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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夺锄（第2页）

毕宝启争辩说：“下午装箱是根据尹局长传达的两点：一、大家一起装箱；二、明天早晨一起起运。现在你们又要中途变卦，既然这样，那你们就自己运去吧，老子这就走人，不过购买器物费和运送费呢？”

“我们负责。”郑满脸坚定地回答。

毕宝启抬高了嗓门说：“那好，我前两天已把省博物馆出的一笔款子给了刘心健，刘心健是不是把款还给我？”

正在装箱的刘心健转了个身，抬头答道：“现在财务都回家了，拿不出钱，明天一大早我保证给你送去，你们就放心走吧。”

“那我们就回去了，再见！”毕宝启说完拉起吴九龙向外走去。

“不要说什么再见了，我们的关系一回就够了。”郑指导员望着刚转身欲走的毕、吴二人，抢补上一句颇有些挖苦的话。

“你们够了，我们也不想再见。”一直未发话的吴九龙接过郑的话头做出反击。

“不要再跟这个不讲理的纠缠了，我们走。”毕宝启说着，拉着吴九龙急转身向外走去。

“知道走就好，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属于沂蒙人民的珍贵文物。”郑指导员望着毕、吴二人的背影不依不饶地又抢补上了一句。

二人回了下头，瞥了一眼对方，没有吭声，略显狼狈地走了出去。

4月30日，毕、吴二人在地委第三招待所等待刘心健送款，但直到下午两点多钟也不见刘的影子，毕宝启焦虑之中对吴说：“那帮人他娘的吹大话容易，拿款却像登天一样艰难，岂不怪哉？！”在感到刘心健不会来送款的情况下，毕宝启愤怒地骂道：“看来这个狗东西是不会来了，我们做自己的打算吧。”于是二人商定分头行动，吴九龙由兖州乘火车返回济南汇报情况，毕宝启于临沂乘汽车去探望在莒县工作的妻子。此时的吴、毕二人并不知道，正当他们焦急地等待刘心健送款之时，运送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物的汽车，已驶出层峦叠嶂的沂蒙山区，奔驰在通往济南的平坦大道上了。

毕、吴二人被撇开之后，临沂方面开始单独行动起来。跟随汽车押运文物的分别是曾参与汉墓发掘的杨佃旭、县文化馆干部刘大田、县宣传队负责道具的小黄等三人。按照尹松若局长的指示，押运人员除携带由临沂地区、县两级文化部门出具的介绍信之外，更重要的是携带文物清单。当文物移交后，省、县双方要在清单上签字画押，以作为省革委会文化组、省博物馆向临沂县借调文物的凭证。行前，尹局长特意叮嘱杨佃旭道：“到了济南后，除了移交文物，对方要问其他方面的事情，你们只能回答三个字——不知道。当然，不是让你回答一个不知道，而是要你们一问三不知，也就是说每人一次，连续回答三个不知道。如果对方问为什么不知道，你们就说你们三个人都不是文物组的，除押运文物外，其他一概不知。”面对这个神秘得如同谶语的嘱咐，懵懵懂懂的杨佃旭只好点头称是。

尹局长望着杨佃旭那一脸木然的表情，知道对方没有也不可能理解自己的战略，便不放心地再次对杨佃旭说：“刚才我的话，一定要严肃对待，决不能有半点马虎。

“听明白了。”杨佃旭挺起了胸脯，斩钉截铁地回答。

30年后，杨佃旭指着银雀山汉墓大厅墙壁上的竹简摹本感慨万千（作者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山东省博物馆，现已成为文保单位

第二天一大早，杨、黄等人怀揣着高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驱车向济南奔去。到达省革委会文化组办公楼前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经通报，由文化组负责人金松源亲自出面接待，并对这批器物的处理情况做了两点重要指示：

一、这批文物，特别是记载先秦文献的竹简非常重要，正因为重要，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虽说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但东西是在临沂出土的，归属保管权应属于临沂，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的这份财产正由临沂人民保管着，省里和中央只是暂时整理和保护，绝没有永久性占有的意思。现在竹简需马上送中央整理、保护、研究，其他的器物你们愿意弄回去就弄回去，不愿意弄，就和竹简一同交省博物馆暂时保存、保护。

二、准备派人到北京参加竹简的整理工作，省、县各一人。你们回去后转告尹局长，看派谁去合适，最好派一位懂业务的同志去，一边工作，一边向专家们学习，将好的方法、经验带回来，再应用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去。这个同志将作为一颗种子在当地生根发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同志，以后竹简回了临沂，不但对竹简的保护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对一直比较落后的临沂地区的文物工作也会有一个积极的促进。

金松源说完后，又专门修书一封让杨佃旭回去交给尹局长，书中内容同以上两条基本相同。由于有了老金的口头保证和这封信，老实巴交的杨佃旭心中不由自主地翻起一股热浪，他从怀中掏出的那份早已被热汗渍得皱巴巴的文物清单，开始在手中莫名其妙地不停地抖动。随着金松源谈话的结束，杨佃旭脑海中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其主题是：要不要让老金在这个借调性质的交接清单上签字？按行前尹局长的吩咐，一定要让对方签字画押，唯其如此，文物的主权才能得以正式确定，临沂方面才能高枕无忧。否则，面对这变幻莫测的时势，其后果难料啊。但此时，当杨佃旭看到老金又是保证、又是修书的真诚态度，感到不好意思再让对方签字了。杨佃旭一咬牙，决定不当小人做君子，不再让其签字盖章。于是，他那哆嗦的双手，重又将那张皱巴巴的借调清单连同老金的手书叠在一起，塞于汗渍渍的上衣口袋里，面带笑容，谦恭温顺地弯腰点头道别。未等对方的屁股离开那把已被摩擦得油光发亮的椅子，杨佃旭便将那双粗糙的大手在半空中猛地一挥，断喝一声“走！”，遂率领手下两个弟兄，走出办公室，咚咚地冲下楼去，爬上汽车，一溜烟向省博物馆驶去。这个时候的杨佃旭没有意识到，历史赋予临沂方面的一次重要机会，就这样随着车轮卷起的满天尘土飞扬而去了。

待杨佃旭一行来到省博物馆，刚和相关的人员接上头，对方便问道：“我们去的两个人回来了吗？”

杨佃旭想起老局长的叮嘱，轻轻摇摇头说：“不知道。”另两人也分别跟着摇摇头说“不知道”“不知道”。

对方并不知道其中的猫腻，又接上一句：“这两人上了哪儿？”

“不知道。”杨佃旭回答，其他两人随声附和。

“哎，你说这两个人是咋回事？一点音信也没有。”对方显然是属于二百五之类的人物，彪乎乎地有些不识时务，仍不依不饶地进行着无聊的盘问。

“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三个字，叫作不——知——道，即使你今天铡了我的头，也还是这三个字。”杨佃旭在看似玩笑中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对方还想继续追问，但看到三人不再愿意搭理自己，只好知趣地打住了。

按照省文化组负责人老金的指示，运至济南的器物除竹简暂时留在省博物馆外，其他的可以拉回临沂整理、保存，但杨佃旭认为这样来回折腾没有必要，也得不偿失，干脆全部在省博卸下，回去时既省心又省力。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他率领手下两个弟兄，忙前跑后、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将车中文物一箱箱或扛或抬全部弄了下来，又帮着对方以学雷锋的姿态扛进仓库，大有被人卖了还热心地帮人点钱的架势。在这个明眼人一看就感觉甚为不妙的决策指导下，银雀山两座汉墓出土的文物，全部轻而易举地落入山东省博物馆囊中。由于杨佃旭没有搞明白到底哪头炕热，不知轻重地做出了拱手相让的抉择，临沂方面不战而败。此前无论是军代表方面，还是文物组的崔寔、张鸣雪、刘心健，抑或文化局局长尹松若等所做的一切努力、算计、争吵、阴谋与阳谋，都随着杨佃旭手中木箱的落地而付之东流了。

毕宝启在当年山东省博物馆竹简存放库房前述说往事（作者摄）

第二天早晨，当杨佃旭率领手下弟兄乘车离开济南时，随着旭日的照耀和暖风的吹拂，汗渍不断消失，他那发烫的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其时，杨佃旭猛地意识到，昨天自己至少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失误：一是不该为了顾及对方的面子，而没有让老金在借调手续上签字；二是不该将竹简以外的文物无条件地留在省博物馆。想到这里，杨佃旭懊悔不迭，暗骂自己竟如此糊涂，有心掉转车头返回济南要回文物，反败为胜，但又觉得有些鸭子吞筷子——不便回脖，因而始终犹豫不决。就在这反反复复的内心搏斗中，汽车驶出了平坦大道，开始进入沂蒙山腹地。随着一阵阵盘峰越谷、穿云钻雾的急剧颠簸，心中的念头也渐渐被一腔无奈隔绝开来并抛之脑后了。

回到临沂后，杨佃旭把省革委会文化组金松源的手谕交给尹松若局长，并婉转地汇报了济南一行的全过程。尽管在“两个不该”的问题上，杨做了轻描淡写的处理，但在转述老金要求临沂派人到北京参与整理竹简的意见时，却不遗余力地进言，希望采纳老金的建议，直接派人加盟。在杨佃旭看来，这是继自己弄出的极为糊涂和不理智的“两个不该”之后，关乎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物命运的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招，是历史赋予憨厚老实的沂蒙人民的最后一次契机。如果顺水推舟，派人北上，就有机会对竹简的去取存留堂而皇之地进行监控，并有可能牢牢控制住竹简的所有权，让这批珍宝的窥伺者无机可乘。唯如此，临沂方面才能反败为胜，挽回颓局，保住半壁江山。至少不至于落个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悲惨下场。但是，此时临沂县文化系统的最高长官尹松若同志，并未认识到问题的严峻，也没有意识到上帝老人对一直多灾多难的沂蒙人民的一点小小惠顾将被自己的疏忽与不作为而白白地葬送。他仰靠在椅背上，两只眼睛似睁非睁地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们这里人少活多，哪有合适的人可派，东西既然都被他们弄走了，我们就不要再掺和了，他们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去吧，管他娘的呢！”仅仅几句话，就把心怀爱恋之心的上帝老人送回了西天。临沂方面在丧失了历史赋予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同时，也丧失了这批珍贵文物的监护权，这给沂蒙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悲凉与伤痛。尽管三十年后沂蒙儿女不好意思地将这伤痛委婉地透露给了时任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此时大权在握的总理纵然有心相助，但面对历史形成的痼疾，亦无回天之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