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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常生活中的汉俗与胡风（第2页）

陶持剑男俑（北魏）

体衣，又称衣裳。汉人刘熙在《释名》中称：“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这里的衣只是指上衣，而裳虽然是下衣，却不是今天的裤，而是裙。《说文解字》称“裳”与“常”通用，“常，下帬（裙）也。裳，常或从衣”。

笼冠俑（北周）宁夏固原出土

文官俑（北周）宁夏固原出土

下体之衣，贴肉穿的叫裈，犹今之短裤。过膝的叫袴或绔。袴与今天的裤不同，无前后裆，类似今日幼童穿的开裆裤。《释名》：“袴，跨也。两股各跨别也。”当时的汉族人为什么要穿无裆裤？这是因为外衣穿裳，不利于上厕所。人们必须要解开一层又一层的带，才能排泄。正因为穿无裆裤，所以时人才视箕踞而坐为无礼。

与汉人衣裳之制不同，游牧区的少数民族穿的是胡服。胡服与汉人服装的差别是：左衽、短衣窄袖、合袴和系革带。汉人及先民华夏人皆习惯以左襟（衽）压右襟，在右腋打结，故称右衽。而胡人相反，故曰左衽。汉人服装特点是衣身和袖口宽松肥大。而胡人则穿紧身短小窄袖之服，是因为它有利于骑马射箭。合袴是死裆裤，同样为适应气候寒冷以及马背生活而设计制作的。革带是系在胡服外的腰带。革带上有许多带钩，用于调节松紧。另外还附有很多小带，下端拴环，用以随身佩系刀子、打火石和皮囊等物。这些小带称为蹀躞。

足衣包括鞋具和袜具两种。

持刀陶俑（西晋）湖南长沙出土

包金神兽纹铁带钩（北魏）1983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出土

（二）头饰、面饰与佩物

“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织成履（十六国前凉）1964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佩饰，是为美化衣服或人体**部分，对其所进行的修饰或附加的装饰物。

头饰分为发式和发上饰物两类。

金龙佩饰（北朝）

1981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出土

妇女发上的饰物有步摇、簪、珥、珰、擿等名目。步摇是有垂珠的金玉首饰。《释名》：“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也。”南朝有很多人作过咏步摇的诗。根据文物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它的形制一般以金为凤，下有邸，前有笄，缀五彩玉以垂下，行则动摇。簪是固发兼装饰用的笄，由金、玉等原料制成。珥，本为悬瑱，是由发上坠至耳际的链状装饰物。珰与珥不同，“穿耳施珠曰珰”[55]。它是汉族妇女仿效南方少数民族妇女的饰品。擿即梳篦，除梳发功能外，平时插在发上也作为饰物。华胜则是一种雍容端庄做成花形的发饰。

面饰大致可分为傅粉、涂脂、贴钿、点唇、画眉等项目。

傅粉饰面的风俗，在反映西周社会生活的文献中就已出现。到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产生了脂、粉、膏、泽等一系列化妆品。魏晋南北朝时期，傅粉饰面并不是女子的专利。曹魏时，男人傅粉为上层社会一大风尚。曹植会友，“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56]。南朝后期，名门世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57]。当然，妇女的面饰远比男人丰富，且不断花样翻新。桃花面，又叫红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习见的妇女面饰手法。施粉于面，以求白晳；施朱于颊，若欲桃花。两晋南北朝又流行额黄妆，女人在前额发际之间涂黄粉，或以黄粉在眉心画新月形，故又有鸭黄和月黄之名。靥妆，是用各种脂粉在两颊或眉心处点搽一定形状或花纹的面饰，图形有的似星，有的似月，有的似钱；颜色有的用黄，有的用黛。花钿，则是用金、银、珠、翠及其他材料加工成薄片，再剪成花卉、鸟、蝶等形状，贴在额头、眉心或两颊以为妆饰。《木兰辞》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花黄即为花钿中的一种。点唇，一般都施朱，后来也有以乌膏注唇的。修眉是面饰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女人眉长得不好，多剃去，另用黛笔画上所需的眉形。《释名》：“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当时的眉样很多，其中以八字形的愁眉一度最为流行。

金指轮（北周）宁夏固原出土

马头鹿角金饰件（北朝）

1981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出土

佩物主要有佩玉、佩刀、佩囊、佩觿等名目。佩玉是华夏人的遗风。玉又分为环、玦、杂佩等。环是圆形玉，玦则缺一块，杂佩是由丝绳拴着的一组玉。佩刀、佩剑，原为自卫武器，后则演变成一种显示特权地位的礼器。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臣勋贵，特别权臣往往享受“剑履上殿”的荣耀。这种剑“有刀形而无刃，备仪容而已”。西晋“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亦用蚌、金银、玳瑁为雕饰”[58]。佩囊是悬于腰侧带上的鞶囊。《晋书·舆服志》讲：“鞶，古制也。汉世著鞶囊者，侧在腰间，或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紫囊盛绶也。”武将多用虎头鞶囊；文官则是紫色囊，用装奏章文卷，故有“荷紫”之称。西晋时荷紫则“缀之服外，加于左肩”[59]，是后代衣服上口袋的原始形态。佩觿是一种骨角制的锥形物。此外，佩饰中还有香袋、刚卯之物。所谓刚卯，也称双印，是用金、玉、桃木制成的印符，上面有铭文，佩之用以避邪驱疾。胡人蹀躞所挂之物，也是一种佩饰。汉族人后来模仿之，发展成为所谓“蹀躞七事”，即蹀躞上必备的7种佩物：佩刀、手巾、算袋等。

（三）魏晋南北朝服饰生活中的文化现象

在当时的服饰生活中，有很多文化现象值得注意。这里只择要介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递美感。

汉人韩婴在《韩诗外传》里讲：“衣服容貌者，所以说（悦）目也。”悦目，自然是给人以美的享受。服饰，就是人们展示美的一种手段。

服饰如何展示美，首先要通过色彩。先秦时期人们服饰色彩非常绚丽多彩。然而随着统治者服饰等级制度的严格化，汉族下层男子的服饰色彩逐渐单调。《太平御览》卷八七四引晋人挚虞《决疑》：“古者男子皆衣彩，有故乃素服。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今唯朝廷五服用彩。”但是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服却不遵此制，在他们那里朝野“朱紫玄黄，各任所好”[60]，“丈夫好服彩色”[61]。对比男装而言，妇女服饰的色彩一直比较鲜艳，除色彩外，服饰美还体现在样式上。仅就当时的深衣而言，其形制变化就很多，如衣领有直领、方领、交领等；其裁剪方式又分为直裾式和曲裾式等；衣袖有长袖、广袖等。

人们在设计与制作服饰时，同样可以得到美的享受。南朝有两个皇帝，皆治国无术，终于导致杀身之祸。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之所以不务国政，据《南史》记载，原因之一都是迷恋服装裁制。刘宋后废帝刘昱“凡诸鄙事，过目则能，锻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南齐废帝萧宝卷喜好杂伎，“担幢诸校具服饰，皆自制之，缀以金华玉镜众宝”。为了使服饰漂亮，萧宝卷还要百姓贡纳野鸡毛、仙鹤氅、白鹭羽毛等。至于妇女在进行面饰、头饰时，更是充满了美的自我陶醉，反映这类情趣的诗文很多，不胜枚举。

时髦之风，古来有之。在诸多时髦中，人们首先注意的是追求服饰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服饰美的追求往往从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风气。

其二，男女倒易服饰，也是人们追求美的一种方式。曹魏时玄学家何晏长得漂亮，特别喜穿女装。受他影响，男穿女装，风靡一时。更多的还是妇女穿男装。《晋书·五行志》讲：“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至太康初，妇人屐乃方头，与男无别。”又讲：“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这是以军人兵器做装饰品的例证。

其三，标新立异。服饰的发展，往往由标新立异而起。木屐的卯，“齿皆达楄上，名曰露卯。（东晋）太元中忽不彻，名曰阴卯”[64]。汉代，“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65]。然而到孙吴时，“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西晋武帝时一变而为“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东晋初“为衣者，又上短，带才至于腋”；到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尚，舆台成俗”[66]。葛洪评论当时风气说，“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勿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67]。又讲，“俗之服用俄而屡改，或忽广领而大带，或促身而修袖，或长裾曳地，或短不蔽脚”[68]。

第二，盛行胡服。

汉族传统服装是上衣下裳，而胡服是裤褶服。所谓褶，就是短外衣。《急就篇》注：“褶，为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裤则是死裆裤。十六国北朝，裤褶服在北方广泛流行。东晋南朝虽然抵制胡服，但是也受到它的影响，只是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汉族传统的衣冠制度。比如南人将褶的袖加大，把裤的管加肥，遇有急事，把裤管扎紧，既合礼仪，又便于行动。

胡服在汉地盛行，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属于外来文化，对华夏人有一种新鲜感。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胡服具备很多汉族服装所不具备的优点：既适于骑射，又利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裤子死裆，不但保暖，而且不易露丑。[71]

第三，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服饰生活强烈地反映着政治等级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例外。统治者要求社会成员必须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来穿戴衣服和佩戴饰品，在形制、质料、图案花纹以及色彩上皆有严格的规定，不得逾制，违者处罪。不但帝王唯我独尊，不许臣民仿效；百官服饰，禁止庶民服用，而且同为官吏，大小等级不同，也有严格的定制；即使同一人，不同场合服饰也有区别。各代史书中的舆服志，都详载了当时政府以法令形式所规定的各色人等的标准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