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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学习西方思想（第3页）

[45]《玄同先生与胡适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上编，27、28页。

[46]《钱玄同日记》，1921年1月11日。顾颉刚也认为崔述“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钱玄同对此评价道“真是一针见血之论”。《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80页。

[47]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30页。

[48]《钱玄同日记》，1923年4月4日。

[49]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1921年1月27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24页。

[50]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1925年12月13日，《古史编》第1册下编，231页。

[51]同上书，233页。

[52]同上书，232页。

[53]《钱玄同日记》，1922年7月15日。

[54]《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1日。

[55]《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23日。

[56]钱玄同：《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1921年11月5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41页。

[57]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1923年2月9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52页。

[58]同上书，52页。

[59]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1页，上海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本，1988。关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胡适在《章实斋年谱》中认为是说“六经皆史料”。钱玄同对此不赞同，认为有“增高解释之失，实在和《文史通议》全书都不相合”。见《钱玄同日记》，1922年12月11日。

[60]《考信录提要》卷上，崔述撰述、顾颉刚编订：《崔东璧遗书》，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1]《钱玄同日记》，1922年12月24日。

[62]《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12月7日，《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40册，298页。另，1925年钱玄同在《语丝》撰文，对十三经进行全面批判，其写作的一个原因是“而况近有这个大虫也者（指《甲寅》——引者注），力主小学读经，曾经说过，‘经典自有权威，异于公民课本；读经之效，在敦士习以挽颓风’，这样几句混话。他要谈经吗，老实不客气，这是我的拿手戏，我相信我谈得一定比他高明些”。由此可见，钱玄同批判儒家经典与当时政治的关系。参见钱玄同：《废话》，《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63]《钱玄同日记》，1921年9月18日。

[64]《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15日。

[65]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30页。

[66]《钱玄同日记》，1922年12月24日。

[67]《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15日。

[68]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9]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49页。

[70]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3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1]柳存人：《纪念钱玄同先生》，《古史辨》第7册（上），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2]钱玄同：《论诗经真相书》，1922年2月22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46、47页。

[73]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69～78页。

[74]钱玄同在1925年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宋以前除最无思想之博士和经师外，凡有思想之学者，并不认为是一物，如王充，如刘知几皆是也。刘知几只认《尚书》、《春秋》是史，决不连类而及《易》及《诗》（三礼倒是书志之源，但他没有说）。可见刘氏不以六经为一物也。自宋以后便不然了。经师学究且不论，以章实斋、龚定庵、康有为、夏穗卿、章太炎之高明，犹认为一物，或认为历史，则认六经皆史，或认为哲理，则六经皆哲理矣。这实在可笑极了。汉之古文说今文说尚不如此（唯崔东壁不认为一物，他不信孔子删定六经之说可谓有特识）。梁任公渐能打破，然而这还不太行，至胡适、顾颉刚始能大解放。”

[75]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69页。

[76]顾颉刚当时就称赞钱玄同对六经的真相和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说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实话”（《古史辨》第1册《自序》，54页）。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古历史的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我发现了好些自以为新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指《古史辨》——引者注）中由别人道破了。”其中郭沫若就提到钱玄同对于《易》卦的认识（参见该书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版）。脱稿于1928年春的钱穆之《国学概论》也论到“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对于钱玄同“论六经与孔子五涉，谓六经之配成，当在战国之末”的观点，钱穆也认为“虽同为论证未全之说，要其对经史上同为探本穷源之工作，同有可以注意之价值也”（见《国学概论》，330、3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现代学者李学勤先生认为古史辨的进步作用主要有三点。第一，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有助于冲破网罗，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第二，古史辨派对许多古代文献，甚至是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了重新审查，为繁荣文化事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三，由于古史辨及其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史观进行了一次扫**，从而为建立新的古代观开辟了道路（李学勤：《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参见《夏商周年代学杂记》，282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77]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1923年2月9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52页。

[78]《钱玄同日记》，1926年9月14日。

[79]《钱玄同日记》，1926年9月16日。

[80]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73页。

[81]钱玄同：《论春秋性质书》，1925年9月22日，《古史辨》第1册下编，275、276页。

[82]《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年3月4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