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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庄氏学渊源之探讨（第1页）

三、庄氏学渊源之探讨

在迄今的乾嘉学术研究中，对常州庄氏学术的研究，尚是一个薄弱环节。清中叶的常州庄氏学，起于庄存与，中经其姪述祖传衍，至存与外孙刘逢禄、宋翔凤而始显。晚近学者论常州庄氏学之渊源，往往着眼于社会危机或权臣和珅之乱政，较少从学理上去进行梳理。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深入论究的问题。所谓社会危机或权臣乱政云云，如果用以去观察庄述祖以降之常州今文学，抑或恰当，而据以解释庄存与之《春秋》公羊学，恐怕难以联系得上。

关于这个问题，章太炎先生早年著《訄书》，从历史环境和学风递嬗着眼，有过概略的讨论。太炎先生说：

初，太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借，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至是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原注：案方苞出自寒素，虽未识程、朱深旨，其孝友严整，躬行足多矣。诸姚生于纨袴绮襦之间，特稍恬淡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他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靖，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兌》，徽章益分。阳湖恽敬、陆继辂，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俪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学相容。（原注：俪辞诸家，独汪中称颂戴氏，学已不类。其他率多辞人，或略近惠氏，戴则绝远。）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已熙**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诗》齐、《尚书》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郑《尚书》。然皆以公羊为宗。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喜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犹称说《周官》。其徒阳湖刘逢禄，始专主董生、李育，为《公羊释例》，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及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釆翼奉诸家，而杂以谶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也。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1]

继太炎先生之后，梁任公先生自今文经学营垒中而出，梁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于此有所论列。《清代学术概论》云：“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又云：“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2]

稍后于《清代学术概论》，梁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云：“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这两个人的著述，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这种新精神为什么会发生呢？头一件，考证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辈做完了，后起的人想开辟新田地，只好走别的路。第二件，当时政治现象，令人感觉不安，一面政府钳制的威权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渐渐解放，对于政治及社会的批评也渐渐起来了。”[3]

对于章、梁二位先生之所论，钱宾四先生恐怕并不甚满意。所以钱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只是吸取二家论究之合理部分，转而别辟蹊径，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

钱宾四先生探讨常州庄学之渊源，注意力集中于苏州惠学的巨大影响上。苏州惠氏一门，从康熙间惠有声肇始，经惠周惕、惠士奇奠立藩篱，至乾隆初惠栋崛起，四世传经，自成一派。关于惠氏一门学风，钱宾四先生归纳为“推尊汉儒，尚家法而信古训”。钱先生作出此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是两条，其一为惠士奇之论《周礼》，其二为惠栋之著《九经古义》。钱先生说：

天牧之论《周礼》，谓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讹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

钱先生又说：

及松崖守父意益坚，遂著《九经古义》，谓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原注：《九经古义述首》。又朱鹤龄书，尚有《易广义略》、《春秋集说》、《左传日钞》。《日钞》著录《四库》，其书多釆亭林《杜解补正》。定宇《左传补注》，即承是书而起，为《九经古义》之一部。）

以此二条为依据，钱先生遂作出上述归纳，并进而指出：“此所谓守古训，尊师传，守家法，而汉学之壁垒遂定。其弟子同县余萧客、江声诸人先后羽翼之，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发之。”（原注：王昶《惠定宇墓志铭》。）[4]

正是从对苏州惠氏学风及其影响的准确把握出发，钱宾四先生创立新说，提出了“常州之学原本惠氏”的主张。钱先生的论证，依次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表彰汉儒固是惠学之长，而唯汉是信亦实为惠学弊病。庄存与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则系承袭惠学流弊而来。钱宾四先生于此有云：“庄氏为学，既不屑于考据，故不能如乾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原注：汪中与毕沅书，自谓为考古之学，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王引之与焦理堂书，亦谓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王念孙《拜经日记序》，亦谓世之言汉学者，但见其异于今者则宝贵之，而于古人之传授，文字之变迁，多不暇致辨，或以细而忽之。惠学流弊，当时已多能言之者。）”

第二，庄存与姪庄述祖之为学，其究心明堂阴阳，亦在苏州惠学范围之中。钱先生说：“方耕有姪曰述祖，字葆琛，（原注：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七。）所著曰《珍艺宧丛书》，颇究明堂阴阳，亦苏州惠学也。”

第三，庄存与外孙刘逢禄之主张恪守“汉师家法”，更是惠氏遗风。钱先生说：“申受论学主家法，此苏州惠氏之风也。（原注：戴望《刘先生行状》，记嘉庆五年，刘举拔贡生入都，父执故旧遍京师，不往干谒，惟就张惠言问虞氏《易》、郑氏《三礼》。张氏为学，亦由惠氏家法入也。刘氏有《虞氏易言补》，即补张氏书。又有《易虞氏五述》。此刘氏之以家法治《易》者。）主条例，则徽州戴氏之说。又主微言大义、拨乱反正，则承其外家之传绪。值时运世风之变，而治经之业乃折而萃于《春秋》，（原注：因其备人事。）治《春秋》又折而趋于《公羊》焉。（原注：因其具师传、详条例。惠士奇论《春秋》，曰：‘《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暗室中。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穀有功兼有过。’此与申受专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异，然无害谓常州之学原本惠氏。）”

第四，刘逢禄著《春秋论》，阐发何休“三科九旨”，指为圣人微言大义所在，尤为苏州惠氏家法论之影响。钱先生说：“前乎申受者，有曲阜孔广森巽轩，（原注：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为方耕门人，而亦从学戴氏，为《公羊通义》，已不遵南宋以来谓《春秋》直书其事，不烦褒贬之义，然于何休所定三科九旨，亦未尽守。至申受，乃举何氏三科九旨为圣人微言大义所在，特著《春秋论》上下篇，极论《春秋》之有书法，（原注：上篇，针对钱竹汀《潜研堂集·春秋论》而加驳难。钱氏文例证坚明，而刘氏非之。此如庄方耕不斥《古文尚书》，实同为考证学之反动。近人乃认晚清今文学为清代经学考证最后最精之结果，则尤误也。）与条例之必遵何氏。（原注：下篇，针对孔巽轩《公羊通义》而发。何氏三科九旨不见传文，而刘氏信之。则以家法、师说之论为辨，此焦理堂所讥为据守之学也。常州公羊学之渊源于苏州惠氏家法之论，此等处最显。”《春秋论》上下二篇，载道光十年刊本《刘礼部集》卷3，无疑系刘逢禄著。今本《魏源集》所载《春秋论》上下二篇，一字不易，全文过录，视为魏源文，显然误植。

第五，庄存与外孙宋翔凤之论学，牵附明堂阴阳，亦系惠氏遗风。钱先生说：“宋翔凤字于庭，长洲人，亦述祖甥。（原注：生乾隆四十四年，卒咸丰十年，年八十二。）著《论语发微》，大意谓《论语》微言通于《春秋》，盖亦申受《述何》之旨。（原注：今《续经解》有宋氏《论语说义》十卷，乃《论语发微》之前稿。）又为《大学古义说》，以明堂阴阳相牵附。（原注：此吴学惠氏遗风也。）”

以上述5条为依据，钱宾四先生遂得出关于常州庄氏学渊源之结论：“要之，常州公羊学与苏州惠氏学，实以家法之观念一脉相承，则彰然可见也。”[5]

章、梁、钱三位先生之所论，尤其是钱宾四先生的解释，从宏观学风的把握上，为我们研究常州庄氏学的渊源，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至于深入进行具体研究，解决诸如庄存与何以要撰写《春秋正辞》一类的问题，则是三位先生留给后学的功课。以下，拟接武钱宾四先生的思路，就此试做一些努力。

同惠栋相比，庄存与是晚辈，他生于康熙五十八年，要较惠栋年少22岁。乾隆九年，惠栋撰《易汉学》成，率先揭出复彰汉学之大旗。翌年，庄存与始以一甲二名成进士，时年27岁。惠栋《易汉学自序》云：

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校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釆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然无复有存者矣。[6]

常州毗邻苏州，惠栋兴复汉学的倡导，庄存与随父宦游南北，当能知其梗概。

乾隆十四年，清高宗诏举潜心经学之士。惠栋为两江总督黄廷桂、陕甘总督尹继善保举，列名荐牍。十六年，因试期在即，惠栋深以不能如期入京为忧，就此致书尹继善，书中有云：

栋少承家学，九经注疏，粗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朴庵公，以古义训子弟，至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具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釆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唯《周易》一经，汉学全非。十五年前，曾取资州李氏《易解》，反覆研求，恍然悟洁靜精微之旨，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乃知师法家传，渊源有自。此则栋独知之契，用敢献之左右者也。[7]

此时庄存与正在翰林院为庶吉士，置身儒林清要，于惠栋之表彰汉儒经说，当有更深体悟。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庄存与以直隶学政条奏科场事宜，“奏请取士经旨，悉遵先儒传注”[8]，或可视为对惠栋主张的响应。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言，惠栋所述之汉儒诸经说，表彰汉《易》有惠栋，《礼》有江永及徽州诸儒，《诗》则有戴震，唯独《春秋》公羊说尚无人表彰。庄存与因之起而回应，亦是情理中事。

庄存与之发愿结撰《春秋正辞》，一方面固然是惠栋诸儒兴复汉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此时的清廷好尚和存与自身的地位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