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节 理学和史学的相互影响（第3页）

说到具体的历史兴衰转变的机括，他又称这种机括为“枢机关纽”。论到战国时楚国灭亡时，他说：“大抵观一国之兴亡，有枢机关纽处。楚之所以亡，执政者众而乖，莫适任患，其枢纽机关在此，虽地以六千里，无一个担当国事人，安得不亡。然又须看其所以亡。……楚国人臣虽众，都无人把国事为己事，最为国之巨患，人主所当深忧。”[48]这就是要求从深层次上找出兴亡的原因，也就是他说的：“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49]在《左氏传说》中，吕祖谦又从历史盛衰互为联结上，具体分析战国时期的各国的历史变化，分析中原诸侯国的盛衰与周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的关联。这些都是吕祖谦史学思想中的深刻处。

历史兴衰的变动使历史的过程显现出阶段来，吕氏把这称作“节”。他说，看《左传》“须分三节看，五霸未兴以前是一节，五霸迭兴之际是一节，五霸既衰之后是一节”。[50]

在论及天人关系时，吕祖谦一方面强调天与理对历史兴衰的支配，说：“至理所存，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51]又一方面指出人事的重要作用。第一，统治的兴盛，靠人君的自强，这称作“依己”。他说：“为国者，当使人依己，不当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为自重，未有不穷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时而衰，不能常存，有时而亡。一旦骤失所依，将何所恃乎。”[52]第二，人君当识治乱大体，使谋臣人才得其所用。第三，要培养百年好风气。周朝文武成康涵养百年风气，才有一代忠臣义士，周代的盛世也由此而出现。第四，“物之祥不如人祥”，“物之异不如人之异”。吕祖谦虽没有否定灾祥说，但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

两宋时期的史学思想中的历史盛衰论，在吕祖谦那里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吕学”的博杂，在他的史学思想上也反映出来。这表现在他的“心学”的思想成分，也表现在给“灾异说”相当多的保留。

三、正统论和史书编纂

中世纪史学思想中的正统论，是一种先验的历史联系观点，它直接影响史书的编纂和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它和各种史书编纂体例、体裁主张合在一起，构成史书编纂思想。正统论肇始于三统五运说，历三国魏晋南北朝的争议而有所发展，而构成系统是在两宋。

欧阳修对正统的解释是“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53]。这是以尊王大一统的观点作为正统论的内涵。这同以夷夏之别来定正统不一样。以这样的观点看中国历史，他以为称得上是正统的王朝，有三类。第一类，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例如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各个王朝。第二类，“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如晋、隋。第三类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如“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东周时期，一统的局面不存在，但周天子仍是号令天下，所以是正统所在。有争议的是三段时期：周秦之际，东晋、后魏之际，五代之际。在这样历史纷争时节，怎样确定历史的统闰，各种意见大相径庭。欧阳修以为其间原因有两点。一是学者“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如写南北朝史的人，有的人“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为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推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这是为一己之政权作辩解，先立本朝为正统所在，然后上推统系相承的联系。有的更是相互诋骂。写南方的史书的人以奉朝为正统，称北方的政权不合法，是“虏”。为北方政权写史书的，则称南方的政权是“夷”。二是依五行运转说，强行编排。这种学说，“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此所谓溺于非圣之学也”。[54]其实，造成这种种曲说，都是“私己”之心，都是为自己争正统。这实际是史学的另一种属性，以历史说明其统治是合理的合乎天意的。欧阳修指出前代正统论的要害，一种是以天人相关理论，如五行说，编排统系；一种是以民族偏见确立统闰，或先立本朝为正统，再逆求统系渊源。

欧阳修认为中国历史上，正统是“三绝三续”。他说：

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唯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55]

这种正统“三绝三续”说，既可以贯穿尊王思想，又可以避免对历史作过多的曲解。欧阳修尊王思想的正统论，最终还是为赵宋王朝添上一个光环，论说“大宋之兴，统一天下，与尧舜三代无异”。

欧阳修写五代史，首先碰到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唐宋之间的五代的历史，给这个时期的历史以怎样的历史地位。宋人有人写五代史，认为后梁不得为正统，称“梁”为“伪”。这样的书法，遇到一个麻烦，赵匡胤承后周，后梁为伪，则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是“伪”，这岂不是骂到了宋朝皇帝老子的头上了。欧阳修发明正统“三绝三续”说，派上了用场，也就是说，五代时正统已绝，但不能把这一阶段的所有政权称为“伪”。对于梁，他说：“于正统宜绝，于其国则不宜为‘伪’。”[56]

欧阳修写《新五代史》，“不伪梁”的史法受到时人的讥刺，说这样的史法是在鼓励篡弑其君，有失《春秋》之旨。他对这样的批评，不以为然，欧阳修说，《春秋》的史法奖善惩恶，但《春秋》书法谨严，在传信求实。对于后儒从《春秋》中总结出一套书法义例，欧阳修批评这种做法，说：

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鲁隐公南面而治其国，臣其吏民者十余年，死而入庙，立谥称公，则当时鲁人孰谓息姑不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与诸侯盟会行师命将，一以公书之。于其卒也，书曰：“公薨。”则圣人何尝异隐于他公也。……故某常告学者：慎于述作，诚以是也。[57]

应该说明，欧阳修的学生徐无党在注《新五代史》中，大谈欧阳修作《新五代史》的书法，说何事“书”，何事不“书”，用什么字以示褒贬。对于这种做法，欧阳修是有看法的。他给徐无党的信中，说到以前的儒生总结《春秋》书法，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并且告诫学者，要“慎于述作”。这里面，欧阳修的态度是很明朗的。《新五代史》“动辄呜呼”，直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包括他的学生徐无党在内的一些学者发明欧阳修的史法，大多不合欧阳修的本意。学生曲解老师的学术精神，而且产生较大的影响，徐无党也是一个代表。《新五代史》值得世人重视的地方，是那种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以及质朴的文风。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58]

司马光以历史事实证明正统论之错谬，是一种求实的史学思想，又是一种开阔的民族思想。因此，他写史书重在论兴衰，而不在争正统。他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诫；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是大一统王朝，到了末期，王室子孙微弱，四方争斗也还是故臣，写这一段历史不应有所抑扬。南北朝、五代的时期，是“天下离析之际”，写这一阶段历史，不当分统闰，其记岁时年代，当从事实出发。“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59]。

司马光这种求实的史书编纂思想，据“功业之实而言之”，虽然合于“尊宋”的要求，但没有以天理之正、没有以《春秋》大义来评品历史，区分华夷，褒贬人物，在理学家看来，这是理之不纯的表现。范祖禹是司马光修史的助手，但是范祖禹写《唐鉴》，和司马光的思想有明显的分歧。《唐鉴》这部书和《资治通鉴》不同的地方，很重要的一点，是范氏的史法，他不承认武则天统治的合法性。唐中宗已经被废，中宗被迁至房州，范祖禹写这一段历史，以“帝在房州”为年号，来记时书事；视武则天的统治是“母后祸乱”。中宗被召回后，记年办法，书“帝在东宫”。范祖禹认为这样作史，才合于《春秋》之义。而《资治通鉴》把武则天统治的二十一年系于“则天皇后”纪年之中。司马光与范祖禹这种思想上的差异，过去在史学史的书中，不大说这一件事。这大约也是掩盖二者思想上的差异吧。

朱熹不满意《资治通鉴》，很重要的方面是司马光写史依据自己对正统的理解，不以天理之正的思想编纂史书，由此，又引发出他对史法、史例等问题的议论。他评《通鉴》，说：

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而不正其名；汉丞相（诸葛）亮出师讨贼，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寻检。[61]

在朱熹看来，《资治通鉴》有两大缺陷，一是不合于纲常、名分的史法，二是编排上眉目不清，难以检寻。他在《答刘子澄》的书信中进一步阐明。说：

近看温公论《史》、《汉》名节处，觉得有未尽处，但知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驱之也。……邪说横流所以甚于洪水猛兽之害，孟子岂欺予哉。[62]

朱熹认为离开“义理”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一种“邪说”。他批评《资治通鉴》出发点在此，驱使他改作《通鉴》的动机也在此。李方子作了概括，说：

至于帝曹魏而寇蜀汉，帝朱梁而寇河东，系武后之年，黜中宗之号，与夫屈原、四皓之见削，扬雄、荀彧之见取，若此类，其于《春秋》惩劝之法，又若有未尽同者，此子朱子《纲目》之所为作也。[63]

《通鉴》不合义理的地方，一是涉及正统观，司马光写史，“帝曹魏而寇蜀汉，帝朱梁而寇河东”，这不合朱熹的正统观。二是《通鉴》的书法不合《春秋》的惩劝之法。再一个是史书的编排上的问题。

《资治通鉴纲目》作者是朱熹，但门人也是尽了力的。《纲目》的《凡例》是否出自朱熹之手，有争议。但结合《文集》、《语类》等，可以肯定《通鉴纲目》及《通鉴纲目凡例》反映了朱熹的观点。

《通鉴纲目》、《纲目凡例》中的主导思想是明正统。《语类》中有一段记载：

问：《纲目》主意？

曰：主在正统。

问：何以主在正统？

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64]

在《语类》等文献中，朱熹的正统观很明显。他以为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两种情形。第一，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另外有两种情形，其一为“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如秦朝开初不是正统，秦始皇并天下后，方得正统。其他，西晋自泰康后才得为正统。隋朝在灭陈后，得正统。宋自太宗灭北汉后，始为正统。二是，“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蜀汉、东晋。因此，司马光称蜀汉对北方用兵，是“寇”，朱熹以为是明显不妥当、不合义理的说法。

朱熹说到他写《纲目》的缘起，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矣。”[66]这里说的“统正于下”，可以说是全书编纂的基本思想。至于《凡例》中列出七种统系的几十种书法，越演越繁。这种凡例是其门人所作，不完全符合朱熹的思想。揭傒斯说：“然言愈烦而义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67]

《资治通鉴纲目》行褒贬，但是朱熹反对字字寓褒贬的所谓的《春秋》书法。所以，《纲目凡例》繁琐的书法，同样不完全合朱熹的本意。关于《资治通鉴纲目》的特点，朱熹说：“盖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68]本书前面对此已作了评析，这里再作详细一点说明。从形式上看，《纲目》的特点是：（1）表岁以首年。其解释是：在大事发生的年岁之行外书写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则朱书以别之。（2）因年以著统。意思是：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甲子下书年号），非正统者两行分注。（3）大书以提要。即以醒目大字把这一年的史事以提要形式写出来。（4）分注以备言。简要地说，详注史事，辑录史论、史评。这样的编纂方法意图是：“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备载其言者，有因始终而见者，有因拜罢而见者，有因事类而见者，有因家世而见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之说，所著之评，而两公所遗与夫近世大儒折中之语，今亦颇采以附于其间。”

朱熹呕心沥血，吸收当世著述编纂的长处，会之于心，融合创作。创造这种编纂的形式，他的正统观转化为编纂思想，使史书更好地体现理学观点。一种编纂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总是反映一种学术观点，有时也是一种政治观点的折光。纲目体继纪事本末体后，成为史书又一种重要的编纂体裁，很能说明这一点。在两宋以后，这种体裁的史书为史籍中一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