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节 史学名家与名著（第2页）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武康镇）人。父璞，仕宋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因罪被诛。沈约自幼随母亲逃匿，不久遇赦；继而流寓，过了一段颠沛的苦日子，但读书很用功，《梁书》本传说：“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遂博览群书，能属文”。后来成为南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曾历仕宋、齐、梁三朝，为梁开国佐命元勋，累官至尚书令，领太子少傅。南齐永明五年（487年），奉命撰写宋史，第二年就完成了。沈约的《宋书》是在刘宋史官徐爰、苏宝生、何承天等旧作的基础上，加以删改整理而成，只有礼、乐、符瑞、百官等志是他的新作。《宋书》有帝纪10卷、列传60卷、8志30卷，合100卷。除《宋书》外，还著有《晋书》110卷、《齐纪》20卷、《高祖纪》14卷、《迩言》10卷、《谥例》10卷、《宋文章志》30卷、文集100卷，又撰《四声谱》，皆亡佚，只有《宋书》流传下来。

在南朝四史中，《宋书》的卷帙最大，体例也较完备，保存的史料也较丰富。《史通·书志篇》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记载了刘宋王朝60年间的史事，书中汇集了大量诏令、奏议、书札、文章，不少被整篇保存下来，为后世了解和研究刘宋的历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如《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谈到了当时租税徭役的情况和对人民的严重危害；《孔琳之传》《范泰传》《何尚之传》记载了钱币使用情况和改铸钱币的争议，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利用改铸钱币加紧对人民的搜刮和剥削；《谢灵运传》完整地收录了谢灵运的《山居赋》，为研究东晋南朝的大地主庄园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特别是书中的八志，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脉络清晰，所叙典章制度不限于刘宋一朝，而是上起三国，下迄宋季，甚至溯其源流远至先秦时代，从而弥补了陈寿以来史书无志的缺陷。如《乐志》记载了秦汉以来歌舞、乐器和杂伎的发展演变，保存了许多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及杂伎节目。《律历志》记载了西晋荀勖的十二笛律，是音乐理论的重要材料；收录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及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州郡志》则对三国以来南方地区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至刘宋时期侨州郡县的设置与分布情况，作了详细的记述。但八志中的《礼志》《符瑞志》《五行志》所占比例过大，特别是《符瑞》《五行》二志的宗教迷信色彩太浓，集中地宣扬了儒家的天命论思想，是《宋书》中的糟粕，而且志书中没有最重要的《食货志》，是一大缺陷。

（二）萧子显与《南齐书》

萧子显（489—537年），字景阳，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第十子。7岁，封宁都县侯；齐末，官拜给事中。梁初，降爵为子，累官至吏部尚书、侍中。大同三年（537年），出为吴兴太守，至郡未几而卒，终年49岁。子显自幼聪慧，容貌壮伟，身长八尺；好学，工文章，颇以才气自负，梁武帝称他“可谓才子”。著有《后汉书》100卷、《齐书》60卷、《普通北伐记》5卷、《贵俭记》30卷、文集20卷等。除《齐书》外，其他久已亡佚。南齐初年，萧道成曾命檀越、江淹等编集国史，萧子显的《齐书》多取材于檀、江二人的书稿，而他们的稿子和梁代沈约《齐纪》、吴均《齐春秋》都没能流传下来，现存南齐最早的史书就只有萧子显这部书了。宋朝人为区别唐代李百药的《北齐书》，改称萧子显的《齐书》为《南齐书》。

《南齐书》原60卷，《序录》1卷亡佚。今本59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0卷，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等8志11卷，记述南齐一代的史事。

萧子显是齐梁时人，以当代人记当代事，许多事情属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故书中所载史实较为真实可信，保留了不少原始材料。如齐初的检籍与反检籍，唐寓之起义，齐明帝大杀高、武子孙事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文学列传》记载了大科学家祖冲之的生平事迹与成就，以及陆厥与沈约论“永明体”的来往书信等，是科技史、文学史方面的重要资料。《州郡志》《百官志》等对于了解东晋以来南方的地理沿革、政治制度变迁及给客、土断等典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萧子显是齐高帝裔孙，不满意同族齐明帝萧鸾篡夺帝位，故书中于高、武之治，事多褒饰；于齐明帝诛高、武子孙，则奋笔直书，不遗余力，难免失之偏颇。另外，萧子显著《齐书》是经过奏请的，为了迎合佞佛的梁武帝，书中不免塞进了一些宣扬王命论的观点和“因果报应”的说教，这是应该批判的。

四、魏收与《魏书》

魏收（506—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河北宁晋县西）人。父为北魏定州（今河北定县一带）刺史，年少时随父赴边，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因遭人嘲笑，遂折节读书。他读书非常用功，《北齐书》本传说：“夏月，坐板床，随树阴讽诵，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以文才显于当世。北魏时，做过太学博士、北主客郎中、中书侍郎等官；因有“七步之才”，又受命典修国史。入齐，除中书令，兼著作郎，累官至尚书右仆射、中书监。天保二年（551年），奉诏撰魏史。魏收在北魏史官邓渊、崔浩、高允、李彪等所撰旧史的基础上，搜采亡遗，整理续补，历时四年而成。天保五年三月奏上《魏书》12纪、92列传；同年十一月，又奏上《天文》、《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凡10志20卷，合114篇，分为130卷。北宋时，《魏书》已散佚不全，缺26卷，残3卷，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史家杂取《北史》等书补成今本，仍分为130卷。今本尚有部分残缺，未经补缀。

《魏书》记载了自公元386年至549年间共160余年的史事，是一部北魏王朝兴亡史，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记述以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集团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史。尽管它有许多缺点，但能留存至今便说明其学术价值和重要地位，仍不失为一部史学名著。

《魏书》有自身的许多优点：首先，其内容并不芜杂，叙事详略得体，首尾有序，语言流畅典雅。唐李延寿著论称赞说：“伯起……勒成魏籍，追纵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18]李氏修《北史》，史实论赞几乎全取《魏书》，删削不过1／10；若《魏书》芜杂太甚，必大有改易，然多因袭之，是以深知魏收之书繁而不芜，详略得体，其言当最为可信。其次，持论平允，近于实录。《魏书》是在北魏各家旧史的基础上修撰而成，并非魏收一人之作；而北魏史家崔浩、高允、李彪诸人递居史职，皆有史才，善于著述，崔浩还以直笔见称。魏收既承袭旧史，成书的时间又短，必保持原书实录等风格，如《尔朱荣传》叙荣举兵弑君，发动“河阴之变”，纵兵酷戮朝臣，铸金为己像不成等僭越行为，凡诸大事莫不书之，无有遗漏。细读各传，此等实录甚多。所谓魏史不实之言，难以令人信服。《魏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收集的史料相当丰富，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记载了一些极重要的典章制度。如《李安世传》载安世上均田疏，如《张普惠传》载普惠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有助于人们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的赋税剥削的了解。《食货志》记述了均田令、三长制和租调制，是研究北魏至唐中叶三百年间封建土地制度发展、演变的基本材料；关于货币的记载，又是了解北魏境内各地社会经济情况的素材。《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对于了解拓跋部的历史及孝文帝改革大有助益。《释老志》则记述了当时中国北方佛道二教的传播、发展和盛行等情况，深刻地揭示了寺院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对寺院奴隶与依附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现实，这不仅是研究寺院经济的重要材料，也加深了人们对北魏整个剥削制度的认识。

魏收因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在书中不免过多地宣扬“天命”论和佛教的轮回报应，赞赏崔、卢、李、杨等门阀大族的赫赫家世和他们的家规、门风。在叙事上也颇有疏漏之处，如《食货志》不记徭役负担，《官氏志》记官府部门和官吏职司不清，等等，这些都是不足之处。但不能因此而求全责备，更不能全盘否定《魏书》的重要价值。

五、《华阳国志》、《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

（一）常璩与《华阳国志》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县东南）人，生卒年月不详。初仕成汉李氏，为散骑郎，掌著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桓温伐蜀，灭李势，以璩为参军，随至建康。大约在永和十一年（355年）以前，撰成《华阳国志》一书。

刘备像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优秀地方志著作。全书共12卷，附录1卷，约11万字。其篇目曰《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晋统一）志》《李特、雄、寿、势志》《先贤士女赞》《后贤志》《序志》。从篇目看出，该书记述了以益州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以及公孙述、刘焉、刘备、李特等事迹。所述史事的时间上起巴蜀二国的传说时期，下迄公元347年李氏成汉政权的灭亡；所述地理范围包括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陕西、湖北各一部分。

该书采取以地理志、编年体与人物志三者结合的编撰形式，叙述有法，史料丰富，内容翔实。书中既有大量的古代氏族、地理沿革、政治经济、风俗民情等重要史料，如巴蜀古代史事，李冰修筑都江堰事，诸葛亮征南中经过，西南各少数民族之历史、风俗等；又收录了西汉至东晋间梁、益、宁三州各类男女人物近四百名。因此，这部书不仅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的重要著作，亦可补正史人物传记之不足。其主要缺点在于，过多地渲染了本地所谓“耆旧先贤”“忠臣烈女”之言行业绩，不免流露出作者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二）郦道元与《水经注》

郦道元（469？—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出身官宦世家，曾祖郦绍、祖父郦蒿都在后燕任太守之职；父郦范，仕于北魏，累官至青州刺史、尚书右丞，赐爵永宁男。道元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父亲的青州刺史任上度过的。长大后，历仕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三朝，先后出任治书侍御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为官素有严猛之称，遭朝贵忌恨。孝昌三年（527年），出任关右大使，被叛臣萧宝寅杀害于阴盘（今陕西临潼县东）驿亭。所著《水经注》40卷，今存；另著有《本志》13篇、《七聘》及诸文，皆亡佚。

道元好学博闻，历览奇书，尤喜《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及三国魏人桑钦《水经》等地理著作。他觉得这些书简而不周，不尽如人意，决定选取《水经》为蓝本，为之作注。为了撰写《水经注》，他寻图访赜，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涉土游方，足迹遍及长城内外，黄河、淮河以北。注文引用了437种古籍文献及实地考察所得的大量碑刻材料，凡北魏以前地志，几乎囊括殆尽；除为原水道作注外，新补充记述的水道达1252条，比原书增加8倍多；注文共约30万字，比原书多出20倍。

《水经注》

《水经注》是一部以历史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地理名著。清末学者王先谦说：“道元为书之旨在‘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19]注文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了水道所经之山陵原隰、城邑乡聚、关津亭障、庙宇碑刻及其历史地理沿革，以及地方特产、矿植物资源、农田水利设施，乃至地震等自然灾害，就连人物故事、神话传说、歌谣谚语也无不旁萃曲收，其内容之丰富，记述之翔实，实旷古未有。

在历史地理方面，《水经注》系统地记述了水道的源流和变迁，并详尽地记述了郡县的沿革、城市的盛衰以及历史古迹、民间传说等。如在《水经·谷水注》中，对洛阳金墉城及其沿革的记载；在《浊漳水注》中，对曹魏和后赵故都邺城的记载；在《渭水注》中，对西汉、前秦故都长安的记载等。书中对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和居民点，大部分都记载了历史沿革。

在经济地理方面，注文对各地特产、矿植物资源记载特多，如山西平城的煤，蒲城县的佳酿桑酒，陕西鸿门县的天然气，湖县夸父山的竹箭、铁、玉，土军县的骏马，汉水著名的鳠鱼、鲋鱼，四川宜都县的柚，等等。《河水注》中对上郡高奴县和酒泉延寿县的石油记载尤详，对山东东阿县的特产阿胶、缯缣记载也极为具体。与此同时，注文还记载了铁、铜、金、银、锡等多处冶炼工场及设备，介绍了井盐、池盐、石油、天然气、煤、金、雄黄等矿产的开采技术和运销范围等。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古代经济史资料。

清代地理学者刘献廷评《水经注》说，郦道元“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源委，支派出入之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20]。

《水经注》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一颗光华闪烁的明珠，其重要地位和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但由于郦道元生活于南北纷争之世，出身官宦世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水经注》不免有某些不足之处，并非尽善尽美。道元足迹遍及北方，南方诸水却未能目及，故对北方水道记述详尽，而所述江淮沔汉诸水则时有纰缪；书中还掺杂不少迷信传说和鬼神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部巨著的科学价值。

（三）杨衒之与《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又作阳衒之或羊衒之。北平郡（今河北卢龙）人。历仕北魏、东魏，曾任奉朝请、抚军府司马、期城郡太守、秘书监等官。《魏书》没有给他立传，故其家世、生平事迹不详。

杨衒之原本居住洛阳，曾目睹洛阳城的繁华与寺观庙塔之雄伟壮丽。永熙末（534年），东西魏分立，东魏迁都于邺，诸寺僧尼随同迁往；接着，东西魏连年战争，洛阳城被破坏得不成样子。武定五年（547年），衒之因差役重返洛阳，这里已是“城廓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到处是一片疮痍满目的凄凉景象。他抚今思昔，不免“黍离之悲”。为了记述洛阳城及其佛寺的盛衰兴废，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成败得失的不胜感慨，写成了《洛阳伽蓝记》一书。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记述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废的著名地志，是北朝三大杰作之一。全书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5篇；又以40余所著名寺院为纲，兼述里巷、方位、名胜古迹及大量的政治、经济、人物、风俗、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内容，保存了极为重要而丰富的历史资料。

该书首先以大量的笔墨详细地描述了北魏迁都洛阳后，王侯贵臣、庶士豪家不吝资财，大兴佛寺的情景，以及城内外佛寺林立、雄伟壮观、奢侈豪华的景象，正如书中序言所说：“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这段文字生动地反映了北魏后期佛教的盛行和封建统治者因佞佛所造成的巨大奢靡浪费，以及对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严重危害。

书中又以大量的事实，深刻地揭露了鲜卑贵族骄奢**逸的生活，并予以无情的鞭笞。如《城西·法云寺》条描写了皇宗所居的王子坊：“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屋，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其奢靡之极正如元琛所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如此深刻的揭露，在正史中是难以见到的。

书中还记载了不少重大的政治事件，如北魏末年，领军元叉和宦官刘腾的专权，尔朱氏跋扈与尔朱荣发动的“河阴之变”，孝庄帝谋诛尔朱荣，北海王元颢争夺帝位，等等。这些事件描述得详尽具体，绘声绘色，深刻地揭示了北魏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与斗争，反映了北魏统治的岌岌可危。

此外，书中还有许多人物生平事迹的介绍，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另有大量关于南北民情风俗、民歌民谣、乐舞杂伎幻术、文学知识等内容的记载，为社会学、文学艺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洛阳伽蓝记》又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其文体接近骈俪，叙事宛转有致，情节动人；文辞优美秀逸，语言简洁生动，表现出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