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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第1页）

第二节“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

一

1908年春天后，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革命派中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也相应进入低潮，社会主义讲习会的重要人物张继离开日本去了法国，刘师培回国，投降了端方。钱玄同虽对无政府主义信仰未变，但关怀重点却有所变化。钱玄同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时说：“其时（1908年——引者注）与董特生、康心孚、龚未生、朱逖先、朱蓬仙诸人请太炎师谈小学，自是直至十六年之春，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44]

前面谈到，钱玄同1905年在上海时就受到《国粹学报》的影响。到达日本后，钱玄同进一步接受保存国粹的主张。他在1906年4月2日读毕一期《国粹学报》后在日记中写道：“保存国粹，输入新思想，光大国学，诚极大之伟业也。数年以来，余扮了几种新党，今皆厌倦矣，计犹不如于此中寻绎之有味也。”[45]辛亥革命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民族革命，在辛亥革命的时代大潮中，钱玄同对保存国粹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钱玄同认为保存国粹是反西方侵略、爱国保种的需要。他论述文字复古的原因时说：“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士生今日，诚能潜心正名之事，实为扼要之所在地。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借观印度、波兰，可为殷鉴。若云文字纵亡，语言犹在，未易废也，此亦不然。今之语言渐不典则，犹赖有文字以匡之，若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无往不可附也。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46]“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是当时国粹派的普遍认识，所以他们特别强调文化是民族救亡之本。注重民族文化，体现了国粹派对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

钱玄同认为保存国粹也是反满民族革命的需要。他说“余自一九〇七年（丁未）以来持保存国粹之论。盖当时从太炎□□□（原稿空缺——引者注）问学，师邃于国学，又丁满洲政府伪言维新改革之时，举国不见汉仪，满街尽是洋奴，师因倡国粹之说，冀国人发思古之幽情，振大汉之天声，光复旧物，宏我汉□□（原稿空缺——引者注）然。”[47]对此问题，他在1925年发表的一篇回忆当时思想状况的文章中说得更为清楚，“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可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48]

除现实政治斗争的考虑外，钱玄同主张保存国粹还有其深层的文化思考。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首技艺，次政制，与中国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曾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有着完整的文化体系和独特的文化形态，并曾长时期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中国自清代以来，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国文化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的机会，失去外部活力刺激，兼之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更使人们思想日益僵化。与经过14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欧洲文化相比，中国文化落后了。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开始向西方学习。西方文化的传入，势必影响中国文化的一尊地位。革命阵营中的一些知识分子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担心失去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此极力提倡保存国粹。国粹一语，意即民族精华。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感情上的眷恋，甚至有一种文化自大主义的倾向，他们也接受西方文化，但他们更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革命”、“共和”、“平等”、“人权”、“自由”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被人遗忘了，他们更愿意从传统中挖掘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去“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并在革命成功后，为中国人制定符合传统的行为规范。钱玄同就是这样的革命阵营中的一员。钱玄同对于东西文化时时刻刻做着对比。他在读了描写俄国虚无党的小说《昙花梦》后写下一段日记：

父子之情出于天性。东方学者提倡孝悌，实极有至理，断不能以“旧道德”三字一概抹煞。吾见今之维新志士及秘密会党，大率有标“家庭革命”四字而置其父母于不顾者，其甚者，有以父母为分吾利之人，为社会之蟊贼，可以杖逐，可以鞭驱者，而开口辄曰“四万万同胞”，是真所谓“世界有同胞，家族无伦理”矣。[49]

其后，钱玄同进而认为：

盖道德发达，我国究胜西欧耳。[50]

在宗教问题上，钱玄同认为中国也胜于西方：

中国宗教家惟墨翟可以当之。敬天、明鬼是其明证，但不谈天堂，苦身劳形而无所报，神州即宗教一端，亦高尚乃尔。虽人心不古，其教不昌，然固非西儒所及也。[51]

在男女平等问题上，钱玄同也认为中国优于西方：

盖论自来女子教育，惟中国古昔最得其平。虽有阳尊阴卑之说，但学《诗》学《礼》，无论男女、后妃、夫人、命妇、内子悉皆通《诗》、《礼》，男女真平等也。……今日之办女学者，果能行斯道而去其非者（如阴阳尊卑之说），是神州女学大兴，而为世界之冠，男女真平等矣。[52]

在文字问题上，钱玄同认为：

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53]

中西文之难易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54]

略看《英文汉诂·名物类》，未毕。两两相形，文法之简，固莫我国若矣。彼英文虽较法德文字为浅，然已繁于我矣。[55]

总之，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化胜于西方文化。因此，他对一切欧化采取“訑訑然以拒之”的态度。[56]自1908年4月至1910年5月，钱玄同师从章太炎，听章太炎讲《说文》、《庄子》、《汉书》、《文心雕龙》，受章太炎影响，他发愿自此“壹志国学，以为保持种性，拥护民德计”。[57]他在为《教育今语杂志》所写的《缘起》中，直接指斥接受西方文化的人，“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国文，芟夷国史，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己不得变于夷。语有之：国将亡，本必先颠。其诸今日之谓欤！”。[58]此段议论，反映了他对欧化的痛恨。

钱玄同主张复古、保存国粹，也与他的历史观有关。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认为中国学术文化是一步一步退化的。他在《教育今语杂志》中写道：“中夏立国，自风姜以来，沿及周世，教育大兴，庠序遍国中，礼教昌明，文艺发达，盖臻极轨。秦汉讫唐，虽学术未泯，而教育已不能普及全国。宋元以降，古学云亡，八比、诗赋及诸应试之学，流毒士人，几及千祀。”[59]他在日记中也曾慨叹中国文化之退步：“中国文明之备，果能循是发扬而光大之，不特不亡，且可永存昌大也。然声名文物，一坏于唐，再坏于宋，沿及元明，逮及本朝，虽中经乾嘉诸儒之提倡，而意只在考古，不在复古，且髡发左衽，形式已变，故学术虽复昌明，而仍无裨于实际。十捻以还，东西留学生，上海僮仆，学堂洋奴，相继辈起，首倡废国文，废旧书之论，而退率遂大剧。近来莘莘髦士，试作便条且多不通者矣，此诚可叹！”。[60]这种退化的历史观是促使钱玄同主张极端复古的又一个原因。

二

从上述认识出发，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回向古昔，并提出了师古、存古、复古但不泥古的较为系统的保存国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