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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密宗三大士（第1页）

开元密宗三大士

唐长安四年（704年）正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病重不起，早已按捺不住的宰相张柬之等抓住时机率兵进宫，杀死武则天正在宠幸的“嬖臣”张昌宗、张易之，拥唐中宗李显复位，并取消武周国号。是年冬天，武则天在忧郁中死去。

坐上龙椅的唐中宗天生庸懦无能，专信韦皇后，而这位韦皇后为达到自称皇帝的目的，先是残杀太子，后又谋害中宗。羽翼渐丰的李家后嗣李隆基统率御林军杀进皇宫，除掉韦皇后，恢复了其父唐睿宗李旦的帝位。景云三年（712年），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即后来创立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

唐玄宗即位不久，便对佛教采取了一定的限制。由于受武则天崇佛的影响，到中宗时期，普天之下已出现了“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的奇特现象。而此时的朝廷竟听任贵戚造寺度人，那些富户强丁多削发避役。到了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同样懦弱无能的李旦，又准许贵妃、王公大臣之家建造功德院，浪费钱财无以计数，大唐王朝的国计民生受到威胁。

开元二年（714年），根据朝臣姚崇的上书，年轻气盛的唐玄宗下诏，敕命淘汰伪滥僧尼12000余人，责令还俗，并传谕百官，嗣后不得私造寺庙。并同时规定，僧尼必须致敬君上，恭敬父母。自此之后，关于佛门僧尼是否恭敬君王的不休争论基本结束了。

唐长安城麟德殿。该殿是大明宫内的一组华丽宫殿，是唐朝皇帝饮宴群臣，观看杂技舞乐和做佛事的地点。位于大明宫西北部高地上，由前、中、后三殿组成。面宽十一间，进深十七间，面积等于明清故宫太和殿的三倍

尽管唐玄宗对佛教做了具体的限制，但并没有禁佛。相反的是在他执掌朝政期间，佛教弟子迎来了造像的黄金时代。至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1]，就出现在唐玄宗一朝和稍后的时期，这尊花费了90年时光雕凿而成的巨大佛像，在显示了“开元盛世”浩大气魄的同时，也展现了唐玄宗对佛的心态。与这个心态对应的还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事件[2]，正是在朝廷的许可和支持下，鉴真和尚才得以多次组团东渡，并最终到达了日本，为大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关于唐玄宗的享乐腐化、骄奢**逸、荒唐透顶的故事，在中国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他以自己的智谋才情将大唐王朝推入了“开元盛世”，而且要“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尽情地享受一下人生——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三个不同凡响的印度和尚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分别是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史称“开元三大士”。

这“开元三大士”将一种叫作密宗教派的佛家理论带到中国，并在朝廷的支持下，很快发展传播起来。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数百年后，天竺国佛法渐衰，佛经几乎散失殆尽。唯南天竺一铁塔中，藏有天上真言佛经，但此塔以铁门铁链重重封锁，无人能开。

当时古印度有一位伟大的学者、佛教大乘般若空宗创始人龙树（后被神化为菩萨），立大英勇之志，发大慈悲之心，口诵大毗卢遮那（即后来密教尊奉的大日佛）真言，绕塔七日，又以白芥子七粒击打铁门。当七粒中的最后一粒甩出后，铁塔紧闭之门轰然洞开。

只见塔内，香灯高一丈余，通明瓦亮，香案之上鲜花排列，宝盖满悬。塔内众神，踊怒纵跳，不令龙树进塔。此时的龙树菩萨至心忏悔，发大誓愿，愿得此真经普救天下一切众生。众神见他至诚忏悔，又立大悲大愿，终于允许他走进铁塔。龙树进塔后，将所藏经文通阅一遍，过目不忘，然后出塔，大门轰然还闭如故。

这就是密教有名的南天铁塔典故。

龙树菩萨出塔后，按记忆写出了塔中经文偈颂[3]，即后来形成的密宗教派的经典。密宗教派自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传授最深奥秘密教旨，以不可思议的“真言”说法，故又名真言教、真言宗。它是印度大乘佛教发展的后期阶段，也是最高阶段，它以天衣无缝和无可辩驳的理论，成为大乘佛教最为有力的顶尖真言。

无畏祈雨（《释氏源流》插绘）。开元十年（722年）十月，天大旱。玄宗皇帝派使臣到西明寺请善无畏祈雨。无畏手持满满一钵水，用小刀搅动其间，口中念念有词，随即就有蚪龙一样的东西从钵水中探出头来，无畏再念咒语，接着就见白气从钵中翻腾升起。他对使臣说：“请你速回，雨马上就下。”使臣驰马回程，顷刻间风雷滚滚，大雨倾盆而下，数日才止

密教在隋唐之前即已传入中国，但都还只是些片段的杂部密教。唐开元四年（716年），中天竺高僧善无畏来到长安，开始传授有系统、有组织、已发展成熟的纯正密教。

由于密教的佛法教义无法以一般文字语言说明，只可在身、语、意三密相应[4]之间进行体会，于是就显得分外神秘，并且在这种神秘之中，也蕴藏着更为深邃、玄奥、广大、不可思议的意境。正因如此，它才深深吸引了一批信徒，并在中国很快扎下了根。

善无畏**恬淡简朴，静虑怡神，来中国后，方便诱化，声誉大起，被唐玄宗礼拜为国师。当时中国本土有一名叫一行的高僧，奉玄宗之命去见善无畏，请教佛法。谁知二人一见，相互倾心。从此，一行便投在善无畏门下，学习密教传承以及基本密法。以后，一行在主持大唐繁重的修订历法工作的同时，协助善无畏翻译出密典多部，其中就有《大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七卷，即密教根本经典之一的著名的《大日经》。这部经卷，抒发佛门义理，精致严谨，深得密法真髓，千百年来备受推崇。

另一位“开元三大士”天竺高僧金刚智，于开元八年（720年）来到长安，开始传授密法。他在唐玄宗的崇信下，于皇宫内外设坛灌顶[5]，广度四众，朝野士庶，争相归依。从师于善无畏的一行，也拜在他的门下亲受其灌顶，秉承其所传密法，深得其要。后来金刚智收受一位来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弟子，这便是位列“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

金刚智在弟子不空及一行的协助下，也译出密教经典多部，其中有《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四卷，以及《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教王经》三卷，后人习惯上将两者并称《金刚顶经》，这部经卷，亦是密教根本经典之一。

就在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一行等创建汉地密教的同时，印度密教又有一条支流，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西藏。以后这条支流教网日张，流行远播于西藏、青海、蒙古等地，形成了区别汉地密教的“藏密”，并成为西藏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相反的是，随着唐末五代的连年战乱，由善无畏、金刚智等首创的中土密教，渐渐法脉断绝，不为人知了。幸得当年来华求法的日本僧人最澄、空海、圆仁、圆珍等，将汉密带回了日本，并逐渐使这一佛教宗派发展、繁荣起来。

许多年之后，人们在法门寺地宫发现了早已断绝的“唐密曼荼罗道场”，因而也就从中窥看到中土密教的神秘和本质。这一切，当然是后话了，暂且不提。

北京雍和宫“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俗称喇嘛教）中的密宗佛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