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岭南割据（第2页）

正因为如此，早在任嚣出任南海尉时，即在乐昌傍武水、抵泷口处筑城并置备戍兵，时称“任嚣城”。当赵佗出任南海尉后，又援故例，在任嚣城的河对岸（即今乐昌市南2。5公里处），又修筑了一座“赵佗城”，用以隔绝通往岭北的险要水道。

佗城百姓街上的宗祠之一——骆氏宗祠

佗城保留下来的生活用具，传为赵佗所带秦军定居此地后制作并流传下来的

任嚣、赵佗之所以傍水筑城，除了河流为交通要道之一外，还在于越人习于水性，舟兵（即楼船兵）很有战斗力，水战对岭南有利。

当然，赵佗之所以傍任嚣城又修筑了一座“赵佗城”，除了水战的考虑外，还因为“秦新道唯此泷中（指武水的乐昌一段水域）最险，彼北从浈水、西从漓水以入者，险皆不及”。所以，于此筑城，不仅可以就近牢牢控制武水水道，而且还可以对湖南地理形势起一定的控制作用，阻止敌军由此南下；另外，“赵佗城”与“任嚣城”夹武水而筑，互为声援，不仅加强了乐昌附近的防卫力量，可以更有效地阻击敌军南下，还可以与附近的秦关防连为一体，形成较大区域的军事防卫区。秦三关中的湟谿关可阻击从湖南郴州沿涯水而下至广东边州的敌兵，乐昌两城则可阻击从湖南宜章顺武水而下的敌兵，收到“壮湟谿”的军事效果。

二、新筑仁化城

仁化也紧邻湖南，为防卫前沿之一，赵佗在仁化北130里而今城口处筑城。仁化之城，可以阻敌军南下，同乐昌两城可以“壮湟谿”一样，仁化城也可以达到“壮横浦”的军事效果。同时，乐昌、仁化两城的修筑还可防备从南安（今江西境内）间道和郴、桂直趋入粤的敌军。

三、广筑万人城

除了在毗邻边界之地修筑关防城池外，赵佗还命军民在稍靠五岭的岭南涯水、浈水交接处的涯浦关附近筑起了一座万人城。同时在清远筑万人城一座。

清远离番禺仅一天之路程，其北为英德，系两粤之孔道，北来之门户，地理位置也相当重要。为了守住这一门户，赵佗在此筑城，以利于清远的士卒北上驰援英德、南下屏藩番禺。

赵佗征战塑像

四、强化郡治番禺的防卫

番禺系南海郡郡治，也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赵佗要想割据岭南，势必要加强番禺的防卫。

首先，赵佗加固了任嚣时代所建筑的番禺城，这座城是秦汉时期岭南最早出现的城市。

其次，屯兵石门。石门是位于番禺西边北江的天然险要之一，明朝胡荣曾在《粤会堂记略》中称，“距番禺上流四十里，有山对峙曰石门”。可知石门系因两山夹江而得名，地理位置自然险要，也是交通（尤其是水路交通）的要冲，倘若石门被攻破，则番禺将无险可依凭，对如此险要之地，赵佗自然不会忽视，故他在石门驻屯了一支军队，以守卫番禺的北郊。

赵佗通过以上的举措，在岭南建立了以郡治番禺为中心的三道军事防线：最外面的一道防线主要是针对戍守边疆这一主旨而设，它以湟谿、阳山、横浦等秦关为主，又新建乐昌、仁化城，使得关、城连为一线，点面结合，交相呼应，互为犄角。这条防线的兵力最强。再往岭南内部为第二道防线，集中于南海郡中北部，以北江中游为中心，以英德、清远两座万人城与涯浦关夹江而布，形成了一个军事大三角，并配备了一定兵力。第三条防线则是石门要塞。

赵佗的防御，使得中原军队若要从北部陆地攻到番禺，就必须先破这三条防线，只有这三条防线得以突破，才可能抵达已经加固的番禺城下，由此可见赵佗在军事战略上的用心之良苦。

后来发生的战争证明，赵佗所构筑的军事防线是非常有效的。当赵佗称帝后，吕后即遣周灶等将领率兵前来征讨，而赵佗的南越国兵据岭上关防予以反击，终使汉军未能逾岭。

就在中原大乱，赵佗采取一系列措施实行割据构想时，处于桂林、象郡内的一些越人部族也随机而变，纷纷打出了独立的旗号。如后蜀王子建立了“西瓯骆裸国”，不再受南海尉的节制。同时，赵佗虽名为“东南一尉”，其实际控制之地不过为南海一郡，在桂林、象郡的统治力量则较为薄弱，这也是桂林、象郡越人部族趁天下大乱而纷纷自立旗号的重要原因之一。显然，若允许这些越人部族势力独立存在，就等于打开了岭南两侧的门户，使得赵佗已采取的绝秦关、守五岭等措施变得毫无意义，也将使划岭而守的割据计划化为泡影，面对这样的局面，必须对反对势力予以打击。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公元前205年，赵佗正式发兵攻打桂林和象郡。关于这次战争的规模和酷烈程度，《史记》《汉书》两书未做细致的描述，倒是晋人的《交州外域记》曾做过这样一段描述：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眉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越王，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

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路博德讨越王。……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

稍后的晋人著《广州记》亦载云：“交趾有骆田，……人垦食其田，名田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攻安阳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

以上两书所言，其神话色彩相当浓厚，显然不能作为正史，而只是民间传说，且这传说在时间上也有与史实抵牾之处。不过，透过这两条据传说而作的传记，可以让后人触摸到一些早已湮没的历史线索。正如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张荣芳、黄淼章两先生所言：当赵佗绝关自守后，曾派遣军队前往镇压岭南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势力，而正处于军事酋长制阶段的那个“安阳王”即是其一，这个“安阳王”和他的部族不服从赵佗的号令，甚至自举旗号，在一方小天地里称王称霸。对他的这个举动，赵佗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于是出兵征伐，其结果自然是赵佗取得了胜利，并得以“击并桂林、象郡”，扫除了反对势力，基本上恢复了秦所置的岭南三郡，实现了岭南地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