他触犯了皇帝本人,也触犯了整个拓跋氏族的天颜和自尊,所以,遭到几乎所有敌对势力的同时攻击。在浩大威猛的攻势下,他再也稳不住阵脚,他的大劫来临了。太武帝在震怒之中,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将崔浩诛杀,他的结局被其老师寇谦之不幸而言中。只是,此时的寇谦之已于两年前(448年)仙逝,无缘见到这善恶相报的历史场景了。

就在太平真君诛杀崔浩的同年,迫于压力,太武帝下令拆除静轮天宫。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年),太武帝突然终止“真君”年号,改元“正平”。十个月后,太武帝被近侍杀死。因太子晃早死,由皇太孙濬即位,是为文成帝。年仅十二岁的小皇帝立即宣布解除废佛令,恢复佛教。

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拓跋宏下诏将天师道场移到恒山。据说,号称“国师”的寇谦之临死之际留下遗言,请朝廷在恒山修一座特殊的寺庙,“上延霄客,下绝嚣浮”,以此种方式融合儒道释三教,平息佛道两家的仇恨兼及与中原民众思想的交汇贯通。出于统治的需要,孝文帝根据寇谦之遗训,下诏在恒山道场的基础上修建了崇虚寺。时正在恒山主持道场的寇谦之弟子李皎为完成业师的遗愿,对崇虚寺的修建做出了重大贡献,从选址、设计以及宗教内容的构思,在领会业师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将三教合流的思想巧妙地体现在一座空中寺庙里,把道学、佛学、儒学、力学、美学融合在一起,使寺庙达到了“美在和谐、巧夺天工、妙在移情、感悟人生、玄在大同、三教归宗”的玄境。后来该寺不断扩大规模,人们根据崇虚寺建筑悬空的特点,改称悬空寺。

悬空寺。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悬空寺在北岳恒山金龙峡西侧翠屏峰悬崖峭壁间始建(在今浑源县城南五公里处),最高处的三教殿离地面90米,因历年河床淤积,现仅剩45米。整个寺院上载危崖,下临深谷,背岩依龛,寺门向南,以西为正。全寺为木质框架式结构,依照力学原理,半插横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紧连,仅152。5平米的面积建有大小房屋40间。悬空寺的总体布局以寺院、禅房、佛堂、三佛殿、太乙殿、关帝庙、鼓楼、钟楼、伽蓝殿、送子观音殿、地藏王菩萨殿、千手观间殿、释迦殿、雷音殿、三官殿、纯阳宫、栈道、三教殿、五佛殿等。自古以来,悬空寺一直被列为北岳恒山的第一奇观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由大同迁都洛阳,在政治上进一步控制中原的同时,文化也得到更大规模和范围的融合。迁至洛阳的孝文帝在下诏开凿龙门石窟、雕刻佛像以示供奉的同时,又频诏在洛阳城南新建道场,定员为160人。到了北魏孝武帝元脩永熙三年(534年),孝静帝元善见由洛阳迁都邺城,建立东魏,在邺城南建立道场,定员仍为160人。东魏武定六年(548年),朝臣高澄把持朝政,奏请取消道坛。到了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5年),道佛论争再起,道教失败。文宣帝下令废除道教,于是齐境再无道士,当年寇谦之费尽心机建立的新天师道教团,至此烟消云散。

注释:

[1]夷夏之争:南朝宋末年,道士顾欢以佛、道二教相互非毁,于是作《夷夏论》以会通二教,然立场偏袒道教而贬抑佛教,尊华夏而远夷狄。此论一出,明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之作《析夷夏论》、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谘夷夏论》、释慧通作《驳夷夏论》、释慧敏作《戎华论》等痛加驳斥。

[2]三破之论:南朝宋末年,有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以丑诋佛教,说它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佛教“不施中国,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论》的范围。此论一出,刘勰作《灭惑论》、僧顺作《释三破论》、玄光作《辨惑论》等痛加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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