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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视角的交汇 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兴起（第2页）

[11]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02-25。

[12]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说：“欧美大战后思想破产而向东方呼吁，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659页）；邓中夏则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说：“这一般新兴的反动派，我们替它取一个名字，叫做‘东方文化派’。”（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173页）

[13]转引自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7页。

[14]参见拙文：《从反省现代性到皈依马克思主义》，载《史学集刊》，2009（1）。

[15]戴秀陶：《独语》，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805页。

[16]戴季陶：《怀朱执信先生》，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292页。

[17]朱执信：《寄赠书籍》，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下），7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8]［美］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84～85页。

[19]［英］罗素：《中国问题》，153页。

[20]严复：《与熊纯如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6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严既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447页。

[22]［美］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83页。

[23]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见《孙中山选集》，2版，69页。

[24]化鲁：《李宁和威尔逊》，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3号，1924-02-10，1页。

[25]廖仲恺：《追悼列宁大会演说》，见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1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6]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338页。

[2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饮冰室合集·专集》（50），3页。

[28]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载《改造》，第4卷第5号，1922-01-15。

[29]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246页。

[30]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见《李大钊文集》（上），575页。

[31]瞿秋白：《饿乡纪程》，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656页。

[3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85页。

[33]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见《李大钊文集》（下），3页。

[3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7），2页。

[35]1917年初严复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指出：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外交失败所定条约多丧权辱国，“此而不改，恐中国永无出头”。（严复：《铸像之机》，见孙应祥等编：《〈严复集〉补编》，4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他呼吁“爱国诸公”抓住时机，勉力为之，当可传之不朽。严复当是最早大胆提出废约的中国人。1919年初梁启超在赴欧前发表演讲说：“中国应有发展之权利”，故其对于议和之方针，当在“消除一切不平等之关系”，包括要求打破各国在华的势范围、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与协议关税等。（梁启超：《梁任公在国际税法平等会之演说词》，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02-1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更明确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欧战后，废约运动日见高涨。

[3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饮冰室合集·专集》（50），1页。

[37]冯友兰：《论“比较中西”》，见《三松堂全集》，第14卷，23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依冯文，詹姆斯所谓的“意志信仰”说，“就是于两个辩证之中，挑一个与我的意志所希望相合的而信仰之”。这并非自欺欺人。它要具备以下条件：问题与人有关，且于目前的行为刻不容缓；答案的正负于行为的结果影响甚大，而双方都有充足理由，理论上不能证明是非。冯友兰认为，当时关于中西文化及民族性的比较，是不易说清的抽象问题；但其结论对国人的自信心，影响极大。“假使他知道中国文化好，他就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敢放胆前进；他若知道中国文化坏，他就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要因失望而丧失勇气。”所以，不妨借用詹姆斯的理论，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以提升国人的自信心，何况这并不影响我们正视别人的批评。（同上书，232～237页）所言未必精当，却足见时人如何重视提升民族的自信力。

[3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下册，40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