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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第1页）

钱玄同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

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157]但历来对这些对立面的研究不多。[158]本文选取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持反对态度的钱玄同为视角，讨论他对这一运动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思考，俾从另一个角度认识非基督教运动和钱玄同的思想。

一、反对非基督教运动

钱玄同（1887-1939年），祖籍浙江吴兴。近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陈独秀、胡适等共同编辑《新青年》，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之一。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发生伊始，钱玄同与北京大学的其他四位教授，率先反对。

关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的宗旨，当时几个具有纲领性的文件说得相当清楚：

（1）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说：“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有掠夺阶级，压迫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级、被压迫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由发生、成熟而将崩坏了。各国资本家不论是英、是日、是法，因而大起恐慌，用尽手段，冀延残喘于万一。于是，就先后涌入中国，实行经济侵略主义了。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的基督教青年会，无非是养成资本家底善良走狗。简单一句，目的在于吮吸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民众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159]

（2）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宣言》说：“……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人类本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反以博爱为假面具骗人。人类本是好生乐善的，宗教偏要诱之以天堂，惧之以地狱，利用非人的威权道德。宗教本是没有的，他们偏要无中生有，人造迷信；宗教本是假设的，他们偏要装假成真，害人到底。……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信教与非教，中无两可之地。”[160]

前者把基督教与西方列强的侵略联系一起，有较强烈的政治色彩，后者则对宗教本身做了全面的批判。二者共同点是，对基督教，进而对一切宗教，全面否定。

在《晨报》上发表的宣言和公电从3月20日一直刊登到24日。钱玄同读了刊登在《晨报》上的通电后，马上致书周作人。他说：“近来有什么非基督教的大同盟，其内容虽不可知，但观其通电（今日《晨报》），未免令人不寒而栗，我要联想及一千九百年的故事了。中间措词，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161]一千九百年的故事，指的是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悲壮之举，但也浸透了愚昧和无知。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学习西方的积极主张者，钱玄同担心再一次出现盲目排外事件，更忧虑这一运动给人们的信仰自由带来侵害。这样，3月31日，钱玄同与周作人、马幼渔、沈士远、沈兼士联名，由周作人领衔，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该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162]

钱玄同与其他四人反对非宗教运动的原因，在上面一段文字中表达得非常明确，就是担心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被破坏。[163]五教授的《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发表后，立即遭到非宗教阵营的批判和攻击。4月2日，陈独秀致函周作人、钱玄同等，认为《宣言》“殊难索解”，提出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与反对之自由，认为“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对运动中极端和激烈的态度，陈独秀认为“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对于周、钱等人主张信教自由，陈独秀认为“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求自由？”并劝五教授是“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方面礼物向强者献媚”。[164]6日，周作人答复陈独秀，说“我们承认这回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思想的第一步，所以要反对。这个似乎杞忧的恐慌，不幸因了近日攻击我们的文章以及先生来书竟证实了；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以恶声见报，即明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165]周作人同时发表《思想压迫的黎明》一文，文章以我们开头，代表钱玄同等四人的观点，文章写道：“我们主张信教自由，并不是拥护宗教的安全，乃是在抵抗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威胁，因为我们相信这干涉信仰的事情为日后取缔思想的第一步。……中国思想界的压迫要起头了。中国的政府连自己存在的力量还未充足，一时没有余力来做这些事情，将来还是人民自己凭藉了社会势力来取缔思想。……所以我希望以保护思想自由为目的的非宗教者，由此也得到一点更深切的反省。”[166]21日，陈独秀再致周作人，不同意周作人的“干涉信仰的事情为日后取缔思想的第一步”的观点[167]，五教授未再作答，双方争论由此告终。这一论争时间很短，也没有引起太多的交锋，但仔细思考，它却涉及了近代中国一些重要思想问题。

就近代而言，中国人的主要历史任务一是实现民族独立，一是实现民主，进而为中国的富强繁荣开辟道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首言民族和民权，就说明了这一点。民主主义以追求个体本位价值为基本内涵，而民族主义则以追求集体本位价值为目标。非宗教运动，以反宗教为媒介，高扬民族主义旗帜，对于反帝爱国，有其历史意义，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抓住和吸引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心，而使他们积极地参加运动。[168]但基督教毕竟是一种信仰，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并非一物，不能简单视为等同。不加分析地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造成舆论，去声讨一种信仰，势必妨害信仰自由。且运动的主张者不包容不同的意见，不与之做平等的讨论，更是有违思想自由的精神，无疑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的思想自由的损害。启蒙与救亡，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显示出矛盾的一面。在这一问题面前，钱玄同、周作人等更强调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而陈独秀等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则更注重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一面。他们之间的这一矛盾在新文化阵营的分裂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只是这次非宗教运动，让他们直接站到了对立的双方。

钱玄同在新文化阵营分裂后，继续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他在1921年6月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道，“布尔什维其颇不适用于中国。何也？因为社会压迫个人太甚之故。中国人无论贤不肖，以众暴寡的思想，是很发达的”。[169]不过，他从思想自由的观念出发，并不反对他人宣传社会主义。[170]钱玄同在辛亥时期，就曾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是有一定了解的。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个性解放并不矛盾，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民主之上的，只有经过民主的洗礼，个性的解放，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才能实现那种人与人自由联合的共同体——共产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钱玄同认为中国的个人远没有从社会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他不赞成在中国马上实行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式民主，其主要原因有前文所说的中国自由主义没有得到发展以外，还有他认为中国人程度不够。[171]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新文化阵营分裂后，钱玄同所继续关注的是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如何启蒙，如何实现个人的解放和自由。所以，他对于一切能导致个人自由丧失的事件非常警觉，非宗教运动虽然针对外国资本主义，但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对宗教，势必给个人的信仰自由造成威胁，如果宗教信仰自由可以随意破坏，那么，其他的思想自由也可以随意破坏。因此，钱玄同等人并不是站在维护宗教的立场上反对非宗教运动，而是站在保护思想自由的立场上，来反对和防止由此而来的对一切思想自由的干预和破坏。

在与陈独秀的争论中，周作人提出的“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也即是压迫”的观点，与此前钱玄同的思考是一致的，代表了钱玄同的思想。民主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但更强调保护少数人。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来自社会的外在强力，都会对个人自由造成伤害。陈独秀当时没有认清这一问题，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经历，促使他在民主与自由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他经过长时间反思，晚年在四川江津对民主问题做了深刻的思考，那已经是近二十年后的事了。

其实，就非宗教运动所提倡的反对帝国主义而言，钱玄同等人并不反对，这从他后来在五卅运动中发表的《关于反抗帝国主义》一文中可得到充分证明。周作人后来对此也有解释，他针对1924年后再次兴起的反对宗教运动说：“现在来反对基督教，只当作反帝国主义的手段之一，正如不买英货等的手段一样，那可是另一问题了。不买英货的理由，并不因为这是某一种货，乃是因为英国的货，所以不买，现在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如重在当作反帝国主义的手段，并不因为是宗教的缘故而反对他，那么非宗教的意见虽仍然在，但这里却文不对题，一点都用不着了。”[172]

二、反思新文化运动思想方式

陈独秀的观点难以说服五教授，但非基督教一方的观点和态度，却引起了钱玄同的思考。当时，非基督教一方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身份出现的。陈独秀，这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周作人和钱玄同的昔日《新青年》的同人，此时的非基督教运动的领导人，就以周、钱背叛了新文化精神而加以批驳。他在4月21日的再致周作人的信中这样说：“倘先生们主张一切思想皆有不许别人反对之理由，若反对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由，便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那么先生们早已犯过这种毛病，因为好象先生们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等，为什么现在我们反对基督教，先生们却翻转面孔来说，这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思想的第一步’呢？”。[173]是啊，反对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的确是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在五四时从事的事业。这里，显然，陈独秀是把非基督教运动视为与新文化运动反旧思想，神鬼、孔教一样的事业或者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事实上，从反孔教到反基督教，到反对一切宗教，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联系。[174]这样，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周、钱也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怎样看待新文化运动，怎样看待新文化运动中自己和昔日战友的所为和所思？

其实，在五四**过后，钱玄同就开始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1920年钱玄同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说：“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面所主张，也是二十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要是拿骂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175]骂王敬轩是钱玄同与刘半农为批判传统思想而演出的双簧，采用的是嬉笑怒骂，而非严肃的平等的讨论问题方式。钱玄同对自己的这一做法的反思，反映了他认识的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素来缺乏包容精神，孔子骂宰我，孟子辟杨、墨都是如此。汉以后，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影响了后来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发展。主张把一种思想定为一尊，而缺乏对异己的包容，也就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定式和思想方法。如同王元化先生指出的那样，“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是比观点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东西。它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随着时代的不同和社会条件的更易而变化，因此成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基因”。[176]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采取“必以吾辈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批判旧文学，而现在又以“向强者献媚”抨击五教授，不包容对非宗教运动的不同意见和思想，不与之做公平的讨论，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问题和对象，前者是批判阻碍中国前进的旧思想、旧文学，后者是要打倒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联系的基督教，但其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却是完全一致。陈独秀对待旧文学的态度，钱玄同曾绝对赞成，即使是稳健的胡适也认为这一态度对于文学革命的迅速成功有重要的意义。应该承认，这一激进的态度对于改革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这一态度中的思想方法却存在严重问题。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认为自己完全掌握了真理，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不许有相反意见存在和反驳，这样势必会限制思想自由的空间，破坏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势必导致专制主义。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钱玄同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者（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思想方法的反思的意义也在于此。

由于非宗教运动的刺激，钱玄同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方法做了进一步思考。1922年4月8日，钱玄同致书周作人，这封信可以说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信是由讨论如何对待陈独秀的来信而开始的，钱玄同表示，不必将陈的来信和周的复信发表。接着，钱玄同写道：“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来讲德莫克拉西、布尔什维其、马克思主义、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它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我们从前常说‘在四只眼睛的仓神菩萨面前刚刚爬起，又向柴先师的脚下跪倒’，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我在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因为这不是布尔什维其，真是过激派，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粟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而且这河恐非贾让能治，非请教神禹不可了。”[177]中国的列宁，指的是陈独秀。在这里，钱玄同提出改变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一个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极有价值的思想。

从包容、科学的思维方式出发，钱玄同在这封信中讨论了五四以来的新旧之争问题。五四新文化阵营的思想家基本上（不是全部）都把新与旧截然对立，视为完全不同的两极。如陈独秀就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宣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78]作为新文化阵营中的一员，钱玄同也是如此，他认为，“要打破矛盾的生活，除了征服旧的，别无他法”。[179]，他为推行新剧而主张废除旧剧，为向西方学习而要将中国书一概束之高阁，甚废除汉字。五四后，钱玄同对自己的激进态度开始反思。他在1920年10月致胡适的信中说：看见自己《新青年》的旧作，“辄觉渐汗无地”。[180]现在，面对汹涌而来的非基督教运动，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了。如何对待传统与现在的关系？这一问题在五四新文化阵营中，几乎是不存在疑问的问题，现在却是值得思考了。

钱玄同关于新、旧问题的新认识是通过对沈尹默的评论而体现的。钱玄同在4月8日致周作人的同一封信中继续写道：“他近来的议论，我颇嫌他过于‘笃旧’，不甚赞成。但我以为这完全是他的自由，应该让他发展。况且他对于‘旧’是确有心得的，虽他自己的主张似乎太单调了，但我还觉得他今后的‘旧成绩’总有一部分可以供给‘新的’，为资料之补充。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他们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181]这里，钱玄同超越了他自己以及新文化阵营其他思想家把旧完全对立的思维方式，认识到旧事物中有精髓的成分，科学地看待新旧关系，以包容的态度、全面的、辩证的方法看待新与旧的关系。当然，这种包容并不是完全地排斥斗争，此后的钱玄同对传统思想继续批判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钱玄同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并不是方向性的转变，而是对其所提倡科学民主精神的一种深化。[182]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曾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是形式主义，“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毛泽东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有向右的发展，有向“左”的发展。向“左”的发展变成党内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是对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反动，同时也是对五四运动消极方面的继承。[183]形式主义的根本问题还是思想方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玄同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

三、理性对待宗教

当非基督教运动全面否定基督教之时，钱玄同在《生命月刊》四月号上发表了《我对于耶教之意见》，阐述了他对基督教的看法。这个看法，是钱玄同用“科学的精神”、“容纳的态度”分析问题的一个具体体现。

（一）关于基督。钱玄同认为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倡导和实践、博爱、平等、牺牲各主义的伟人，是一个木匠——约瑟——的儿子，不是“圣灵感生”。钱玄同还评价基督道：“我以为基督的可佩服，是由于他打破旧习惯，自创新说，目空一切，不崇拜谁何的革命精神。”反过来，钱玄同批评基督徒，认为数千年来能实行基督教义的很少，因为他们只知道崇拜基督，而不敢以基督自居。

（二）关于基督教义。钱玄同认为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山上垂训》，托尔斯泰概括为“勿愤怒，勿**，勿起誓，勿以暴制暴，爱你的敌人”是基督教教义的精要之点。钱玄同用历史的观点看待《新约》。“凡《新约》中种种不合科学的话，我认为是一千九百年以前的人的知识，我们现在不可再去崇信遵守它，但也不必去谩骂排斥它——因为一千九百年以前的人只能有如此的知识，——尤其不可用近代发明的新科学去附会它。”“《新约》中对于道德的见解，有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我们也不可再去崇信遵守它，因为道德不是固定的，是应该‘因时制宜’的。《新约》中的道德见解是一千九百年以前的人规定的，正如《论语》中的道德见解是二千五百年以前的人规定的，拿现代的眼光来评判他们，虽未必一无可取，但决不是完全适用的。”关于《旧约》，钱玄同认为“它是古代的历史和文艺，与基督没有多大关系，正如中国的六经也是古代的历史和文艺，与孔丘没有多大关系一样”。

总之，钱玄同认为，“基督是古代一个有伟大和高尚精神的‘人’，他的根本教义——博爱、平等、牺牲——是不可磨灭的，而且是人人——尤其是现在的中国人——应该实行的”。不过钱玄同并不盲目地推崇基督，“但他究竟是一个古代的人，是一个世界尚未交通时代的人，他的知识和见解，断不能完全支配现代的社会。我们对《新约》，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不要有‘放诸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不惑’的观念”。[184]

怎样看待基督和基督教，这是历史学、宗教学、神学中都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关于基督和基督教的书，也是汗牛充栋。钱玄同既不同于宗教家那样从信仰的角度完全拥护基督教，也不同于革命者那样完全否定基督教，而是采用历史的方法、客观的态度，对基督教加以说明和评价，体现一种科学理性的精神。钱玄同对基督教的分析和理解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他的方法是科学的。可以说，这篇文章是非基督教运动中的一篇重要的文献。

周作人曾说：“民国以来号称思想革命，而实亦殊少成绩，所知者惟蔡元培钱玄同二君可当其选，但多未著之笔墨，清言既绝，亦复无可征考，所可痛惜也。”[185]钱玄同当时许多思想都没有写成论文，公开发表，而仅存于私人书信中，为后来的研究带来不便。加之在近代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比较注重对被认为是进步的人和事的研究，而忽视了对被认为是进步的对立面的人和事研究。所以，长时间来，学界没有对钱玄同在非宗教运动中的思考进行系统的研究。事实上，如果我们充分发掘史料，注重从多角度、多方面研究历史的话，则更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评价历史，对钱玄同关于非基督教运动的批评和思考的研究，就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和评价非基督教运动。

[1]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47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2]光汉：《甲辰年自述诗》，《警钟日报》，1904年9月7日。

[3]《刘光汉事略补述》，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1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4]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钱玄同文集》第2卷，1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对于此事，钱玄同在自编年谱1904年条中记载道：“其时思潮日涨，于四月二十五日断发，此亦当时思想进步之一征，然究以出门不便，只得缀假尾于草帽耳。六月渡申制西衣，因晤孟崇年等人，其时欲往谒刘申叔、蔡孑民而不可得。”《钱德潜先之年谱镐》（自编），1904年。

[6]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30～3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