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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6页）

除了以上的农事诗、战争徭役诗、爱情诗，《国风》中还有少量的怀旧诗和讽刺诗。怀旧诗指对已逝去的父母兄弟、配偶之外的旧人或往昔生活的追悼和怀念：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秦风·黄鸟》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王风·黍离》

《黍离》的作者来到过去的都城，但见荒烟蔓草，断壁残垣。想起当年的繁华，目睹今日之萧瑟，伤时忧国，悲从中来，不由得也想到自己忠君爱国反遭嫉妒的不平。

《国风》中的讽刺诗大多是农民或下层贵族对封建贵族贪婪暴戾的讽刺或诅咒，有较强的思想性：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魏风·伐檀》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魏风·硕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鄘风·相鼠》

《伐檀》质问“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君子”为什么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硕鼠》把剥削者比作贪婪无耻的大老鼠，幻想能到一个没有剥削的“乐土”上去生活。《相鼠》则更进一步，把腐朽糜烂的剥削者比作连可憎可鄙的老鼠都不如的东西，诅咒他们赶快去死。这种积极面对现实的态度酝酿着人民的反抗情绪，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农民的觉醒，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重要的资料。

三、《诗经》的艺术成就

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其广泛的创作题材和丰富的生活内容向我们展示了殷周社会的历史风貌，成为我们认识殷周社会的一幅立体画卷。在文化精神和艺术创作上，《诗经》也以它源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族伦理观念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创造出体裁优美、艺术技巧高超的抒情诗歌，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后世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艺术的典范。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无论是《国风》，还是《雅》、《颂》，各类诗歌中都体现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对农业的崇拜与眷恋乡土的情思。《诗经》的伦理情感相当浓烈，这是跟商周宗法农业社会的宗法观念分不开的。人伦之爱、宗国之爱，是伦理观念，也是政治观念，因而《诗经》中体现孝悌、忠信、爱国爱家内容的诗篇特别多。《诗经》的诗作，大都是以诗歌来再现自己的现实生活、以现实生活的素材为基础来反映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的。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战争、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农事蚕桑、婚嫁、娱乐，都成为《诗经》描写的对象。因此，从内容上说，《诗经》又是一部反映商周生活的百科全书，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商周社会的各个侧面。

从创作艺术上说，《诗经》的出现在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上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诗经》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为后世抒情诗歌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诗经》之前，中国古代的原始歌谣是谈不上人物形象的塑造的，甚至可以说还不曾出现过独具性格的人物。《诗经》则不然，翻开《诗经》，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有贵族封建主，也有一般平民；有刁钻贪婪的狗腿子，也有老实质朴的农民；有负心男子，也有痴情妇女；有行役游子，也有闺中思妇。他们组合成一幅生动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商周社会的精神风貌。

《诗经》中的人物塑造，有以下几种方式：

1．通过简要的事件叙述或人物活动场景的描绘来塑造人物，以精炼的语言刻画人物的形象特征。

如：《卫风·氓》通过作者与氓从相识、结婚到反目整个过程的简要描述，塑造了“氓”这个负心男子的形象。他在婚前假装诚实，“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结婚时也“信誓旦旦”，但结婚以后，女子所有的财物到了手，他就“二三其德”，“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露出凶黠的嘴脸。语言非常简练，但写形传神，又非常深刻。又比如《大雅·生民》，自始至终都围绕着后稷的“神异”来写。第一、二章写后稷诞生的“神异”：姜嫄“履帝武敏”而怀孕、生子。第三章写后稷诞生后的“神异”：“寘之隘巷”，牛羊给他喂奶；“寘之平林”，正赶上有人来伐木，把他救起；“寘之寒冰”，鸟儿张开翅膀来保护他。第四章写后稷幼时艺农的“神异”；第五、六章写他对农业的贡献；第七、八章写他率民祭祀、沟通人神。这样，人“神化”，神“人化”，人神结合，一个既有人的勤劳、智慧，又有神的灵异的超凡人物就矗立在我们面前。《小雅·宾之初筵》通过筵会开始时贵族们“温温其恭”、“威仪抑抑”的形象和他们酒醉后“载号载呶”、丑态百出的场面进行对比描写，揭露他们道貌岸然的“君子”相，亦庄亦谐，虽用笔不多，但给人的印象很深。

2．通过外貌描写和心理描写塑造人物的形象特征，同时以简单的议论画龙点睛，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诗经》以抒情为主，但也很善于以精炼的语言刻画人物的外貌，通过外貌描写来塑造人物的形象。如《卫风·硕人》，写庄姜“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由静态面容到动态的顾盼，写得非常传神，向来为人称道。《诗经》的心理描写也颇见功力，如《卫风·伯兮》以一个居家妇女的口吻，吐诉对出征丈夫深切的思念。第一章以丈夫形象之美，显示自己思念之深；第二章以自己“首如飞蓬”之丑，显示自己思念之苦；第三章以主观愿望与现实的矛盾，显示自己思念之坚。辞真意切，如泣如诉，感情细腻，表现出对丈夫的无限忠贞和爱恋，可称为闺怨诗之首。

3．《诗经》亦善于借景起兴以烘托人物或借景抒情。

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极力描写桃花鲜盛，以烘托新娘的美貌；《秦风·蒹葭》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起兴，烘托主人公追求意中人而不见的空虚和惆怅，写得都极有意境。其余如《邶风·谷风》以“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起兴，暗示将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王风·君子于役》以家畜家禽傍晚归来的景象衬托女主人公倚门伫望归人的悲伤心境，写得都朴素洁静而感人至深，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诗经》的艺术成就，不仅表现在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上，也表现在它高超的创作艺术技巧和语言艺术技巧上。

前人研究《诗经》的著作中，常常谈到“赋、比、兴”的创作手法。《周礼·春官·大师》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据宋人研究，“赋”就是直陈，“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就是比喻，“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借物起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11]。前人归纳的这几种创作表现手法，基本上可以概括《诗经》大部分诗篇的创作情况。《雅》、《颂》史诗多用“赋”，直陈铺叙，或边叙事边抒情，气魄非常宏大。《国风》“赋”用得不多，但亦有以此见长者，如《郑风·溱洧》、《豳风·七月》等。“比”、“兴”，《风》、《雅》诗用得最多，其比喻方式，“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抑于心，或譬于事”[12]，作用是为了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其著名者，如《鄘风·相鼠》、《魏风·硕鼠》以老鼠比喻统治阶级的贪鄙，《卫风·氓》以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比喻夫妇爱情的变化，《邶风·终风》以既风且暴的恶劣天气比喻暴虐和喜怒无常的丈夫，都极被后世称道。“兴”的使用最为引人注目。《诗经》的起兴有两种：一是借句起兴，起兴的句子和诗的内容没有多少关联，只起到开头或起韵的作用，如《小雅·采菽》的前两句“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来朝，何锡予之”即是这样的兴句。二是借物起兴，因景生情，使人发生联想，这种起兴方法在《国风》中占大多数。如上举《桃夭》、《蒹葭》、《关雎》、《谷风》等用的都是这种起兴法。这种起兴法，托物抒情，因景生情，极易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以造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亦极有益于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因为这种托物起兴的诗句往往含有非常古老的文化象征意义。以这样的诗句起兴，诗作者和欣赏者的心目中马上会涌现出一幅蕴涵丰富的意象画，全诗的思想、情韵以及兴句和全诗的比类、隐喻关系，用不着多加思索，凭着朗朗上口的韵调就能体味出来，它要塑造的人物形象亦因此而得到鲜明的表现。

除了“赋”、“比”、“兴”，《诗经》还采用了夸张、对比、借代等多种艺术修辞手法来加强抒情效果。如《王风·采葛》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来夸张思念之情切，《郑风·子衿》用“青青子衿”来代指自己的情人，《小雅·北山》以“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的对比手法写王事的不公平，准确、鲜明、生动，有些语句至今还活在人民的语言中。

《诗经》中运用大量的重言或双声叠韵形容词来摹声绘形，也大大加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音乐美，增强了诗歌的感人力量。《诗经》中这样的形容词很多，叠字性的重言如“粼粼”、“迟迟”、“肃肃”、“依依”、“霏霏”，双声如“参差”、“蔽芾”、“辗转”、“黾勉”，叠韵如“窈窕”、“崔嵬”、“辗转”、“逍遥”，不但声调优美，朗朗上口，极具口语性，描摹形容的事物也极为广泛。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二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诗经》重言或双声叠韵连绵词的大量运用，与它本身应具备的音乐音响效果有很大关系。“伐木丁丁，鸟鸣嘤嘤”、“鼓钟锵锵，淮水汤汤”之类，“丁丁”、“嘤嘤”、“锵锵”、“汤汤”本身就是伐木声、鸟鸣声、钟鼓声、流水声的摹绘，这些摹声绘形词和二节拍四言诗的节奏结合起来，构成了《诗经》自然的韵律美，它重章迭唱的演奏形式和不同章节中丰富多彩的中心词变换，构成了《诗经》独特的语言风格，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和文学语言的锤炼，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总之，《诗经》的出现，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传统，也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语言基础和艺术原则。《诗经》过去被尊为“经”，这是不正确的。但是，“风”、“雅”作为纯朴、严肃的文学创作原则，作为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精神，它给予后世文学的灌溉却是无穷无尽的。历代文学家常常以“风”、“雅”相号召来反对当时文坛上的形式主义倾向即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诗经》创作也有消极的一面，如《颂》、《雅》中有些作品是属于庙堂文学和宫廷文学性质的，后世封建文人把这些继承下来，常常搞一些以歌功颂德为目的的郊庙歌、燕射歌及极尽浮夸的赋、颂、铭、诔之类，粉饰太平。不过，这不是《诗经》的主流，也不是“风”、“雅”的主导精神。