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强调尊重个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它使欧洲人在民主与科学方面都创建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后来,人文主义却越来越走入歧途:对人的过高估计把人变成了极端自负的、无所不能的神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便是一例。这样的人文主义认为人可以达到绝对完善的地步,自然不再像文艺复兴之初那样是受尊重之物,而仅仅是供人奴役、宰制的工具,此外就没有任何价值。人文主义变成了对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其结果是自然对人的报复:自然疏离着人、威胁着人。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已是众所周知的。正如一些当代西方思想界人士所慨叹的那样:西方人已从封建主义和教会神权统治下获得了自由(民主),却又堕入了物统治人的不自由;科学给西方人以驾驭自然的能力,却又可能是摧毁人自身的力量。许多现当代西方思想家已经不断地指出了这种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论或者说走入歧途的人文主义的危害,并进而对与之相联系的主—客关系式和主体性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指责那种把主体、自我夸大到疏离自然和君临于自然之上的人是“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海德格尔反对把人看成是自然万物的主人,他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在根本上没有主客之分、主奴之分,人不过是照料自然万物的牧羊人。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万物一体的融合是第一位的,主客关系是第二位的,西方的问题出在颠倒了两者的位置。
我们决不能亦步亦趋地按西方的步伐,先花几百年的时间补完主—客关系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哲学之课,等它的流弊完全暴露之后,再走西方现当代“后主体性的”哲学之路。我们应当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之合理处,即万物一体的高远的境界,避免其不重主—客关系思维方式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缺点,把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思维方式补充进来(也包括发掘和阐发中国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使两者相结合。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代替和排斥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当然不行,但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之优点与西方的主—客关系思维方式相结合,则是必由之路。中国的21世纪将是现代科学越来越发达的世纪,是知识和必然性越来越占重要地位的世纪,正因为如此,21世纪也将是一个更需要像尼采所说的那样用一种天人合一的“爱”来拥抱知识和敢于面对现实、肯定必然性的世纪。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既是积极进取、不断追求的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也是自由、超越、豪迈的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哲学。
[1]《左传》昭公十八年。
[2]《论语·八佾》。
[4]《论语·季氏》。
[5]《孟子·尽心》。
[6]同上。
[7]《老子》第25章。
[8]《老子·天地》。
[9]《荀子·正名》。
[10]《荀子·性恶》。
[11]《荀子·王制》。
[12]《荀子·天论》。
[13]同上。
[14]《荀子·解蔽》。
[15]同上。
[16]同上。
[17]《韩非子·解老》。
[18]《春秋繁露·阴阳义》。
[19]《郊祭》。
[20]《汉书·董仲舒传》。
[21]《基义》。
[22]《汉书·董仲舒传》。
[23]《论衡》。
[24]同上。
[25]同上。
[26]《晋书·王衍传》。
[27]同上。
[28]《老子注》第25章。
[29]《释私论》。
[30]《崇有论》。
[31]《庄子注》。
[3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