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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史学名家与名著（第1页）

第二节　史学名家与名著

伴随着史学的兴盛发展，一批史学名家应时而出。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以自己出色的史学才华，相继撰写出一批体裁不同、风格各异、内容丰富的史学名著。完整地留存至今的纪传体断代史名著有：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这五部作品全部归入正史类，尤以《三国志》和《后汉书》最为著名，备受后世赞誉，堪称不朽之作。编年体断代史名著有袁宏《后汉纪》，在当时诸家后汉史中号称精密。地方志名著有常璩《华阳国志》，又是一部有名的地方性通史；历史地理名著有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这两部书与贾思勰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并称北魏三部杰作。刘义庆《世说新语》及其刘孝标注，则是杂史体史书中的佼佼者。

这些名著或以叙事见长，或以评论称著。记人物，评史事，叙山川，说民俗，谈寺观，内容极为丰富，是我国史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一、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一）陈寿与《三国志》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好学，师事同郡古史学者谯周，聪敏多识，富于文采。蜀汉时，出仕为观阁令史；晋统一后，仕佐著作郎，迁著作郎，兼领巴西郡中正，中间还一度出补平阳侯相。他一生仕途坎坷，在蜀时因不愿谄附宦官黄皓，屡被谴黜；入晋后又多遭非议，数被贬责，沈废累年。晚年，官至治书侍御史，郁郁不得志。公元297年，病逝于洛阳，终年65岁。陈寿虽有才学，但因西晋朝政腐败而备受压抑，常璩《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

陈寿所著史书甚多，有《益部耆旧传》10卷、《古国志》50卷，编定《诸葛氏集》24卷，都已亡佚。所著《魏书》《蜀书》《吴书》，合称《三国志》，共65卷，现存；另有《叙录》1卷，亡佚。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以曹魏为正统，对于魏国的君主如曹操、曹丕、曹叡等皆作纪，列为武帝、文帝、明帝诸纪；而对蜀、吴的君主如刘备、孙权等，则立为传。全书记述了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失败后，至280年西晋灭亡，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挈这段历史的大事，如黄巾的兴亡，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的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以及魏晋的兴替、蜀政的变化和吴政的危机，等等。魏、蜀、吴三书主要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分叙三国由创业、发展到衰亡的历史。

陈寿的“良史之才”，就是指他“善叙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这“铨叙可观，事多审正”八个字可作为“善叙事”的最好注脚。陈寿叙事，一是简洁，无繁冗芜杂之弊；二是取材精审，不妄下笔。如《武帝纪》写曹操身世，只简单交代其父祖姓名、官职，寥寥数语，而裴松之作注则至数百言；《文帝纪》叙曹丕禅代，只用了一篇不到二百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了出来，裴注引《献帝传》载禅代的表奏册诏竟达20余篇之多，洋洋万言。陈寿叙事于简洁之中，往往能生动地表达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如《蜀书·先主传》载：“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鲁肃传》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鲁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短短两段文字总共不过70余字，便将曹操的傲慢和刘备在当时局势中的分量成功地表达出来。又如《蜀书·关羽传》载：“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段简短而精彩的描绘，将关羽好摆老资格、耻为人下的性格特点刻画得入木三分。

诸葛亮像

陈寿作《三国志》，取材审慎斟酌，下笔不苟。试以《蜀书·诸葛亮传》为例：关于刘备与诸葛亮初次相识的经过，鱼豢《魏略》与司马彪《九州春秋》都说是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陈寿不取此说，而根据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故记载此事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征南中事，习凿齿《汉晋阳秋》载诸葛亮如何七擒七纵孟获，“南人不复反”，未免夸大其词，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陈寿亦不取，只说：“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当时又有一种传说：诸葛亮北伐屯于阳平，城中兵少，司马懿率军20万经至城下；诸葛亮巧摆空城计，吓退司马懿。这个传说既不是事实，也不合情理，陈寿弃之不取。又如《吴书·孙策传》关于孙策之死，虞溥《江表传》、干宝《搜神记》都以为是孙策杀道士于吉的报应，陈寿独以为是妖妄，削而不书，仅载孙策出行，为许贡宾客所射，中创而死。这样的例子很多，足见陈寿取材的审慎态度。

《三国志》虽称名作，但也有不足和缺陷。全书只有纪、传，而没有志，给后世了解三国典章制度带来许多不便。书中所作诸传甚多，照顾的方面也很广，大凡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科技文化上有贡献者，皆网罗其中，或立专传，或作附传，但却遗漏了一些重要人物，如张仲景与华佗都是建安年间的名医，华佗立有专传，张仲景却无传；马钧是当时“天下之名巧”，也没有给他立传。故刘知几《史通·人物篇》批评陈寿“网漏吞舟”是有道理的。此外，叙事过简，曲笔太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书的质量。

《三国志》作为一部史学名著，得到了后世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宋代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9]清代钱大昕称：“陈承祚《三国志》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吾所以重承祚者，尤在叙事之可信。”[10]

（二）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出身世代为官的士族大家庭，自幼读书，8岁学通《论语》《毛诗》；后来博览典籍，学业精进。20岁开始为官，东晋时历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尚书祠部郎、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刘宋时，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出任永嘉太守，南琅邪太守等职，封西乡侯。宋武帝刘裕称“裴松之廊庙之才”。宋文帝刘义隆嫌《三国志》过于简略，乃令松之为之补注。松之集传记，增广异闻，精心撰述，于元嘉六年（429年）七月写成《三国志注》，上奏朝廷。宋文帝看后夸赞说：“此为不朽矣！”[11]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松之年八十，奉命继何承天撰写本朝史，但未及动笔便去世了。

裴松之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宋元嘉起居注》《裴氏家传》4卷、《集注丧服经传》1卷、《裴松之集》13卷等五种，但都亡佚了，只有《三国志注》留存至今。

《三国志注》的内容，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作了概括，大体为补缺、备异、矫妄、论辨四类。所谓“补缺”，就是补充陈书不曾记载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这是裴松之注书的重点；“备异”是将各家史著中互不相同，甚至对立的记载一并收入，经过比较鉴别，能判断的则写出结论，不能判断的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判断；“矫妄”就是引举史实以纠正陈书中的明显错误，“论辨”则是对某些史实的考辨和评论。清人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将其归纳为六个方面，“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缺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实，这不过是对四类问题的扩充。

以往学者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褒贬不一。贬者如唐代刘知几责其“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12]。褒者如明代胡应麟赞其“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良臣，古之益友也”[13]。亦有褒贬相兼者。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否认，裴《注》有征引太博、不免芜杂的缺点，但总的说来，不失为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名著。

裴《注》的成绩是巨大的，其主要价值在于广辑资料，提供了大量的具体史实，不仅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历史知识，而且为后世了解和研究三国史带来极大的便利。如在重大历史事件方面，曹魏屯田是当时经济领域中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陈寿《三国志》仅在《魏书·武帝纪》和同书《任峻传》中有简略的记述，总计不过50余字，使人难知其详；而裴松之分别在《武帝纪》中注引王沈《魏书》，在《任峻传》中注引《魏武故事》，共补充了近330字，这就使人对曹操屯田之原因、目的、具体措施及效果有了完整的了解，解决了有关屯田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在重要历史人物方面，王弼是魏晋之际的玄学名家，陈寿不为之立传，只在《魏书·钟会传》后用寥寥20余字介绍其生平事迹，极为疏略；而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补充了750余字，详细介绍了王弼的生平事迹及思想学说，为哲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又如马钧是当时的大发明家，陈寿在书中只字未提，裴松之却十分重视，除在《魏书·明帝纪》中注引《魏略》述其制作外，还在《魏书·杜夔传》中注引傅玄序文，全面介绍马钧的生平事迹及创造发明，并给予高度评价，全文多达1200余字。马钧赖裴《注》得以垂名后世，中国古代科技史也因此而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民族关系方面，陈寿虽在《魏书》中立有《乌丸传》《鲜卑传》《东夷传》等，但皆语焉不详；裴《注》作了许多重要的补充，保存了不少民族史的珍贵资料。此外，裴《注》在文字注音、释义、校勘及考辨史实讹误等方面也颇多精到之处，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范晔与《后汉书》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县），居家山阴（今浙江绍兴市），遂为会稽郡山阴人。祖父范宁，仕晋为豫章太守；父范泰，刘宋初累官至侍中，地位显赫。范晔乃范泰之庶子，是母亲在厕所把他产下的，出生时额部被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在士族社会里，嫡庶之别是家族内部不可逾越的大分，范晔的出生表明，这个庶子刚出世时在这一士族名门中所遭遇的耻辱。他从小多才多艺，《宋书》本传说：“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但显露出的才华反而惹得哥哥范晏的厌恶，说：“此儿利进，终破门户。”

范晔因出继从伯弘之，得袭封武兴县五等侯。21岁开始做官，始为刘裕相国掾，历官彭城王刘义康冠军将军府参军、右军参军、尚书外兵郎、秘书丞、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等，最后官拜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因受孔熙先等人谋反罪的牵连，被捕入狱；同年十二月被杀，时年48岁。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35岁时始撰《后汉书》。这年冬天，因小事触怒彭城王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其书原定10纪、10志、80列传，合为100篇，直到被杀时，诸志尚未脱稿，写成的部分也陆续散佚。梁代刘昭为弥补范书无志的缺陷，遂将司马彪《续汉书》中的8志抽出，分为30卷以合范书。现存范晔《后汉书》共10纪、80列传、8志30篇，合120卷，唐代李贤等人为之作注。

范晔的其他著作，有《汉书赞》18卷、集15卷、录1卷、《百官阶次》1卷等，皆亡佚。

《后汉书》记述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200多年间的历史。10纪居前，前9纪是以东汉诸帝为中心的大事纲要，第10纪为帝后立传，称皇后纪。次为80列传，按时代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采取言行趣舍、以类相从的方法。列传一至三，记两汉之际起义和割据的领袖人物；四至十二，记光武帝时的宗室王侯和号称中兴二十八将的开国功臣；十三至四十二的传首人物是明帝、章帝、和帝时的大臣，分别以行止相近的人物或子孙合传；四十三至五十三的传首人物是安、顺二帝时的人物；五十四至六十五，记桓、灵、献三帝时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为杂传，分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九大门类；最后六篇是周边各族及邻国的列传。

范书的突出成就是在论、序、赞方面。他自己颇为得意地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14]范晔之言并非夸大其词，观其书当知言之不虚。

《后汉书》的纪传部分差不多每篇都有论、赞，有些还在前面作有序论。范晔便通过序、论、赞的形式，评论史事和历史人物，并对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综述，予以讽喻或感慨，从中可看出其史学的特点。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和《宦者列传序》是范书中的著名史论，各有独到之处。中兴二十八将论深刻地论述了秦、西汉开国之君重用武人，“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的严重弊端：“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结果不但对功臣不利，会断送他们的身家性命，同时也有碍吏治，不利贤才的选拔。与此同时，他充分肯定光武帝以前事为鉴，对功臣不广封茅土，不给实权，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的明智做法，指出这样做，既可使功臣“以功名延庆子孙”，又“必广招贤之路”。范晔站在历史的高度，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对后世君主不无启迪作用。《宦者列传序》及后论，既着重论述了宦官之祸，揭露其“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的罪状，又阐述宦官得势的由来及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范晔虽然还不懂得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但也说出了东汉衰亡的一些直接原因。《党锢列传序》论述了春秋以来士习的变化，特别详述了桓、灵二帝时党人的活动和两次党锢事件，并深刻地分析了汉末清议形成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说：“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清代学者王鸣盛著论盛赞说：“《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成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15]范书中的赞不但概括出了东汉王朝许多政治大事，而且语言干练，处处有新意。范晔认为“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通过纪传中的论、赞，其“正一代得失”的史书编撰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思想内容上，范书也有许多可贵之处。范晔是南朝杰出的无神论者，他不信佛鬼，主张神灭论。常说：“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因遇害而未能完成。临刑前还对人说：“寄语何（尚之）仆射，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表达了对这位阴谋杀害自己的佛教信徒的愤懑和不屈斗争。范晔不信佛鬼的思想在《后汉书·西域传》后论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首先指出：“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即印度），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班勇只是记载了西域的风土人情，并没有传述“精文善法、道达之功”；后来关于佛道“神迹诡怪”“感验明显”的事，是张骞、班勇没有听说过的，只不过是后起的说法，“何诬异之甚也”！接着指明，因为佛教宣扬“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为士大夫们所爱尚；但它的理论是荒诞不经的，方法是诡辩的；它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是没有道理的，“故通人多惑焉”。由于文章简短，范晔没有充分进行论证，但也集中了当时反佛的论点。

对于东汉盛行的图谶迷信，范晔也抱着严肃的批判态度。他指责李通说谶是“亿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汗灭亲宗，以觖一切之功”[16]。他认为光武帝以后，儒者争学图谶兼附以妖言，是由于时主的崇尚。他为唯物论思想家桓谭立传，赞扬其“极言谶之非经”“非圣无法”的战斗精神。又在《张衡传》中详载张衡论图谶疏，借以揭露图谶的欺伪性。

对于阴阳禁忌、方术等，范晔也一概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方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17]，不过是为了逢迎世主以取禄位而已。范晔生活于佛教迷信盛行的南朝，敢于批判图谶，否认佛鬼，表现了一个无神论思想家可贵的战斗精神。

范书在体制方面也多有创新，下节另作详述。

当然，范书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如目录编排次序尚欠斟酌，《方术列传》把大医学家华佗与方士并列，压抑豪强、大兴水利的良吏许扬也混于其中；全书的文学色彩过于偏重，不利于揭示历史真实；符瑞、气运、阴德等封建迷信也时有记载，反映了范晔无神论思想的局限性。

三、沈约的《宋书》和萧子显的《南齐书》

（一）沈约与《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