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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1页）
四、余论
在中国古代，经筵讲学为文治攸关，素为帝王所重。清承明制，顺治九年定，每年春秋仲月，各举经筵一次。其后，经康熙、雍正二朝，历时数十年不改，遂成一代定制。高宗即位，一如其父祖，崇儒重道，阐学尊经，因而于经筵讲学尤为重视。乾隆五年八月，仲秋经筵讲毕，高宗曾面谕经筵讲官曰：
经筵之设，原欲敷宣经旨，以献箴规。朕观近日所进讲章，其间颂扬之辞多，而箴规之义少，殊非责难陈善，君臣咨儆一堂之意。盖人君临御天下，敷政宁人，岂能毫无阙失？正赖以古证今，献可替否，庶收经筵进讲之益。[1]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御史吉梦熊专折奏议经筵事宜，高宗就此重申：
讲官系朕简用大员，经筵讲章本应自行撰拟，期副献纳论思之义。乃故事相沿，竟有由翰林院循例属稿者。朕于讲官呈本时，尚为研讨折衷，著为经、书二论，务在自抒心得。而侍案敷陈者，顾以成言诵习，聊为塞责，可乎？该御史所奏，实为近理，嗣后将此明著为令。[2]
足见，在清高宗的心目之中，经筵讲学断非虚应故事。因而对于讲官事前所进讲章，他皆认真斟酌，撰为经、书二论，以期自抒心得。尽管诚如他所自述，“帝王之学与儒者终异”[3]，所以对于其经筵讲论，我们就不当如同学者论学般地去评判其是非。然而他在经筵讲坛上的讲论，实无异朝廷学术好尚的宣示。惟其如此，其影响又绝非任何学者之论学可以比拟。乾隆中叶以后，既然在庙堂之上，一国之君论学而屡屡立异朱子，辩难驳诘，唯我独尊，那么朝野官民起而效尤，唱别调于朱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叫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值得指出的是，清高宗确立崇奖经学格局的过程，也正是他将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的过程。高宗初政，鉴于其父为政的刻核寡恩，倡导广开言路，政尚宽大。然而曾几何时，宽松政局已成过眼云烟。乾隆八年二月，翰林院编修杭世骏试时务策，因议及“内满而外汉”的时弊，惹怒高宗，竟遭革职。[4]以之为肇始，从乾隆十六年八月至二十一年正月，高宗大张文网，以对伪撰孙嘉淦奏稿案、王肇基献诗案、杨烟昭著书案、刘震宇《治平新策》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和朱思藻辑《四书》成语案等的穷究和严惩，宣告了宽大为政的终结和文化桎梏的形成。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清高宗选择崇奖经学、立异朱子的方式，把学术界导向穷经考古的狭路之中。
附录：乾隆朝经筵讲学一览
乾隆三年二月《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尚书》“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
乾隆三年八月《论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尚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乾隆四年二月《孟子》“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隆四年八月《论语》“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尚书》“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乾隆五年八月《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尚书》“以义制事，以礼制心。”
乾隆六年二月《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尚书》“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
乾隆七年二月《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周易》“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乾隆七年八月《论语》“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周易》“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乾隆八年二月《论语》“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周易》“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乾隆九年二月《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
乾隆九年八月《论语》“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周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乾隆十年三月《论语》“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周易》“修辞立其诚。”
乾隆十一年二月《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尚书》“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乾隆十一年八月《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周易》“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