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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理性文化诞育的诸子散文（第2页）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段对话，生动形象，语气逼真，从宣王不忍杀牛衅钟证明他有“保民而王”的基础说起，说明宣王能不能“行仁政”问题在于他主观上“为”与“不为”，使对方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他设下的圈套。最后作者使用一连串的排比反问句揭露齐宣王之大欲，“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煖不足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铺张扬厉，咄咄逼人，使齐宣王无法辩解。

孟子不但善设机彀，先纵后擒，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和幽默的故事深入浅出地阐明自己的思想，有些地方虽不免流于浮夸和强词夺理，但说理性极强，明显地反映出百家争鸣激烈竞争影响下的辩士特色。《孟子》散文中比喻的方式非常多，有的用浅近的寓言，有的用幽默的故事，有的整段用比喻，有的全章用比喻，其著名者如“鱼，我所欲也”、“揠苗助长”、“齐人乞墦”等都是千古流传的名段。以“齐人乞墦”为例：

这个显然是虚构的故事，从“良人”对妻子的夸口，到妻子的怀疑追踪、真相败露，到妻妾的羞愧哭骂和“良人”无耻的继续欺骗，辛辣地讽刺了那些无耻的钻营富贵利达的人物，“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深刻地反映出《孟子》以比喻阐说事理的写作特色。

《孟子》的文章气势充沛，语气也极为逼真，有很多接近口语。如：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类句子，或气盛而言直，或生动而有风趣，语气自然流畅，非常生活化。这说明《孟子》散文虽然还没有脱离语录体，但比之《论语》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孟子》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宋古文家大都喜爱《孟子》。如韩愈就深受《孟子》的影响，“韩文简古，一本于经，亦学孟子。”苏洵也对《孟子》的文章推崇备至。他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17]

庄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庄子》现存33篇。其中“内篇”7篇相传为庄周自撰，“外篇”15篇、“杂篇”11篇，相传为庄子门人及后学所著。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与老子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即老聃和孔子同时，但现存的《老子》一书，可能是战国时人所作。《老子》是用韵文写成的哲学著作，具有散文的特征，也深蕴着朦胧的诗意。《老子》语言精练、形象，喜欢用对句，具有很强的节奏感。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生活在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但他的理想却是回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庄子比老子更加倒退。他憎恶现实的一切，又感到无能为力，也反对任何人为改造现实开治世良方。他讥讽儒家的到处奔走说教，认为处世之道只能“安时处顺”，听其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实行“使民无知无欲”的愚民政策。《庄子》的“无为”则更进一步否定一切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认为“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斗衡折，而民不争”，反对一切人为的改造社会的措施，主张退回到人类最“素朴”社会中去。

《老子》认识到事物都有矛盾着的对立面，同时也看到了矛盾的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些思想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庄子》则强调事物的相对性，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认为万物的是非、善恶、大小、寿夭都一样，从而抹杀了事物的差别和界限。他认为各家学派的争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没有是非可言，也没有客观标准。基于此，他认为事物是不可知的，人类也没有认识事物的必要。《齐物论》中有一个庄周梦蝴蝶的寓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在这则寓言中，他连是庄周梦中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为庄周都弄不清了，因此所谓的“齐物”，只能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庄子》幻想忘掉现实世界和自己，消除物我对立，以达到“无己”、“无待”超乎时间和空间的绝对精神自由。这种“逍遥游”的思想，是没落阶级要求精神解脱的表现。其实他所谓的超脱于一切事物之外的“无己”，也不过是为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保住自己。

《庄子》对社会的某些方面也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批判，如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尖锐地揭露了统治者仁义道德的欺骗性，表现出道家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的情绪。

《庄子》散文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构思宏伟，想象奇妙，汪洋恣肆，变化万端。语汇也丰富多彩，笔锋运用自如，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如著名的《逍遥游》写鲲鹏在广阔天地间遨游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