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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夺锄（第1页）

光棍夺锄

蒋英炬从北京返回济南后，把王冶秋的指示向省博物馆馆长张学和馆革委会主任郝兆祥做了详细汇报。张、郝二人很快又将竹简运京整理的意见向省革委会文化组领导人进行了汇报，并得到了同意送京的答复。鉴于中央和省有关领导的明确态度，郝兆祥先后两次打电话给临沂方面说明情况，同时通知毕宝启、吴九龙二人，令其迅速做好准备，将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和其他器物全部运往济南，然后转送北京。

毕、吴二人接到命令立即行动起来，在同临沂方面有关领导和业务人员协商后，根据出土器物的数量和具体情况，专门到木器厂定做了15个大小不同的箱子以作包装之用。按照双方商量的结果，文物押送济南的一切费用由省博物馆负担，因上次蒋英炬来临沂时已带了部分款子交给毕宝启以应急，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从毕宝启当时所做的记录中可以看到，这些木箱在总体上分为装竹简的和盛放普通器物的两种类型，其中竹简箱的规格为：80厘米×12厘米×10厘米（盛放一号墓出土竹简）；50厘米×37厘米×30厘米（盛放二号墓出土竹简）。器物箱的规格为：90厘米×60厘米×40厘米（盛放大中型器物）；70厘米×50厘米×40厘米（盛放小型器物）。另外准备了铁钉5斤，包装纸3刀，锯末100斤，草绳50斤，等等，以和木箱配套使用。

临沂白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上持刀欲搏的武士。历史中常隐含着未来的信息，剑拔弩张者何止古代的武士？

当各种装载器具准备就绪后，已是4月24日。第二天，毕宝启、吴九龙会同临沂方面的刘心健等人开始清点一、二号墓的出土器物，并对大多数器物进行了清洗、晾晒等简单的保护处理，防止运输途中发生质变。

4月27日，定做好的木箱已运至临沂文物组，运载的汽车也安排妥当。临沂地区行署、县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先后对出土文物做了最后参观和告别。万事俱备，只待起运。此时的山东省博物馆馆长张学打来电话了解情况，并催促毕、吴要抓紧时间，尽快起程，将出土器物“及时、安全、顺利”地押运回济南。毕、吴二人满口应允，一再表示第二天就装箱起运。但是，令毕、吴意想不到的是，省、地、县三方酝酿、压抑了几天几夜的矛盾，终于在第二天爆发了。

4月28日，吴九龙、毕宝启一大早就来到文物组准备装箱，但文物组的张鸣雪、刘心健等人却突然告知，根据县文化组军代表郑指导员和县政治部张政委的指示，在装箱前必须明确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临沂文物组为出土器物的拥有方，省博物馆为借方，双方代表在交接手续上签字画押；

二、开列出器物移交的详细清单并双方签字；

三、共同装箱、共同押运。

面对突然开列的三个条件，毕、吴二人在大感惊讶的同时，觉得无法接受。按照二人的想法，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一切地下文物概归国有，压根儿不存在省、地、县归谁所有的问题，大家只有保护好文物的责任，应听从上级的指示和安排。就这两座墓的发掘而言，省博物馆应是主要参与者和实践者，现在中央急于对出土器物进行保护处理，省博物馆就有责任和义务将东西运京。根据文物属国家所有的法律规定，运走的文物根本就无须跟临沂县搞什么所谓的交接手续。于是，对临沂方面的要求，毕、吴二人当场做了严词拒绝。见二人如此不识抬举，临沂文物组张鸣雪等人员在文物组副组长崔寔的指示下，也不再顾及双方的面子以及合作的友谊，索性撕破脸皮，扯下面具，当面锣对鼓地叫起板来。

毕宝启当年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省、地、县三家文物工作者闹分裂的情形（毕宝启提供）

刘心健、张鸣雪代表临沂方面摆出强硬姿态，明确表示这两座墓的发掘，完全是临沂文物组自己的功劳，省博来的二人并不是什么两座汉墓发掘的主要参与者和实践者，而是令人讨厌的可有可无的帮闲者，是鲁迅笔下“未庄”的闲人，或者说是挟省博以自重，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一样，不惜手段抢夺各路诸侯地盘和劳动成果的实践者，是现代社会中美帝苏修的忠实代表。对这样的代表，不但不能让其带走一件器物，而且应宣布对方属于不受欢迎的人，应立即驱逐出沂蒙山革命老区，拔掉这两颗外来的钉子，铲除心中的块垒。

在这种急转直下、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势下，毕宝启、吴九龙有些发蒙，心想怎么会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反复？但很快就明白了过来，这是在墓葬发掘中临沂方面没能主持的报复性反击，是给自己一点颜色瞧瞧的具体体现，是压抑在心中怨气的总爆发。当然，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批文物的最终归属权落在谁家，是省博物馆，还是临沂文化局？按照毕宝启、吴九龙的想法，当然是省博物馆。但按临沂方面的愿望，应该留在当地。这一走一留，在不同的人心中产生的反应自然是不一样的。从对方的强硬姿态与默契的配合中可以看出，临沂方面是事先做了密谋的，目前的毕、吴二人已经成为他们整个同盟的对立面，并被**裸地抛在了阳光之下，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经过短时间的沉默与思考，毕、吴二人意识到如继续跟文物组这帮人纠缠，即使由黑发变成白发也不会弄出个是非分明的结果，要想尽快解决问题并从中突围而出，就要直接去找躲在背后暗中操纵的郑指导员，只有和他讲明国家文物方面的政策法令，才有可能一见高下，决出雌雄。想到这里，二人怀揣着悲愤之情转身向外走去。

考古人员在清理出土的竹简。左前为毕宝启，左后为崔寔，右前为吴九龙，右后为杨佃旭（岳国芳摄）

来到县政府大院军代表郑指导员的办公室，毕宝启、吴九龙当面质问对方为什么已经说好的事情突然又生变故，这样做是何道理？郑指导员对二人的到来似早有准备，他那沉稳、刚毅的目光在二人脸上横扫了一遍，略做冷笑与不屑状，然后单刀直入地说道：“文物组的同志们所说是有道理的，你们二人尽管代表省博物馆参加了银雀山汉墓的发掘，但你们没有正式发掘手续，是属于帮助工作性质的，真正的发掘者和有功之臣是临沂县文物组，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批器物的保管权是属于临沂县的，是属于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沂蒙儿女的，是属于英雄的沂蒙人民的。现在中央要保护，省里要运转，这一切行为就文物而言是属于上调或借调的性质，是暂时的，而绝不是说这些器物就归你们省博物馆所有了。如果省博物馆要占有这批文物，是于情于理于法都不相容的，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冲突和对立的。沂蒙儿女是既不喜欢，也不乐意，更不会答应的……”

郑指导员话至此处，早在一旁不耐烦的毕宝启横插过来道：“你在这里口口声声说帮忙，可他们又说是帮闲，这帮闲还是帮忙我们并不在乎，在这里我们出了多少力，出了什么样的力，你也许不清楚，但文物组的同志们是清楚的。如果不是昧着良心说话，文物组几位同志的业务水平是不敢恭维的，要单独发掘这么重要的墓葬是有困难的，或者说按照有关规定是不允许的。但是，现在墓葬已经发掘了，目前这个发掘已经得到了省和中央的认可，对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谁在中间出的力多，谁出的力少，谁发挥的作用大，你我双方自然是心知肚明的，靠讽刺挖苦是不能抹杀我们所做功绩的。现在，中央要出面整理、保护这批珍贵的文物，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省里让我们出面转运文物，这是地区和县文化组都同意了的。怎么时至今日又突然变卦，搞起了小孩子玩闹，你们到底耍的什么布袋戏？我想，你们这样做，全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也不会坐视不管的……”

未等毕宝启说完，郑指导员一挥手打断说：“老毕同志，现在不要争论是谁发掘的了，依我看，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省、县双方都出了力，都有功劳，你们都是人民的功臣，祖国感谢你们，沂蒙人民感谢你们。至于出土的器物，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财产，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的宝贵财富。正是为了党和人民的财产不受损失，才要登记一下，留个底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有个原始证据可核对和查找。关于这个问题，根据你们的意见，我再请示一下地区文化组的曹副政委，看他有什么指示。”郑指导员说着，很快接通了曹副政委的电话，简要叙述了毕、吴二人的意见。

曹副政委听罢汇报，明确指示道：“银雀山汉墓的成功发掘，是省、地、县三级行政人员、文物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都出过力，大家都要负责任，至于谁出力多，谁出力少，大家不用明说，心中都有数。现在要把这些出土器物拿到中央去整理、保护，大家都要支持，要从大局出发，不要相互扯皮。对于要运走的器物，可以统一搞个表，说明共有多少东西，目前损坏的程度，损坏了多少，以及器物的下落去向，等等。这样搞了，不管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对党、对人民，都好有个交代，对大家也都有益处。”

郑指导员将这道指令记录下来，又将电话递给了毕宝启。曹副政委向毕简单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意见，并希望能给予配合。鉴于对方所说的一大堆道理和看上去较为诚恳的态度，毕、吴二人表示同意在清单上签字。但到了下午，县文物组副组长崔寔突然拿出“手续”，强行让毕、吴二人签字，毕、吴认为自己并未参加清点文物，对文物的多少心中无数，且老崔的这种做法也不符合曹副政委的指示精神，于是拒绝签字，双方再次叫起板来。这次叫板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文物的去留，还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毕、吴二人于气愤中又跑到县政治部找张政委理论，并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文物组的领导人片面听取汇报，无理批评我们；二、他们说自己有能力发掘这个墓，我们不该参加；三、他们要和我们共同商量撰写一个发掘简报上报。关于这三点，我们认为：一、是某些人错误汇报，欺骗领导；二、文物组到底有没有能力发掘，大家心中都清楚得很，我们不争功，但实际情况要说明；三、上报的简报我们同意，但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越快越好。

初步整理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左）与小型漆器

对于以上三点意见，张政委表示一定要认真对待，和其他同志研究后给予一个满意的答复。毕、吴二人见话已至此，只好告辞，但合计之后又觉于心不甘，便直接找地区文化组的曹副政委汇报。二人在述说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后，又强调了如下意见：一、文物组故意刁难；二、他们欺骗领导，说假话，情况不实；三、为了上下同志间的团结，我们可以忍让；四、领导指示还要办，装箱一事我们不参加了，但要争取时间，不能延误。

毕、吴二人说完之后，迅速来到邮电局挂通了济南的电话，将发生的新情况向省博物馆馆长张学做了汇报。

4月29日上午，曹副政委传达省文化组负责人金松源的意见：“有什么问题将来解决，要共同参加装运，可以办理手续。”

下午，吴、毕二人同县文物组的刘心健、张鸣雪等一起装箱。

晚上，装箱工作仍在进行。约19点30分，郑指导员突然来到文物组，冷冷地说：“老毕同志，你们要有事，就先去忙吧，箱子我们装，你们放心好了。”

毕宝启听罢一愣，抬头问道：“是领导决定和指示的吗？”

郑有些不耐烦地拖着长腔说：“不要问这些了，话说得明确些，就是我们的人负责装箱和运送，没你们什么事了，你们只管走自己的人就是了。”

毕一听此言，顿时火起，很是恼怒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屎壳郎搬家——滚蛋？”

“我没这么说，那是你自己这么想罢了。你们是不是屎壳郎我不管，反正装箱的事你们就不要插手了，免得再节外生枝，制造混乱。”郑指导员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