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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夕阳（第1页）

帝国夕阳

皇帝变了，张居正也变了。万历皇帝变得厌学、烦躁、爱发脾气、撒谎、自闭、抑郁等等，俨然成为一个叛逆少年。而张居正则从一个神童、青年秀士、翰林学士，步入国师兼内阁首辅，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第一重臣。生于华夏水陆要冲，自小浸染儒家学说的张居正，是有他的理想抱负的。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儒家经典，在张居正脑海中占据重要位置。既然他通过自己一路苦斗爬上了帝国的首辅高位，如今权倾朝野，威震八方，就要抓住时机，按照自己的构想来改革，或改造这个日渐沉落的帝国，立万世之功绩，与青史共不朽。

于是，时值盛年的张居正，不再是当年那个官场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谦虚谨慎，缩手缩脚，满口仁义道德、之乎者也的年轻翰林了，而是抬头挺胸，气宇轩昂，周身散发着虎虎生气，走路随风带雨的帝国设计师和强悍的舵手。极为难得的是，身居高位的张居正，头脑一直保持清醒状态，他对黄老学说，特别是对《易》的钻研，使自己认识到上苍不会长久地眷顾他，也不会给他太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慢条斯理地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破釜沉舟，摆脱旧有官僚体制的桎梏，放开胆子，不计毁誉，甚至不计同僚、仇家、敌人掷来的明枪暗箭，以一个伟大政治家和改革家的气度、胸襟和舍生忘死的精神，从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推行改革，厘剔宿弊，实现帝国复兴之梦。——张居正确实是这样做了，且大有斩获，仅仅几年时间，便使嘉靖之后危机四伏的大明王朝，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而这辉煌业绩的取得，与李太后的强力支持，以及万历皇帝短暂的、真诚的配合是分不开的。

早在隆庆二年（1568年），因内阁辅臣徐阶和高拱不和，徐阶被迫告老退位，回到松江华亭之时，年轻气盛的张居正鼓起勇气，借机出头试一试自己的分量和运气，他不失时机地给皇帝上了《陈六事疏》，提出了大明王朝亟须变革的六件大事：

一、省议论。凡事不要无用的虚词，而讲求实际的功效。做一件事，开初要审慎，既行之后便要决断，用一个人，用前要慎察，既用之后便要信任。

二、振纲纪。近年来纲纪不肃，错误地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求全谓之“善处”。应该公道地进行刑赏予夺，而不曲徇私情。

三、重诏令。近来朝廷诏旨，多格废不行，有的竟十余年犹未完成。文件积压，年月既久，失去时效，致使漏网的终于逃脱，而国法不得伸张，这样是非怎能明断？赏罚如何得当？因此应敕下各司，办事应严立限期，违者查参。

四、核名实。器械必须试用之后才知道利钝，马匹必须乘驾之后才知道驽良。现在用人却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因此希望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令吏部认真考课官员，使其名实相符。

五、固邦本。眼下风俗侈靡，豪强兼并，赋役不均，官吏们耍弄诡奇花招，吃亏的还是百姓。因此要敕令有司，尽心清理。

六、饬武备。精选将领边吏，加强军队训练，举行大阅之礼，严申军纪，注重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谋，销未萌之患。

此时的张居正处在高拱等老臣压制，甚至按在地下摩擦之中，羽翼未丰，话语权不足，但他仍以一个青年战略家和政治家的眼光，勇敢而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独到而非凡的见解，为走向沉沦的大明帝国变革事业吹响了奋起的号角。

遗憾的是，由于朝中局势复杂多变，张居正初露锋芒，就被老臣们联合沉溺于女色之中的皇帝打压下去，他的理想与计划成为泡影。事隔多年后的今天，张居正清晰地感到这个时机已经来临。身处内阁首辅兼皇帝老师双重地位的他，借助李太后和万历的声名，使出的第一道撒手锏，便是贯彻他给先皇帝提出的《陈六事疏》，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

张居正下的第一盘大棋就是整顿吏治。当时朝廷奢贿成风，上层卖官鬻爵，收受贿赂；下层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根源自然是“吏治不清”。于是，张居正规定了严格的考察制度，实行综核名实，提出“考成法”[1]，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一时间，政体为之肃然。继之，裁汰贪官污吏，采取“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原则，作为官员晋升的标准。戚继光等一批将领，即依这个标准制度得到拔擢。也正是得益于戚继光等将领的尽职尽责，使多年扰攘不宁的海域和北部边疆得以安定下来。

在隆庆驾崩、万历皇帝登基之初，官僚地主趁机进行土地兼并，严重扰乱了全国应当纳税的田亩数目。许多豪强大户掠夺农民的土地，赋税却仍要失地的农民负担，造成大批农民逃亡后成为流民，而流民的集中又造成规模大小不一的造反起义事件，对朝廷统治乃至国体稳定造成隐患。处于维稳和赋税的需要，张居正下令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1580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7，013，976顷，比六十年前大明第九位皇帝孝宗朱佑樘统治时期，增加了近300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自然得到了增加，达到了“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的效果。

张居正越战越勇，胆子越练越大，推行的改革势如破竹，战果辉煌。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以俺答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达赖三世（索南嘉措），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使西部边疆得以稳定。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起来，折合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数量交税，实行赋税制度大改革，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在水利、边防等方面革疾除弊，加强建设武备，既巩固国防，又尽可能地方便水利命脉畅通。更令时人和后人称道的是，面对南北两大边患，张居正启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为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卫蓟门，李成梁镇守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筑镇边堡三千余座。同时，适当开放国门，与鞑靼俺答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使族群矛盾缓和，边防更加巩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农业和畜牧业得以发展。一时之间，本已暮气沉沉、大厦将倾的大明王朝，重新焕发生机，出现了“万历中兴”的气象。

按照史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提示，万历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十年（1573—1582年），实为即将沉沦的大明王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不再发生，东南的倭寇也已绝迹，国家的府库日渐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凝聚了张居正无数的心血。此点，年轻的万历皇帝尽管处于青春叛逆期，对张氏的严厉管束很是反感甚至怨恨，但毕竟是一国之君，青春的热血与伟大的理想，以及祖宗的传奇和荣光，都促使他欲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张居正用铁腕手段和辛勤汗水浇灌出的丰硕果实，正是成就伟大理想和事业的基础。因而，从这个角度思考与观察，万历皇帝对他的师傅又是感恩戴德的，如张居正偶感腹痛，年轻的皇帝便亲手调制椒汤面给他食用，就连名位显赫的李太后对张居正也倍加感激，言听计从。

万历与王皇后大婚之时，张居正因父丧在内阁“青衣角带”守制丧事，按照明朝祖制，大臣在守制期间，不准参与皇帝的一切吉礼。但李太后，即当朝的慈圣皇太后却不避忌讳，顶住朝中臣僚的巨大压力，抛开祖制，一定要让张居正暂易吉服，堂而皇之地主持万历婚礼。这一在朝臣看来大逆不道的做法，对一个笃信佛教的女人来说，没有对张居正的无比信任和一定胆识是万万做不到的。据说，有好几次，慈圣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张居正认为国有国法，朝有朝规，帝国的法规制度不可因掌权者一时喜好而随意改变，坚持认为不可，太后只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

万历五年（1577年）秋天，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老家去世。按照当时盛行的“父母三年之丧”习俗，张居正应当立即停职，回家按照四书所说“守孝三年”（又叫作“丁忧”，不过时间可缩短到二十七个月）。倘军政要务紧急，无法离开，皇上也可采取“强迫”的办法，将其留在位上，这个做法叫作“夺情”，但此种做法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偶一为之。此时的张居正权倾天下，怕一旦离开朝廷，被他的政敌借机暗算，而且由他主持的全国性改革也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撒手归家，可能前功尽弃，遂萌发了恋栈之心。怀着这样一种目的，张居正暗示吏部尚书张瀚，让他利用手中权力强留自己在朝。张瀚窥破了张居正的心思并产生恶感，不但佯作不知，反而上疏请求万历皇帝准允张居正“丁忧”。冯保见此，怕张居正归家，自己在朝中失去联盟，遭到政敌打击，便主动出面为张运作、求情。在冯保的鼎力协助下，万历和皇太后权衡利弊，决定慰留张居正，并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居正在职居丧。这个诏令自然正合张居正心意，为掩人耳目和顾及皇家的颜面，张居正象征性地再三奏请回乡。万历深知张居正的苦衷，为了留住张居正在朝，将老师的奏章一次次驳回，并命令送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真相。

尽管如此，朝廷官员也并不好糊弄，不但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回乡守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事乃张居正故意耍的花招，以此遮掩众人之口。翰林院有一帮编修，专门记述本朝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史实，以为历史留下参照标本。他们认为，任何臣僚都要按圣贤规定的礼制行事，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就自然正直而守法，维护朝廷和国家的权威。如今张居正居然不遵守原则，把自己的官位看得比父母之丧还重，试图挟天子而骗朝臣，无法令朝野上下信服。

于是，这一帮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秀士们，立感自身有守道护法的重大责任，遂纠集在一起，在万历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联合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张居正私邸当面提出劝告，让张氏放弃伪装，迅速回老家守丧。面对气势汹汹的一帮官员，张居正似早有准备，并未放在眼里。他满含怒气与怨愤地推托说，此为皇帝不要他回家守丧，并非自己恋栈，不要在自家门前起哄闹事云云。

张居正的强硬姿态，令翰林学士与众官员极为愤怒又无可奈何，情急之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向皇帝参奏张居正。按照当朝制度，翰林编修直接上疏皇帝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尤其面对张居正这个重权在握、声威显赫的大人物，更是如此，倘若以此引起万历不快，甚至恼怒，后果不堪设想。但既然弓已满弦，利箭必须发出——尽管可能有射不倒老虎反被虎伤的可怕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