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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诸家年谱的董理（第2页）

其二云：

又按：章氏此信不记撰年，胡适之先生《章实斋年谱》系于五十七年壬子，并无明据。余考此信既言全书“计字二百三十五万五千有奇，为书凡二百卷”、“邵与桐校订颇勤”。是全书大体已经写定。又言“大约明岁秋冬拟授刻矣”，今据《瞿木夫自订年谱》乾隆六十年条，载先生为毕氏阅定考正，即于吴门开雕（原注：详本文明年条下），则章氏此书宜系于本年，庶几近之。[8]

正是以《瞿木夫自订年谱》为确证，于是陈鸿森教授记钱大昕乾隆六十年、六十八岁学行云：

是年，为毕秋帆校订《续资治通鉴》，即于吴门开雕。[9]

随后，鸿森教授又于该谱“嘉庆六年、七十四岁”条，全文引竹汀先生致冯鹭庭书，记录钱大昕婉言谢绝为刻竣之《续资治通鉴》撰序事。陈先生指出：“余意此殆先生借词耳。先生似不以其书为尽善，先前因毕氏之托属为审定，故勉应之耳。秋帆既卒，先生即将此稿还诸其家，而未刻之百七十卷，则不复为之校订矣。”[10]至此，有关钱大昕校订《续资治通鉴》事，得陈鸿森教授梳理，遂告始末朗然。

段玉裁亦为乾嘉大儒，尤以注《说文解字》而推巨擘。段先生晚年，学随世变，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业已进入总结阶段。汉宋会通之风初起，虽其势尚微，然唱先声者亦有懋堂先生。讨论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此实一甚可注意之现象。陈鸿森教授卓然睿识，在所撰《段玉裁年谱订补》中，于此特为强调。该谱“嘉庆十九年、八十岁”条，鸿森教授自陈寿祺《左海文集》卷4辑出谱主书札一通，予以全文征引：

恭甫大兄先生执事：伏惟侍奉万安，兴居多吉。今岁三奉手书，见赐《五经异议疏证》、《尚书》、《仪礼》诸经说，一一盥手洛诵，既博且精，无语不确。如执事者，弟当铸金事之。以近日言学者，浅尝剿说，骋骛猎名而已，不求自得于中也。善乎执事之言曰：“文藻日兴而经术日浅，才华益茂而气节益衰，固倡率者稀，亦由所处日蹙，无以安其身，此人心世道之忧也。”愚谓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申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贵乡如雷翠庭先生，今尚有嗣音否？万舍人乞为致候。江子兰札云，邵武有高澍然亦良，执事主讲，宜与诸生讲求正学气节，以培真才，以翼气运。大著尚当细读，以求请益。弟今年八秩，终日饱食而已，记一忘十，甚可笑也，安足以当执事之推许。玉裁再拜。

鸿森教授于引述此札后，以一语揭出其间所透露之重要学术消息云：“据此书，略可见段氏晚年之思想及其对当时学风之批评。乃近世论乾嘉学术者，颇多忽之不视，今亟宜表出之。”[11]

综上所述，整理和研究乾嘉学术文献，在推进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的研究中，其重要意义略可窥见。鉴于近一二十年间的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文献准备似嫌不够充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切实下一番工夫，或许是有必要的。谨以此向各位请教，如蒙赐教，不胜感谢。

[1]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卷首《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2]陈鸿森：《清儒陈鳣年谱》“乾隆四十七年、三十岁”条。

[3]陈鸿森：《清儒陈鳣年谱》“乾隆四十九年、三十二岁”条。

[4]陈鸿森：《清儒陈鳣年谱》“乾隆五十年、三十三岁”条。

[5]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嘉庆二年、七十岁”条。

[6]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7]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8《邵与桐别传》。

[8]陈鸿森：《钱大昕年谱别记》“乾隆五十九年、六十七岁”条。

[9]陈鸿森：《钱大昕年谱别记》“乾隆六十年、六十八岁”条。

[10]陈鸿森：《钱大昕年谱别记》“嘉庆六年、七十四岁”条。

[11]陈鸿森：《段玉裁年谱订补》“嘉庆十九年、八十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